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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會在台復會與李子寬的掌權

第三章 與戰後台灣佛教相關之活動

第三節 中國佛教會在台復會與李子寬的掌權

一、 遷台前中國佛教會的發展歷程

清末民初,中國佛教界呈現一盤散沙,再加上「廟產興學」的衝擊,使得當 時中國佛教面臨危急存亡之際。因此,佛教界的有識之士,為挽救當時佛教的頹 勢,組成全國性的佛教團體,團結全國佛教徒的力量,為此,在中國佛教會於民 國十八年(1929)正式成立之前,曾有以下之過渡階段:

(一) 中華佛教總會

民國元年(1912)一月,太虛於南京毘盧寺發起組織「佛教協進會」,以聯 合全國僧青年進行佛教革新運動,然而由於其主張教理、教制、教產的全面改革,

引起佛教界新舊派的強烈爭執與對立,為平息紛爭,倡議改組清朝時所設置的僧 教育會,合併太虛所創的佛教協進會,獲得各地支持。於是,同年的二月八日,

於上海的留雲寺召開成立「中華佛教總會」,公推寄禪法師為總會會長,設本部 於上海靜安寺,將各省縣原有僧教育會改組為分支部,擁有省支部二十二,縣分 支部四百餘,並於二月二十五日獲內政部、教育部核准備案,成為中國佛教第一 個全國性統一教會。然而隨著寄禪法師的驟逝、會務廢弛以及人事糾紛,民國三 年(1914)五月,新任會長清海法師擅自刪去「中華佛教總會」之「總」字,並 以「中華佛教會」之名義召開,然而無人蒞會,只剩下一塊空招牌懸掛於辦事處 清涼寺,「中華佛教總會」至此可說是名存實亡。

(二) 中華佛教會

民國四年(1915)十月,袁世凱政府公布〈管理寺廟條例〉,其中第 30 條:

自本條例公布日起,內務部頒行之寺廟管理暫行規則及曾經立案之佛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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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章程,一律廢止之。143

此一規定等於是強迫解散佛教會組織,改由各地方長官直接管理寺務,「中華佛 教總會」遭明令廢止,此舉使佛教界人心惶惶,擔心政府侵奪寺產的情況會更加 嚴重,遂有章嘉呼圖克圖、覺先,及南方靜波等聯名上書北京政府改「中華佛教 總會」為「中華佛教會」,以期團結全國僧尼,更向眾議院陳情,並得到通過請 願案。144民國六年(1917)「中華佛教會章程」獲准通過,並於上海成立籌備處。

無奈的是,國會解散,上述努力遂成泡影。民國七年(1918),段祺瑞的北洋政 府以查舊案與〈管理寺廟條例〉相牴觸為由,再次下令解散「中華佛教會」,至 此,中國佛教界又陷入無團結組織的不利局面。

(三) 中國佛學會

自「中華佛教會」解散,此後的十餘年間,佛教界暫無中央級統一的組織 存在,不過全國各地持續有地方性的佛教團體成立,如武漢佛教會、北京佛教會、

河南佛教聯合會等,顯示佛教界在各地方都相當蓬勃發展。民國十七年(1928),

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全國統一,然而各地仍不斷傳出迫害佛教的事件,其中,最 大衝擊者,莫過於當時內政部長薛篤弼的「改僧寺為學校的建議」,以及中央大 學教授邰爽秋發表「廟產興學運動宣言」145,然而當時佛教尚無全國性的統一教 會可以向政府進行交涉,為此,太虛等人呈請國民政府組織中國佛教會,同年六 月,太虛曾向蔣中正表示:

佛學為世界人類最高理想之表現,其救世之精神,尤非其他學術宗教之所 及,必適應時代之思潮與國民之生活,尤可推行無阻。際此訓政伊始、百 度維新之際,最好組織一能統一僧俗兩界之佛學團體,俾收民富國強、政

143 〈管理寺廟條例〉,民國 4 年 10 月 29 日。見陳秀蓉,《戰後台灣寺廟管理政策之變遷》,附錄 頁 1-2

144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台北市: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頁 107

145 在這場宣言中,提到主張「打倒一切罪惡之本的特殊階層僧閥;解放在僧閥之下受苦的僧眾;

沒收僧閥所有的廟產,以此充作教育事業經費。」見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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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俗美之效。146

蔣中正深表認同,托人贊助洋三百元,並給太虛介紹函去面晤多位政要尋求幫忙。

因此,在蔣中正的支持下,147民國十七年(1928)七月太虛等人於南京毘盧寺,

正式成立「中國佛學會」。148

(四) 中國佛教會

然而卻在民國十八年(1929)一月,內政部長薛篤弼頒佈〈寺廟管理條例〉

149此條例相當授權行政機構得以用命令處分僧道、廢止或解散寺廟,寺廟財產 所有權屬於寺廟,由地方政府與公共團體同僧道共組「廟產管理委員會」保管,

且規定僧道人數不可過半。150此一嚴峻情勢,使全國佛教徒更感存亡在旦夕,於 是在四月十二日,謝健、黃懺華等人乃以「中國佛學會」名義,會同江浙佛教諸 山,召集十七省代表,於上海舉行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決議成立「中國佛教會」, 擬定章程,呈請黨部及內政部備案,並請修正〈寺廟管理條例〉。151而也在佛教 界的努力團結下,終於廢止〈寺廟管理條例〉,以稍較和善的〈監督寺廟條例〉152 取而代之。

中國佛教會的成立,固然是佛教界在歷經十餘年的努力下,所爭取的一大成 果,然而內部卻又陷入了權力名位之爭,當時的法舫法師曾經感慨地形容當時的 中佛會紛爭情況:

先由佛教僧尼新舊知識的爭論,轉成中國佛教徒與中央民訓部之爭,又演

146 佛教要聞,〈全國佛學會之組織〉,《海潮音》,9 卷 5 期(上海,1928),頁 1

147 佛教要聞,〈蔣總司令令警備司令陳誠遷讓毘盧寺駐軍為全國佛學會會址令〉,《海潮音》,9 卷 5 期(上海,1928),頁 7

148 原擬稱為「佛教會」,然當時蔡孑民、張靜江等認為僅以佛教會名,則參與之人士範圍過於狹 小,佛學會則能包含研究佛學、但非信佛者參與,故認為應改以設立「佛學會」為宜。見太 虛,〈中國佛學會會名說明〉,《海潮音》,9 卷 5 期(上海,1928),頁 6

149 〈寺廟管理條例〉,民國 18 年 1 月 25 日。見〈寺廟管理條例〉,《行政院公報》,17 期(行政 院,1929),頁 11-14

150 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政教關係中的挑戰與發展》(國立中正大學歷史 所博士論文,2009),頁 23-24

151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台北市: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頁 175

152 〈監督寺廟條例〉,民國 18 年 12 月 7 日。見〈監督寺廟條例〉,《行政院公報》,107 期(行 政院,1929),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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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僧伽與居士鬥爭,這樣複雜的情勢,恐佛陀再世也判不清楚!153 因此,「中國佛教會」在民國十八年(1929)到民國三十八年(1949)這一段期 間,在前期主要為以太虛為首力倡佛教改革之革新派,與江浙諸山及名流居士擁 護的圓瑛之守舊派之間的紛爭;迨對日抗戰爆發後,則演變成圓瑛所領導的「中 國佛教會」停留在上海,未隨政府一同遷移,而太虛則是與章嘉一同遷往重慶,

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與政府一同在大後方進行抗戰,積極組織與動 員戰時的救護與慈善工作,此舉不僅得到多數僧侶的支持,也獲得國民政府的認 可,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界的領導重心。也因此,在抗戰勝利後,為重新整頓佛教 工作、建立新的中國佛教制度與全國性的佛教機構,民國三十四年(1945)內政 部與社會部即指派太虛、章嘉、李子寬、虛雲、圓瑛、昌圓、全朗、屈映光、黃 慶瀾九人組成「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並以太虛、李子寬、章嘉為常務委員,

進行為期一年半的整理工作。

民國三十六年(1947)五月,戰後首次的「中國佛教會第一屆全國會員代表 大會」在南京毘盧寺召開,由於太虛於同年的三月即圓寂於上海玉佛寺,因此由 章嘉擔任理事長一職,並在會中通過章程、討論提案、整理全國僧寺制度等等,

可說是近代中國佛教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然而,中國佛教會雖然成立了,但實際 上卻面臨到經費不足、沒有會址、各地代表法務繁忙等諸多挑戰,民國三十七年

(1948)四月,理事長章嘉大師甚至曾表示總會經費困難,欲停頓會務的想法。

到了民國三十八年(1949),隨著國共情勢的逆轉,經費的問題更為顯著。在南 京陷落前,許多中國佛教會領導人物,預見未來政局發展態勢,如李子寬、白聖、

南亭、大醒等,已先行赴台,中國佛教會無形中已然瓦解,一直要等到民國三十 九年(1950),中國佛教會的在台復會,才使得這個代表中國佛教界的最高團結 組織異地重生,在台灣開啟其嶄新的面貌。

綜觀中國佛教會的發展歷程,其成立、分化、整頓的過程,實際上與國民政

153 法舫,〈一九三六年的中國佛教〉,《海潮音》,18 卷 4 期(武昌,1937),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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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也是政教雙方衝突與調適的過程。從民國初年中國佛教 界試圖建立起一全國性的佛教組織,卻屢屢受到挫敗與打擊,先有藉〈管理寺廟 條例〉將其取締解散,後有〈寺廟管理條例〉的法律枷鎖,在在都使民初的佛教 發展舉步維艱,使當時佛教界深刻體認到政府官方態度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佛教 組織的急迫性,為此,深諳此道的太虛大師,不僅大聲疾呼佛教徒的團結,積極 籌設佛教會,同時,也藉由與蔣中正的良好關係以及配合政府的施政,努力營造 中國佛教會是一能積極協助政府管理佛教的最佳人選,正如太虛所主張,中國佛 教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應維持著「不即不離、相互裨益」的相處原則。154

此外,真正在政府背後主導的國民黨,或許才是更為關鍵的重要角色,例如 中國佛教會在民國十八年(1929)成立,雖然經內政部核准備案,但一直要等到 隔年才得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批准;以及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介入中國佛教會 的派系之爭,都顯示出其對中國佛教會的運作與操控。不過,國民黨在當時的介 入也不完全順遂,面臨到新舊兩派之間的矛盾根深蒂固,以及民眾訓練部缺乏系 統考慮與周密安排,也使國民黨當局想要改組中國佛教會一案受到挫敗。155有鑑

此外,真正在政府背後主導的國民黨,或許才是更為關鍵的重要角色,例如 中國佛教會在民國十八年(1929)成立,雖然經內政部核准備案,但一直要等到 隔年才得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批准;以及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介入中國佛教會 的派系之爭,都顯示出其對中國佛教會的運作與操控。不過,國民黨在當時的介 入也不完全順遂,面臨到新舊兩派之間的矛盾根深蒂固,以及民眾訓練部缺乏系 統考慮與周密安排,也使國民黨當局想要改組中國佛教會一案受到挫敗。155有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