第一章 北宋時代的風雲際會
第二節 北宋時期科舉的三次重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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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上德皇帝。在保存道教經典方面，有天禧三年(1019)編成《大宋天公寶藏》一 書，張君房又歸納要義，撰成《雲笈七簽》。此後的宋朝皇帝依然對道教興趣盎 然，追封等依然不減。依此，宋代盛行的道教流派在日後發展出了天師道與全真 道兩派，各在兩宋時代發光發熱。
宋代三個皇帝對於儒家思想及其各方面的提倡，使得天下的讀書人皆想來汴 京謀得一官半職，實現自身對於王朝帝國的政治治理理想。另一方面，宋代皇帝 不禁止其他學術的發展，使得知識份子能廣泛閱讀書籍，且不會被一家思想所侷 限。這樣的學術風氣，一直延續到了王安石時期，學術思想跟實際政治作為緊密 連結，產生了利害關係，才有了另一種型態的轉變。
第二節北宋時期科舉的三次重要改革
真宗皇帝雖然在在位期間把孔子儒家提升到一個高度，但其他的所作所為卻是荒 唐，如偽造天書，封禪泰山，大修道教宮殿，對人民造成極大的負擔。而底下大 臣也有勸阻者，但無法阻擋真宗皇帝的決定。上有不正，帝王制中君王所代表的 作用關鍵，君王施政不當，則國家必然會慢慢產生問題。
在科舉方面，宋初三個皇帝大量吸取人才，但經歷了幾十年，國家官員的名額已 經達到飽和。於是科舉等一系列的國家改革，成為了宋代接下來的幾個皇帝所要 面對的事情。所以仁宗皇帝即位，開始「三次重要的改革 19
19本文據陳植鄂先生在其書《北宋文化史述評》中所提到的觀點，在宋代科舉考試上自宋初到王
安石時期有三次重要的科舉改革，頁 79。
」的第一次。北宋科 舉重要改革有三次，一是仁宗天盛年間的兼以策論以升降天下士；二是仁宗慶曆 年間的進士重策論和諸科重大義，參與的士大夫們有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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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的改革，罷詩賦、貼經、墨義，專考策論和大義。
宋代科舉考試的內容依據《宋史‧選舉志一》：「凡進士論詩、賦、論各一首，策 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可知諸科的主要考 試項目帖經，墨義。詩、賦、論並稱「三題」，但北宋前期所重視的是詩，如端 拱元年(988)放榜以後，榜議鋒起，太宗意有遺賢，分三日複試下第進士，所出 試題僅詩一首，五月十七日是《暑樂頒冰》、制八日是《冰壺》，十九日是《夏雨 幡萍》，並不取一般殿試詩、賦十三題的常式。
《長編》卷六十八，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癸未條又載：「(參加政事)馮拯 曰：比來省試，但以詩、賦進退，不考文、論。江、浙士人，專業詩、賦，以取 科等。望令于詩、賦人內兼錄考策、論。20」上然之。真宗皇帝採納了馮拯的意 見，並以詔令正式的頒布。《長編》卷九十，天禧元年(1017)九月記事：「右正言 魯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進士兼取策、論，諸科有能 明經者，別與考校。可申明之。21
己未，詔禮部貢院比進士以詩賦定去留，學者或病聲律而不得騁其才，其
」
宋初大抵而言是延續唐代的科舉考試形式，所以重視詩論。詩有一傳統的看法是 詩能言志。詩除了能展現個人的想法外，另一部分也能反映各地民間的情況，所 以重視詩是有一定的道理在。在科舉考試使之成為僵化，剛開始還未有這問題但 幾十年後人人為了考取，拼命專研詩的格律押韻等反而喪失了原本的意義，仁宗 皇帝期間就發現了此問題，所以進行科舉改革。仁宗皇帝在位期間就有二次科舉 改革，我們先來看天聖年間科舉改革。
20《續資治通鑑長編》，頁 1522。
21《同上》，頁 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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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篇一軸。上先命中書錄中庸篇，令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 使反覆陳之。26
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
仁宗皇帝為何會突然給出〈中庸〉讓臣下等詳讀，不得而知。但皇帝有命，上有 所好，下必效之，風動於上，波振於下。此後儒家典籍越來越多出現在科舉考試 題目上，傳統儒學文化漸漸復興。又科舉改革，重視策論，學子的思想論調與時 代的精神也開始朝向積極方面努力。而〈中庸〉至此開始受到廣大的重視，之後 的有名學者無不精讀〈中庸〉，並用〈中庸〉來解決現實或是思想上的問題。至 此研究幾十年後，理學興起，仁宗皇帝這項舉動，是為以後帶來深遠的影響，這 在思想歷程不可不忽略於此。並不可扭曲，認為是理學家們自身所發現，在他們 發現之前就有此段歷史存在。
第二次重要科舉改革
天聖八年這次的科舉第一名正是歐陽修。第二次科舉改革也正是由歐陽修起 草，在仁宗慶曆四年(1044)三月，范仲淹任參加政事後的第八個月中。頒布了新 的科舉制度。而在慶曆三年，仁宗令兩制詳議進試所詩賦、策、論先後。當時提 出的主要意見大抵有三條與科舉較相關。范仲淹於是於慶曆三年九月做《答于昭 條陳十事》疏(以下簡稱《十事疏》)，十事疏裡有十項改革主張：明黜陟、抑僥 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這 裡專談精貢舉一項，資錄相關片段如下：
26《續資治通鑑長編》，頁 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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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通經旨。……內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校精。臣謂 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杆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 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以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 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
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于知舉 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 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27
第三場詩賦華，將存留策，論卷子上與詩賦通考定去留。合格荐名者，出榜 告示。
實際的操作的情況，可見於《宋會要輯搞‧選舉》三之二十七，《祥定貢舉條制》
片段，相互參造來看，把握住其第二次重要科舉改革內容。
(省試)進士試三場，並依舊封彌、謄錄。先試三道，一問經旨，二問時務；
次論一道，次詩賦各一道。舊試帖經、墨義，今併罷。
初場引試策，先次考校。內有文辭鄙惡者，對所問不備者(謂十事不對五以上)，
誤引事跡者(謂十事誤引五以上)，雖能成文而理解乖謬者，殺犯不考式者，凡此 五等，並更不考論。
次場論，內有不試題者，文辭鄙惡者，誤引事者(十事誤用三以上)，雖成文 而理解乖謬者，雜犯不考試者，凡此五等，亦更不考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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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策論是放在第三道，現在取士標準把它放到第一道，也是越來越重視策 論的實際作為之一。范中淹在其〈十事疏〉中也有提到：「其考較進士，以策論 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
27《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頁 529。
28楊家駱主編，《宋會要輯本》，第九冊，台北：世界書局，頁 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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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次論一首，次實務策三道。
王安石的改革是獨留策論，其餘的廢除。所以詩、賦、明經等科通通不列入科舉 考試項目。除此之外王安石還新增大義，大義是考對經典的掌握，熟悉度與義理 思想。改制後，分為四場考試，其順序是：第一場考本經大義五道，第二場考《論 語》、《孟子》大義各三道，第三場考論一首，第四場考時務策三道。第一、二場 考大義，三場考論，最後考策。這樣的做法說明了，大義是全體貢生所要考的項 目。此次科舉改革的做法是把聲律轉成議論並是以策論代替詩賦；墨義為大義是 從記誦經典的方式改成對經典的義理詮釋。這樣的方式也暗合了自天聖以來的科 舉考試所要的方式與目的，思考經典義理的方式漸漸的成熟起來，最後到王安石 成功並集大成，功不可沒也。另一方面這也代表了宋代學術風氣的形成，且是對 漢代學術章句訓詁之學的勝利。
王安石對此次的改革的目的，可以說是把義理的強調所發揮出來。當新制考 試第一次結束後，宋神宗非常的滿意，說：「今歲南省取多知名舉人，士皆趨義 理之學，極為美事。32」王安石對曰：「舉人對策，多欲朝廷早修經義，使義理歸 一。33
作為重視經典義理與個人思考的科舉方式，其原先的科舉讀本已不能因應新的科 舉制度，於是神宗熙寧八年，王安石等人做《三經新義》，《周禮》、《詩》、《書》
三經義(即《三經新義》)。統一科舉考試的讀本。此著作的大成是依靠了許多重 要的力量所達到，其一是王安石本人具有其他北宋大臣所無法相比的宏大氣魄和
」士皆趨於義理之學，這件事情為中國整個學術的大變化，宋中期後在整 個學術史中代表宋朝的學問，宋朝學術的黃金時期即將到來，王安石、蘇軾和後 起的北宋五子等人物都在此時代開始發光發熱。
32《續資治通鑑長編》，頁 5917。
33《同上》，頁 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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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地位，其二是宋神宗對王安石無條件的支持，兩者合一遂有相當雄厚的政治 力量。加上天聖以來的學術風氣形成，義理之學不斷成長壯大的歷史趨勢。公眾 文壇的開放有了群眾基礎和學術儲備。如嘉佑年間歐陽修以文壇盟主、學界泰斗 而莅科場為座師，歐陽修上〈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發布這個活動加上 其他等等公開的學術活動，累積起龐大的學術力量。最先是由北宋科舉改革推動 了宋代學術的成長，宋代學風確立之後又反過來給科舉考試以巨大的影響，兩者 互動互相輔助，使宋中葉成為學術的輝煌時代。
王安石的科舉改革是其熙寧變法的一部分，頒布《三經新義》與《字說》，其目 的在為新法作注腳，一面託古，一面釋以己意，使學有所宗，得以「一道德」；
王安石的科舉改革是其熙寧變法的一部分，頒布《三經新義》與《字說》，其目 的在為新法作注腳，一面託古，一面釋以己意，使學有所宗，得以「一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