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與佛門人士的互動
第一節 與台籍僧侶的互動
戰後初期的台灣佛教發展，主要有兩大主導的力量，一是剃度出家的僧尼，
而另一股重要的力量是居士，在當時風聲鶴唳的威權統治時代，居士的身份不像 僧侶般需遵守種種清規戒律，而是與世俗事務多有接觸，再加上當時許多代表性 的居士往往都擁有黨政高層的身份，在戒嚴時期統合主義之社團組織體制下，他 們往往成為國民黨控制和動員宗教信徒的中介，致使其在當時的佛教界中具有相 當多樣的影響力與主導性。這樣的情形，雖是時勢所造就，然時間一長，涉入佛 教事務過深，反客為主的態勢也會在僧侶心中引起反感。民國三十九年（1950）
中國佛教會的在台復會，作為當時台灣佛教界的最高領導中心，身為黨國要員之 一的李子寬擔任第一屆常務理事，在中佛會的初期可說是大權在握，然隨著許多 大陸籍僧侶也逐漸來到台灣，見到中佛會的大權旁落於一名白衣居士，再加上傳 統佛教觀念上僧侶與居士的身份之別，以及自民初以來的派系之分，都容易使大 陸籍僧侶與李子寬的關係呈現緊張的局面，例如印順、樂觀、默如等諸法師，在 李子寬生前時有著不少的合作關係，也因為瞭解到如果沒有李子寬這一號黨政人 物的護持，想在台灣佛教界順利地發展，並非易事。但在李子寬離世之後，從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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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陸籍僧侶的回憶錄中，都可以看到對李子寬的不滿與批評。
相較於大陸籍的僧侶對李子寬的態度呈現兩極，台籍僧侶的態度就比較不 這麼明顯，一方面對於李老的黨政身份較為尊崇；另一方面，除了少數在中佛會 中擔任台籍理事代表外，與李子寬長期接觸的機會並不多，諸多事務亦需仰賴其 幫助與護持，利害關係的衝突也就沒這麼明顯。有關李子寬與台籍僧侶最早的合 作關係，是在民國三十七年（1948）來台經商時，曾相繼拜訪了台北東和寺的心 源法師、中壢圓光寺的妙果法師、五股凌雲寺的覺淨法師、台中佛教會館的德林 法師等等，245很特別的是，當年由台灣省分會所發行的《台灣佛教》期刊中的「詩 壇」一欄，出現了〈李子寬先生來臺賦詩贈之〉、〈賦贈了空居士李子寬先生〉、〈賦 贈國民黨基層幹部先輩李子寬勳猷赫赫詩以誌喜〉等多達十二篇的歡迎詩文，246 足見臺灣佛教界對於李子寬之名並不陌生，甚至期許他能領導佛教界有一番作 為。
同年，李子寬即以總會代表的身份，出席台灣省佛教會的第三次理監事聯席 會，並受聘草擬創辦「台灣佛學研究院」計畫，根據李子寬的構想是：
省佛會第三次理監聯會，已決議成立台灣寺產清理委員會，并擬辦台灣佛 學研究院，正式起草章則，分別進行，子寬當力贊其成。如佛學研究院成 立，擬請芝峰法師來台主教；并請妙欽法師為助，因其嫻熟台語也。247 可見李子寬在台籍人士的心中頗有份量，並肯定他的領導能力，只可惜的是，
礙於時局的動盪與經費的不足，創辦佛學院的構想最終沒有實現。不過，李子寬 對於學僧教育的支持，也讓台籍僧侶看在眼裡，因此後來新竹靈隱寺的無上法師，
創辦「台灣省佛教講習會」，當時因大醒法師的臥病而無法出任，於是特別商請 李子寬邀請演培法師來台接辦，演培法師任教半年之後，又因經費的問題，使得 講習會中的女眾部停辦，但男眾部的部分，則是在李子寬的護持下，遷移至台北
245 李子寬，《百年一夢記》，頁 333
246 詩壇，〈李子寬先生來臺賦詩贈之〉、〈賦贈了空居士李子寬先生〉、〈賦贈國民黨基層幹部先輩 李子寬勳猷赫赫詩以誌喜〉《臺灣佛教》，2 卷 11 期（台北，1948），頁 14
247 李子寬，〈台灣通訊〉，《海潮音》，29 卷 9 期（上海，1948），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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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導寺繼續上課，並負擔起一切費用。248最後，十二名的學僧終於完成三年的 課程，於民國四十五年（1956）十二月正式畢業，也使「台灣省佛教講習會」成 為台灣僧侶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雖然「台灣省佛教講習會」只辦理了一屆，但其實可看得出李子寬為台灣的 佛教青年付出不少，甚至在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時，
針對「臺灣佛教教育應共同維持並擴充案」提到：
台灣佛教青年應加強培育，使為興教弘法之人材……以台省四百餘寺廟、
齋堂，應可辦一較大之學校，目前僅立基礎，尚望能共同維持。249 可見李子寬對於台灣的佛教教育是相當重視的，而這樣的付出，的確也獲得不少 台籍人士的肯定，也使其在台省分會中具有一定的份量。
李子寬與中佛會台灣省分會最早的接觸，最早可推至民國三十八年（1949）
一月六日，在東和寺召開第二屆全省會員代表大會，當時的李子寬只是以總會代 表的身份列席。但在同年的八月，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時，李子寬再度列席，
且在此次的會議當中，即有討論有關籌設「臺灣佛學院」一案，並在會中決議請 李子寬草擬組織計畫及董事會等相關事務，由此可見，省分會的理監事們，非常 清楚在處理計畫或董事會的組成上，李子寬可說是不二人選。
民國三十九年（1950）一月六日，在東和寺正殿，舉行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 會會員代表大會並役員總改選，李子寬依然以列席身份出席，在這次的選舉中，
當時林錦東以十七票為最高，而李子寬與另外三人各得六票，共選出理事二十五 名，並由理事互選之後，選出理事長宋修振，以及常務理事林錦東、林妙清、洪 達超、李子寬、顏飲賢、何福音等六人。此次的結果令人好奇的是，李子寬之名 竟能出現在選票上，究竟是以何種名義與資格來參選不得而知，在當時的確也有 人提出質疑，但為顧及局面，因而未當場提出意見。250雖然說李子寬的資格啟人
248 闞正宗，《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漢傳佛教的延續與開展》，頁 192
249 闞正宗，《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漢傳佛教的延續與開展》，頁 192
250 當時林學周寫給達真法師的信中提到：「李文啟、李子寬、決非分支會員，依法選擧當然無效。
茲因吳秀三、孫心源、及余三人，斷然不願參加競選，又為顧全佈敎大局上計，並為監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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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竇，但最終卻還是能被選為常務理事之職，即使是隔兩年後於台中佛教蓮社召 開的全省佛教徒代表大會上，李子寬再度當選常務理事，可見當時省分會的成員 對李子寬也是有一定的尊敬與倚賴。之後，民國四十三年（1954）一月在嘉義大 仙寺所舉行的第五屆會員代表大會的改選，李子寬依舊獲選理事之職。251雖說在 這次的改選中未能成為常務理事，但沒多久在同年十月所召開的第三次理監事聯 席會，由於黃有德辭去常務理事一職，經補選後，李子寬又再度重回常務理事的 決策核心群裡。252以後的幾次選舉，雖然李子寬不再擁有常務理事的資格，但理 事的資格卻始終沒有太大的變化，民國四十五年（1956）在北投龍雲寺、民國五 十一年（1962）在台北金龍寺所召開的省分會會員大會，李子寬均依然穩坐理事 之職。253
其實李子寬能在省分會擁有這樣的地位，也跟他多年打滾政壇，具有豐富的 人生閱歷與果斷的處事能力有關，民國四十七年（1958），中佛會台灣省分會舉 辦第六屆第二次的會員代表大會時，會中最激烈討論的問題即是「省分會理事長 一職，是否以比丘擔任，抑或居士可以擔任？」，可見僧侶居士之間的衝突也存 在台灣省分會中，當時已經連任兩屆理事長的林錦東，即面臨到這樣的窘境，大 陸籍的會員與受了戒的和尚爭取要由比丘來擔任，本省籍的和尚與居士則主張有 領導能力、熱心會務者即可，就在這樣雙方爭執不休的情況時，李子寬站出來發 言，當時與會的記者有如下之描述：
雙派爭持不決，幸臺北善導寺的李子寬老居士，一語定江山，他說：「臺 灣佛教是特殊情形的地方，我們代表大會是有權利修改章程，不必為少數 人的反對，就浪費了時間，請主席裁決。」此言一出，滿場拍掌，結果以 絕對多數，通過了修該章程，第四章第十六條後加添「理事長及常務監事
李樹賢面目上計，故不欲提起問題，所以馬馬虎虎通過。」見普易，〈復達眞法師書〉，《臺灣 佛教》，4 卷 1 期（台北，1950），頁 16
251 教界消息，〈省分會會員代表大會〉《臺灣佛教》，8 卷第 2 期（台北，1954），頁 20
252 〈臺灣省分會理監事聯席會議〉《臺灣佛教》，8 卷 11 期（台北，1954），頁 2
253 參考〈中佛會省分會 常務理監事選出〉，《臺灣佛教》，10 卷 6 期（台北，1956），頁 19；〈省 分會九屆會員大會 於金龍寺舉行〉，《臺灣佛教》，17 卷 1 期，（台北，1962），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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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不出比丘時，得比照中國佛教會分支會組織通則十一條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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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寬的這番發表，當然多少有考量到自己的利益，同時也可以看做是對大陸籍 僧侶的反擊，當然這樣的立場與大多數在場的台籍人士相同，也使其在台人的心 中地位獲得不少認同。
另外，李子寬對於省分會下的支會活動也表現相當活躍，尤其是台北市支會 舉辦的活動或會議，大多都能看見李子寬以來賓的身份列席於中。另外像民國四 十一年（1952），由台北市支會主辦的「台北市縣佛敎浴佛會」，聯合各寺廟公開 慶祝佛誕浴佛節，雖然這樣的傳統以往在中國比較少見，甚至有些人從未聽說過，
255不過李子寬仍然以善導寺的代表身份積極參與，除了與章嘉、南亭、慈航等大
255不過李子寬仍然以善導寺的代表身份積極參與，除了與章嘉、南亭、慈航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