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與戰後台灣佛教相關之活動
第一節 接管與經營善導寺
一、善導寺的接管與經營
善導寺，全名為淨土宗善導寺，目前座落於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23 號，創 建於日治時代，昭和四年（1929）為日本淨土宗大本山知恩院派下僧人世良義成 與田村智學二師所建，原名淨土宗台北開教院。82戰後，按照當時官方處理敵產 的規定是：僧寺院及其所屬土地房屋等，在市區最初編入敎育局，其他則編入日 產管理處，之後再移交公產管理處管理，處理一切，有的移交臺僧代管，有的充 為各方暫用。83而當時的善導寺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照令接管，並指派淨土宗敘 少僧洪達超為住持。
大致上來說，日產寺院大多數建在都市繁華，交通便利之處，其所辦之各種
82 淨土宗善導寺網頁 http://www.shandaotemple.org.tw/index.htm
83 曾景來，〈日產寺院之變遷〉，《臺灣佛教》，6 卷 4 期（台北，1952），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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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事業，活潑順利，極其盛況，84當中位於台北地區的日產寺院，大約有八座，
其中善導寺佔地約兩千坪，可說是少數規模龐大的寺院建物，再加上其交通位置 優越，85除了吸引政府單位的佔據利用外，在戰後也吸引不少大陸籍僧侶的目光。
而有關善導寺的轉讓過程，在李子寬的回憶錄中提到，有一次在與曾景來訪問完 台中佛教會的火車旅途上，曾提到目前善導寺現任住持洪達超有意將寺讓出，作 為弘法之用，洪李雙方在見面之後，洪達超知道李子寬為太虛大師的弟子，又是 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便明確地表示願意讓給他。於是以一千五百萬元作為補償 住持人修理及設備費用，86隨即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十二月十三日，請台北 市佛教會理事曾景來、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委員陳德昭為證人，由洪達超住持書據，
完成點交。而當時這筆轉讓善導寺補償經費的來源，主要是由張清揚87和李子寬 負責，當時張清揚願意出一千萬，其餘五百萬則由李子寬自己出。事後，李子寬 給了仲介人五十萬元，維修寺院房屋又花了五十萬元。
取得善導寺之後，李子寬即於三十八年（1949）請大醒法師來住，洪達超及 其弟子數人仍住在寺內，照應大醒法師，《海潮音》亦在寺內發行。隔年大醒法 師因患高血壓而移錫到新竹香山靜養，善導寺無僧人住持，李子寬因此邀請大德 居士組成善導寺護法會，並任理事主席，又依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設立淨土宗共 修會。他並先後發起兩次的「仁王護國法會」：第一次是在民國三十九年（1950）
四月五日至十一日，商請當時立法院院長居正出面邀請名流巨宦一同響應參與，
法會分為二壇，由大醒法師於善導寺主經壇，智光法師於十普寺主淨壇。88前後 共舉行七天，為戰後台灣第一次的仁王法會。也因啓建法會之故，善導寺中原被 佔用之大殿得以從台北市兵役科暫時讓出，供法會使用。第二次是在民國四十年
84 曾景來，〈日產寺院之變遷〉，《臺灣佛教》，6 卷 4 期（台北，1952），頁 11-12
85 位於日治時期的樺山町，鄰近當時的台北州署（今監察院）與台北市役所（今行政院）
86 李子寬問：「有無代價？」洪說：「要台幣三千萬元。」李說：「寺廟為佛教僧團所有，不可論 買賣，只可以補償住持人修理及設備費用，我可給一千五百萬元。」洪達超慨然應允。
87 孫立人將軍夫人，又名張晶英
88 李子寬，《百年一夢記》，頁 337-338。文曰：我接管後，赴居覺生院長家，請發起啓建仁王戶 國消災薦亡法會。我將啟事擬妥請他簽署，他說過幾日來取……居院長說，建法會需款，我說 有把握，我有一千元美金公債，可向財政部設法調用…..居院長領首，其次有張岳軍先生等，
憑此可以號召，重視護國息災法會……七日法會圓滿，除開支外，尚有餘款，全數運大陸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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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三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時值韓戰期間，善導寺護法會李子寬、居正、
趙恆惕等，決議以「大陸戰亂，百姓苦難」共商啓建仁王法會，由章嘉大師主密 壇，修尊勝佛母大白傘蓋法，南亭法師主經壇，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 共舉行十四天。89
不可否認地，李子寬在接管善導寺之後，的確有做到當初洪達超願意讓出時，
所期望將善導寺作為弘揚佛法、興辦佛教文化教育之地，不僅延續佛教雜誌《海 潮音》的發行，照料著不少大陸籍的僧侶，而在善導寺發起舉辦的仁王護國法會，
一來可作為打響佛教名號，吸引眾人目光的佛教盛事，同時也藉由經典的功德回 向國運昌隆、救護眾生，作為向執政當局表達其「忠心護國」之理念，多少有助 於鞏固與保障此時佛教在政府心中的地位。
然而受到戰後百業蕭條與國共內戰波及的影響，台灣的政治與社會呈現不穩 定的狀態，連帶也使佛教界陷入艱困的處境，早在民國三十七年（1948）李子寬 來台灣時，就對當時的情況有所描述：
台灣光復後，政府對日寺產接收管理，派人住持，隨時更換，並收住持之 房地租。雖對日寺廟未有具體之處分，而漠視監督寺廟條例與不重視當地 之佛會，已可概見。現省佛會已向政府請願，發還當地佛教會管理，尚未 批回。90
加之三十八年（1949）政府正式遷台，為了安置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人及民眾，
常出現軍隊公然佔用寺廟、政府沒收廟產充作臨時辦公處和居住的所在地，不少 典雅美觀的日產佛寺，不但迅速頹敗，甚至遭到改建和變賣的情況。91也因此，
李子寬雖然接管善導寺，但實際上，仍有部分空間與寺產為當時的台北市政府兵 役科與交通大隊所佔用，雙方的摩擦日增，甚至出現原本掛在寺門前的寫著「善 導寺」與「海潮音社」兩塊木板被撤下、大醒法師被要求讓出房間、以磚石將地
89 李子寬，《百年一夢記》，頁 346
90 李子寬，〈台灣通訊〉，《海潮音》，29 卷 9 期（上海，1948），頁 253
91 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台北市：南天，1996），頁 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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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菩薩像圍堵不准禮拜，以及要將大殿的佛像搬走改造做為新兵住宿招待所之情 事，為此，李子寬藉由吳經明居士92的政界關係處理之下，使大殿得以保存，情 況稍微改善，但上述兩單位仍長期佔用而無法搬出。
民國四十二年（1953），政府公布〈地方政府接收處理日人寺廟祠宇注意事 項〉，規定凡為日人寺廟祠宇，由地方政府一律接收，並且登記保管。93在當時，
中國佛教會為了掌握教會的控制系統及保護佛教寺產，便一再請求將這些寺產發 還給中佛會並且統一管理，但台灣省政府卻突然公布由土地銀行公產代管部收歸，
引起中佛會的反彈94，當時任國大代表的李子寬提出了幾點的陳情：
日據時期的寺廟建築及法物購置，實由台灣省佛教徒所捐贈，不應將之視 為敵產而充公；而且由法律的觀點來看，〈監督寺廟條例〉中規定，寺廟 之不動產及法物非經所屬教會決議，不得處分或變更，所以應交由中國佛 教會處理，加上日據時的證明文件因戰亂而早已不易尋獲，實在難以提出 證明。95
顯示出當時政府對於寺廟的歸還態度依然不甚積極，中佛會雖曾陸續呈請政府將 佔用之寺廟歸還，但效果不彰，當時中央對寺廟被佔用的回應態度是：
內政部為駐軍使用廟宇一案，召集有關單位開會決議：由貴會選定可供友 邦人士參觀之寺廟，由國防部下令各該處駐軍及軍眷儘可能予佛教會方便，
俾能加以整理在案。96
可見政府對於佔用寺廟的情況並不重視，表示如有需「供外賓參觀」的寺廟，會
「儘可能」的給予方便，由此可知，中佛會想要真正掌握寺廟擁有權依然遇到重 重阻力。
民國四十七年（1958）五月，中國佛教會曾經具呈國民政府蔣中正，請求發
92 吳經明居士，為當時擔任台灣省主席吳國楨之父，要求吳國楨書信給台北市市長吳三連，為 此事做一處理。
93 1953 年〈地方政府接收處理日人寺廟祠宇注意事項〉第 2 條
94 陳秀蓉，《戰後台灣寺廟管理政策之變遷》，頁 53
95 李子寬，〈為處理日僧寺產進一言〉，《海潮音》，34 卷 12 期（台北，1953），頁 2
96 陳秀蓉，《戰後台灣寺廟管理政策之變遷》，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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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善導寺，交現住持整理，但真正較具影響力的，其實是同年五月十五日，李子 寬親自晉謁蔣中正，請求發還善導寺，以做為佛教活動，接待外賓之用。97五月 十七日，隨即接到總統府四七臺統（一）智字第二〇五九號黃副秘書長伯度函：
奉交下臺端面呈 總統報告，請飭臺北市政府兵役科，交通隊警察隊遷出 善導寺交住持修理，接待外賓瞻禮一案，奉批「應可照准」。業經代電台 灣省政府周主席98轉飭遵辦，特此奉達，即請察照。99
接著內政部於四十七年（1958）六月二十五日函中國佛教會：
查本省臺北市善導寺為各機關駐用一案：本府前奉 總統府秘書長四七臺 統一智字第三八六四號代電，以奉 總統交下李基鴻五月十五日面呈報告，
善導寺八年來，所辦佛教文化宣傳情形，並稱接待日本、泰國、菲律賓、
緬甸及美國各佛教來賓，善導祇一大殿，幾間寮房，懇令黃啓瑞市長飭兵 役科、交通警隊遷出，交住持修理，接待外賓瞻禮。100
從上述的過程可發現，善導寺的請求，實際上所需程序非常繁瑣且時間冗長，
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各個機關都要行文核辦，而得到蔣總統的「應可照准」， 成為最有力的通行證，但若沒有如李子寬般的身份地位，能向總統面呈請求，那 善導寺的交還大概就遙遙無期了。
之後，台北市政府兵役科奉令交還善導寺，但實際上歸還的情況，可以藉由
之後，台北市政府兵役科奉令交還善導寺，但實際上歸還的情況，可以藉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