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寬與戰後台灣佛教的發展（1945-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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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蔡淵洯. 博士. 李子寬與戰後台灣佛教的發展（1945-1973）. 研究生：范國展. 中華民國. 1 0 5. 年. 1. 月.

(2) 謝辭這本論文得以完成，最先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授蔡淵洯老師，我想沒有老師的幫忙，無論如何，我是無法完成這一篇論文的。在每天的教學工作壓力下，回到家要打開電腦下筆寫論文是需要很大的決心和毅力，而常常偷懶的我，總是會接到蔡老師電話上的關心與叮嚀，每次聽到老師親切的問候與加油打氣時，心裡既感動又慚愧，感謝老師一直不斷地促使我前進，並且以豐富的學問知識，引導我循序漸進地完成這份論文，能在研究所的求學生涯中，得到蔡老師的循循善誘、諄諄教誨，是我最大的幸運與收穫。此外，也非常感謝王見川老師和李世偉老師，兩位老師不管是在大綱的審查或者是在口試階段，都給了我相當寶貴的意見與指引方向，並提醒我論文的架構缺陷與補充相關的資料來源，讓我能順利完成這份論文，在此也由衷感謝兩位老師的指導與建議。當這份論文完成時，也象徵師大又陪伴我渡過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從求學、戀愛、工作、結婚到進修。感謝惠盈，當初我們一起努力考進歷史研究所，沒有你的支持與鼓勵，應該就沒有今天的我。感謝研究所的同學們，善良、樂觀的你們，讓我們的研究所課程增添不少歡樂。感謝家綸和佑慎學長，總是受到我三不五時地騷擾詢問，也都非常謝謝你們熱心地分享與回答。感謝我的爸媽，帶我來到這世上，總是無時無刻地擔心我們，以無比的愛與關懷養育我和弟弟國承；感謝我的爺爺奶奶，我小時候是你們帶大的。感謝我愛的家人們，因為有你們的陪伴，我很幸福。最後，我要感謝的是我的太太—心怡，如果沒有她，這份論文是沒有辦法順利完成的，在我寫論文的這段期間，一方面不斷鼓勵支持我完成論文，一方面又挺著大肚子包辦家裡大大小小的事務，為我分憂解勞，成為我最堅強的後盾，感謝妳出現在我的人生中，有妳真好，感謝妳為我們家帶來了既是小天使又是小惡魔，期許我們家的新成員—小稀飯能平安長大，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最後的最後，我想要感謝這塊土地，我的國家，台灣。.

(3) 摘要本文主要以李子寬居士作為研究主軸，介紹他如何以一名在家居士的身份主導戰後台灣佛教發展，以及對戰後台灣佛教發揮關鍵性的影響力。在李子寬早期的人生歷練中，由於參與過同盟會、國民黨的革命事業、擔任重要官職與政治的積極參與，使其成為國民黨內部重要的黨政大老之一，其累積的人脈關係與政治手腕，對其往後所從事的佛教活動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而在與近代佛教的改革者太虛大師的接觸之後，開始李子寬的佛教人生，跟隨太虛大師為近代中國佛教的蛻變而努力。爾後，抗戰結束後來到台灣，積極參與並護持佛教事業成為李子寬後半段人生的重心，不論是在爭取善導寺的接管與經營、佛教界白色恐怖下受難僧侶的營救、中國佛教會的在台復會、玄奘寺的建立以及《海潮音》的續辦，都可看見李子寬努力付出的身影，但由於其本身為忠貞的國民黨員，再加上受威權時代統合主義的控制之下，其「黨意」凌駕「教意」的作為，造就當時中國佛教會瀰漫著濃厚的黨政色彩，也使得李子寬在台灣佛教界的評價褒貶不一。固然李子寬的行事作風與黨政色彩具有較大的爭議，然而，將其放在整體社會環境下去檢視，其實就是出家僧眾、在家信眾和政府之間的合作、衝突與利用，在三者的角力關係下，形成以居士佛教作為戰後台灣佛教初期發展的重心，而也是在李子寬與其他的居士的護法、弘法的努力下，奠定了今日台灣佛教發展的盛況。. 關鍵詞：李子寬、善導寺、中國佛教會、海潮音、統合主義.

(4) 目錄. 第一章緒論 .................................................................................................................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文獻探討 ...................................................................................................... 4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 ................................................................................ 13 第二章早年經歷與步入佛緣 ................................................................................... 15 第一節家世背景與黨政人生 ................................................................................ 15 第二節皈依太虛大師及其與佛教相關之活動 .................................................... 23 第三章與戰後台灣佛教相關之活動 ....................................................................... 30 第一節接管與經營善導寺 .................................................................................... 30 第二節協調政教保護僧伽 .................................................................................... 43 第三節中國佛教會在台復會與李子寬的掌權 .................................................... 50 第四節倡建玄奘寺與續辦《海潮音》 ................................................................ 76 第四章與佛門人士的互動 ....................................................................................... 88 第一節與台籍僧侶的互動 .................................................................................... 88 第二節與在家居士的互動 .................................................................................... 93 第五章結論 ............................................................................................................... 99 徵引書目.................................................................................................................... 106 附錄............................................................................................................................ 115. i.

(5) 圖次圖 2-1 世界佛學苑歡迎李子寬院護 .................................................. 24 圖 2-2 世界佛學苑院護李子寬居士照 .............................................. 25 圖 2-3 佛教正信會新任理事就職紀念 .............................................. 25 圖 3-1 章嘉大師赴日就醫 .................................................................. 56 圖 3-2 東京舉行第二屆世界佛教徒大會會議中國代表合影 ........... 67 圖 3-3 松山機場迎接玄奘大師靈骨 .................................................. 77. 表次表 2-1 李子寬重要的黨政生平記錄 .................................................. 21 表 2-2 李子寬在中國所曾擔任之佛教職務與作為 ........................... 29 表 3-1 中國佛教會前三屆暨整理委員會理監事名單 ....................... 75 表 3-2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組織系統表（民 39.08.05） ............ 60 表 3-3 李子寬發表於海潮音上的文章 .............................................. 83 表 3-4 李子寬於其他佛教刊物上所發表文章 ................................... 85. ii.

(6)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一、. 研究動機. 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年代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一般以「漢明傳夢，初傳其道」的說法最為有名1，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67），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之年。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於魏晉南北朝時逐漸興盛，隋唐時奠定佛教中國化、本土化的基礎，雖然也曾經歷過三武一宗滅佛事件，到清代甚至為了羈糜蒙藏地區，鞏固中央集權而特別尊崇喇嘛教，但大體上佛教在中國維持著穩定的發展。然而清朝末年，隨著西力東漸，中國面臨到內憂外患的困境，佛教也在此時承受相當大的挑戰，例如在西方帝國主義羽翼下進入的基督宗教、太平天國時「無廟不焚、無神不毀」的破壞、維新變法主張的「廟產興學」運動2，再加之新思想風氣的引進等等，許多佛寺慘遭毀壞或佔用，佛教也被視為一種傳統的迷信，妨礙中國的進步發展，可謂佛教在清末的一大衝擊。為了挽救佛教的頹勢，以佛化救國、救天下為己任的太虛，公開提出佛教三大革命的口號，主張整理僧伽制度、創辦僧教育、出版佛教刊物以及要使佛教世間化，以建設適應新時代社會所需的新佛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佛教運動革新運動當中，除了太虛及僧伽的付出之外，也有另一批人也在近代佛教的復興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家居士3，如籌劃刻經事業，成立「金陵刻經處」，創立中 1 2. 3. 釋星雲，《佛教史》（高雄：佛光文化，1999 年），頁 63 湖廣總督張之洞，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發表《勸學篇》上奏朝廷，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提倡設立新式學堂方面，可以藉由全國寺廟財產為興學經費。張之洞：《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收入《張文襄公全集》卷 203 居士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指凡居家信佛者，狹義上指受過三皈、五戒者。在中國佛教史上，由於對居士之要求並不嚴格，也沒有十分固定的宗教儀式標明居士的身份，因此，從廣義的角度理解比較好。所以：「居士佛教就是指佛教之在家信眾，于世俗生活中所從事之信仰活 1.

(7) 國第一所現代化的佛學教育機構「祇洹精舍」，被譽為「中國近代佛教復興之父」 4. 的楊仁山（1837-1911）以及研究現代中國佛教，以儒家自強不息的積極入世精. 神融入佛學，使佛學成為一門應世的學問，並建立支那內學院的歐陽漸5（1871 -1943），都是在清末民初對佛教、佛學有所貢獻的居士，清末的章太炎曾經說過：「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緇衣，而流入居士長者間」6。顯示傳統佛教以出家人為主的模式漸漸改變，居士佛教帶來的影響性日益增加。而筆者所注意到的是，正是在這股佛教復興浪潮下，原是參與國民黨革命事業，具濃厚的黨政色彩，後來卻拜入太虛門下，成為太虛身邊的俗門弟子—李子寬。原名李基鴻的李子寬，其生平可說是耐人尋味，早年曾加入同盟會參與革命運動，在孫文與蔣中正底下任事，後成為國大代表，這樣的經歷對於他往後的人生影響會是什麼？因太陽花學運而爆紅的台北首剎—善導寺與現今中國佛教會會址的十普寺，都與李子寬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在許多僧侶的回憶錄當中，當提到李子寬時，使用的詞彙有「黨國大老」、「李子老」、「李老」，可見其在佛教界的地位頗受重視，不容小覷。然而，真是如此嗎？李子寬居士於民國六十二年（1973）九月七日去世，隔天的中央日報即刊登〈國民大會代表李基鴻昨病逝〉 7. 一文，十七日公祭當天，冠蓋雲集，嚴副總統親往弔唁，總統、副總統分別題. 匾「軫念耆賢」、「立言不朽」，靈柩覆蓋黨旗8。二十四日的中央日報副刊中亦有孫陵發表〈追念李子寬先生〉9一文，另外，十一月二十三日並有行政院一函，為故國民大會代表李基鴻，呈請明令褒揚一案10，顯示其為黨為國的付出與貢獻。動；或者說：「是相對於僧伽佛教而言，指佛教之在家信眾、信眾團體及其領袖人物所影響的或體現的佛教。」引自譚偉，〈中國居士佛教略論〉，《社會科學戰線》，第 5 期（2002 年），頁 61 4 一個通常被稱為中國佛教復興之父的人，就是楊文會（仁山）先生。引自美國學者霍姆斯‧維慈，《中國佛教的復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2 5 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中國佛教百科叢書—歷史卷》，台北：佛光，1999，頁 727 6 章太炎，〈支那內學院緣起〉，王守常、錢文忠編，《人間關懷──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文化學術論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頁 442 7 報訊，〈國民大會代表，李基鴻病逝〉《中央日報》（台北），民國 62 年 9 月 8 日，第 3 版 8 報訊，〈李子寬之喪，昨發引安葬〉《中央日報》（台北），民國 62 年 9 月 24 日，第 9 版 9 孫陵，〈追念李子寬先生〉，《中央日報》（台北），民國 62 年 9 月 18 日，第 3 版 10 〈政務—九年義務教育之研究與建議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典藏號： 005000000637A - 005-010201-00023-012 2.

(8) 不過特別的是，與李子寬息息相關並曾擔任發行者數十年，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佛教雜誌《海潮音》，竟無任何相關紀念文章，連最基本的〈教訊簡報〉中都沒有刊登其辭世之事，此種現象頗令人感到玩味，究竟在部分僧侶的眼中，李子寬又是帶給佛教什麼樣的影響呢？因此，筆者認為這位目睹及參與中華民國的建國發展中，佔有重要份量地位的黨國大老，以及在近代中國佛教復興與戰後台灣佛教發展中，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李子寬先生，相當值得探討，因此試圖藉由此篇論文，來探究有關李子寬的影響與作為，以及後世給予的相關評價。本文研究重點如下：對於近代佛教的推行與保護不遺餘力的李子寬居士，在其成長的家庭環境下，奠基了什麼樣的人格特質與學養？在其求學成長的過程中，由於陸續參與過同盟會、國民黨的革命事業與政治活動，使其成為國民黨內部重要的黨政大老之一，其累積的人脈關係，對其往後所從事的佛教事業有何影響？而在與近代佛教的改革者太虛大師的接觸之後，開始李子寬的佛教人生，跟隨太虛大師為近代中國佛教的蛻變而努力，爾後，受到國共內戰的影響後來到台灣，同樣可以看到，不論是在爭取善導寺的接管與經營、佛教界的白色恐怖下受難僧侶的營救、重要的佛教期刊《海潮音》的續辦、中國佛教會的復會以及玄奘寺的建立，李子寬的身影總是伴隨這些事件一起出現，究竟以一名居士的身份，何以能參與這些重要的佛教大事？而他的所作所為又如何干涉或影響？最後，佛教界的看法是如何？是褒是貶？同時，也藉由李子寬與戰後台灣佛教間的關聯，試圖去分析出家僧眾、在家信眾以及政府彼此的合作、衝突、利用等，勾勒出在這三者的角力關係下所發展的台灣佛教。. 3.

(9) 第二節文獻探討一、. 研究回顧. 本論文以李子寬與戰後台灣佛教的發展與關係為主軸，探討李子寬居士在接受太虛大師的影響下，成為太虛大師的一名重要俗家子弟，從一九二０年代到七０年代，在中國以及台灣護持佛教，對佛教界的貢獻與經營有何影響？李子寬，本名基鴻，號子寬，法名了空。湖北省應城縣人，生於清光緒八年（1882）八月廿九日，民國六十二年（1973）九月七日逝世於台北，享壽九十有二。李子寬的前半生主要與清末民初的時局動盪有關，曾經參加同盟會、國民黨，並參與過民國初期的重要政事，如協助平定陳炯明叛變、整頓稅收、裁撤釐金等，成為當時國民黨重要幹部之一。而後在受太虛大師的影響下，開始著重於中國佛教的復興與維護，在來台之後，也為戰後台灣佛教的發展著力不少。著有《聖揆錄》11、《百年一夢記》12、《唐玄奘三藏法師傳略》13、《湖北省應城縣簡志》14、《西安事變紀事詩》15等。以下檢視目前有關的研究成果，以李子寬的生平與思想研究、戰後台灣佛教的發展與其相關之活動以及佛教居士的相關討論三部分來作回顧。. （一）李子寬的生平與思想不同於一般的佛教僧侶，李子寬是以在家居士的身份來護持佛教，相對正統的緇素對佛教界的貢獻與事蹟，在早期比較不受重視，也因此有關李子寬的專書方面並不多，主要都是被放入介紹對佛教有貢獻的居士篇幅中的一個章節來介紹，民國六十三年（1974）釋東初的《中國佛教近代史》16，介紹李子寬的學佛因緣. 11 12 13 14 15 16. 李子寬，《聖揆錄》，不詳李基鴻，《百年一夢記》（台北縣：文海，1977）李子寬編輯，《唐玄奘三藏法師傳略》（台北市：華嚴蓮社，1973）李子寬，《湖北省應城縣簡志》（不詳，1971）李子寬，《西安事變紀事詩》，不詳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台北市：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 4.

(10) 以及護法熱忱，並提到李氏多年的政界聲望以及與佛教淵源的關係，其實具有領導中國佛教的聲望，然因個性與自尊的關係，未能團結僧團，實為可惜。民國八十九年（2000）闞正宗17的〈善導寺時期（1952~1957）的印順法師—「佛法概論事件」前後相關人物的動向〉，介紹了印順法師佛法概論事件的始末，其中牽涉派系的恩怨、善導寺住持問題、日本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出席問題以及圓明法師推崇印順而得罪其他法師，而李子寬也在此一事件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民國九十六年（2007）王興國的《台灣佛教著名居士傳》18則從護法、弘法、研教三方面介紹二十一位著名的居士，並認為李子寬做為一位護法居士，在跟隨太虛大師的弘法以及對戰後佛教的發展，做出相當突出的貢獻。民國一零一年（2012）楊書濠19的〈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的發展—以在臺復刊後的《海潮音》月刊為主（1949-2010）〉，則分析了海潮音發行至今各個時期的發展概況，其編輯特色與重心的轉變，而李子寬則是在印順法師主持時擔任海潮音的發行人，負責經費籌措與發行事宜，但也因其行事作風與編輯部門產生衝突，使海潮音曾在民國五十五年（1966）面臨停刊長達五個月之久。民國一零二年（2013）了中20分三期發表於海潮音的〈李子寬居士與善導寺〉，則介紹了李子寬接收善導寺的過程以及以一名居士身份掌管善導寺而產生的風波，並依然肯定李子寬護持佛教的努力。同年陳雯宜21的〈試論佛教居士李子寬進入中國佛教會領導圈之因〉，以李子寬回憶錄《百年一夢記》為基礎，介紹李子寬的生平背景，受太虛看重，黨國認可，因而進入由黨政嚴控下的佛教高階領導群中國佛教會，成為掌權的核心居士成員，並修正李氏的回憶錄當中有所謬誤. 17. 闞正宗〈善導寺時期（1952-1957）的印順法師—「佛法概論事件」前後相關人物的動向〉，收錄於藍吉富主編，《印順思想—印順導師九秩晉五壽慶論文集》（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年），頁 383-401 18 王興國，《台灣佛教著名居士傳》（台中縣：太平慈光寺，2007） 19 楊書濠，〈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的發展—以在臺復刊後的《海潮音》月刊為主（1949-2010）〉，《佛教圖書館館刊》，55 期（台北，2012），頁 23-43 20 了中，〈李子寬居士與善導寺〉，《海潮音》，94 卷 3 期（台北，2013），頁 2-4 21 陳雯宜，〈試論佛教居士李子寬進入中國佛教會領導圈之因〉，《中正歷史學刊》，16 期（嘉義， 2013），頁 87-107。 5.

(11) 之處。而陳雯宜22另一篇論文〈由中國佛教會會議紀錄看李子寬居士的勢力消長（1949-1957）〉，則更一步藉由中國佛教會會議紀錄，探討李子寬在中佛會前幾屆的掌權情況，積極參與理監事會議、負責有關參與日本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相關事宜等，但在之後的派系糾紛下及年歲增長，自 1950 年代中期之後，李氏在善導寺與中國佛教會的參與與權勢逐漸減少。截至目前為止的研究成果，大多著墨於李子寬於中國佛教會初期的主導局面，以及與來台的大陸籍僧侶間既合作又衝突的互動，所採用的資料來源主要為中國佛教會的會議紀錄、《海潮音》以及僧侶的日記與回憶錄，本論文除了以這些資料與成果作為基礎來進行研究外，更試圖藉由《台灣佛教》中有關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的運作情況，以及其他在家居士的相關史料，增添台籍佛教徒、在家居士等多元角度的觀點，補足以往探討李子寬所欠缺的觀察視角。. （二）戰後台灣佛教的發展關於戰後台灣佛教的發展過程中，民國九十八年（2009）闞正宗受中國佛教會所託，撰寫的《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漢傳佛教的延續與開展》23一書，紀錄中國佛教會自民國十八年（1929）成立，作為佛教徒團結一致的象徵，然而抗戰時期與遷台後的派別之爭，也顯示佛教內部組織也遭受人事紛擾，但不可否認地，中佛會來台後對於爭取日僧寺產、保護僧伽、教育、傳戒與慈善文化方面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民國八十七年（1998）陳秀蓉24撰文探討戰後台灣寺廟管理政策的演變，自民國十八年（1929）年通過的〈監督寺廟條例〉，以廟產管理為中心的精神，也隨著戰後開始施行於台灣，且在 1980 年代開始，寺廟逐漸成為國家行政上的輔助與民間協助政府興辦社會福利事業的主要單位。民國九十三年. 22. 23 24. 陳雯宜，〈由中國佛教會會議紀錄看李子寬居士的勢力消長（1949-1957）〉，收錄於劉文星等編著，《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2）--人物、宗教專輯》（台北：博揚文化，2013）闞正宗，《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漢傳佛教的延續與開展》（台北市：中國佛教會，2009）陳秀蓉，《戰後台灣寺廟管理政策之變遷》（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7） 6.

(12) （2004）闞正宗25以「反共政策下的教團內外情勢」為主軸，介紹了慈航法師、印順法師相繼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脅下，面對這樣的局面，佛教界的法師表現異常冷漠，不肯伸出援手（或許是自身難保），反而是在家居士如董正之、孫張清揚、李子寬營救最力，並提到之後李子寬以一介白衣主持台北首剎善導寺，引起部分大陸來台緇素的不快情況。民國九十五年（2006）辛世俊26論述戒嚴與解嚴對台灣政治整體社會與宗教的影響，戒嚴前的一黨專政、以政御教，以及戒嚴後的多元政治與政教制衡，並分析宗教政策和宗教法規的變遷與執行的情況，來揭示當代台灣佛教與政治的關係。民國九十六年（2007）中國佛教會舉行「中國佛教會復會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顏尚文27蒐集戰後中國佛教會的整理過程與第一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會議紀錄，探討 1945 至 1947 年中佛會在團結全國佛教徒方面的成果；卓尊宏與印彬法師28則分析中國佛教會在遷台前後所面臨到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的挑戰，並肯定南亭法師在擔任中佛會秘書長時，對佛教界的付出與貢獻。另外，由中國佛教會提供歷屆的會議資料，經中正大學教授顏尚文與多位研究生合作整理，並發表一系列有關中佛會運作發展的相關論文。民國九十八年（2008）陳雯宜29發表於中國佛教會所主辦的「中國佛教會遷台六十週年—民國高僧學術研討會」，介紹得到佛教界大多數認同的章嘉大師，在出任前三屆中佛會理事長時，雖採用「放下權力」的主持方式，卻也未能調解派系紛擾的問題，使其成為中佛會初期所面臨的一大難題。民國九十八年（2008）楊書濠30撰文提到遷台後的中佛會面臨到「全國」改選的窘境、理監事容易受到操控，信眾的勢. 25 26 27. 28. 29. 30. 闞正宗，《重讀台灣佛教：戰後台灣佛教（正編）》（台北縣：大千，2004）辛世俊，《台灣當代佛教與政治》（台中縣：太平慈光寺，2006）顏尚文，〈中國佛教會建立的基磐〉，「中國佛教會復會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市：中國佛教會，2007 年 7 月 7-8 日。卓尊宏、印彬法師，〈中國佛教會遷台的前前後後—兼論南亭法師秘書長任內的發展〉，「中國佛教會復會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市：中國佛教會，2007 年 7 月 7-8 日。陳雯宜〈第十九世章嘉大師與戰後中國佛教會的發展（1949-1957）〉，「中國佛教會遷台六十週年—民國高僧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國佛教會，2009 年 7 月 19 日。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政教關係中的挑戰與發展》（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9） 7.

(13) 力大於僧眾勢力，都讓中佛會組織內部動盪不安；直到第八屆（1974）國民黨開始對中佛會進行改造運動，採集體領導制，掃除黨內勢力的鬥爭、修正不合時宜的章程以及引進台籍僧信的勢力進入中佛會的核心，都有助中佛會正常的運作，而解嚴後《人民團體法》的實施後，也讓中佛會逐漸由以上對下、命令與控制的組織運作方式，逐漸由以下對上、溝通與協調的組織模式所取代。民國一零一年（2012）黃慧茹31則是介紹與李子寬分屬不同派系的白聖法師，在經歷了前幾屆的派系之爭後，逐漸進入權力核心，自第四屆起擔任中佛會的理事長，開啟白聖法師掌權的時代。中華民國建立後的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情況，以及日治時期的台灣佛教運作概況，對於戰後台灣的佛教發展走向，存在深遠的影響性。塵空32編撰的《民國佛教年紀》，將民國一年（1912）至民國三十二年（1943）間，中國佛教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做提要式的記載。釋惠空33主編的《中國佛教百年大事輯錄》，則是紀念中華民國建國、中國佛教會創會百年特刊，擷取民國百年來，中國佛教發展過程的百件大事，補充近現代台灣佛教的發展資訊。闞正宗34的《台灣佛教一百年》，以工具書的型態，收錄在台僧侶（限定 1911 年之後往生者）的生平資料，以及台灣佛教四大法脈與大陸來台法派的介紹。陳金龍35的博士論文中，則是研究 1927—1937 年南京國民政府與當時佛教界的互動關係微妙且複雜，雙方彼此之間具有自己的組織系統與規章，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具備政教分離的基本特點；但雙方也存在著相互利用與支持的情況。從〈寺廟登記管理條例〉、〈寺廟登記規則〉、〈寺廟管理條例〉、〈監督寺廟條例〉到〈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的頒佈，顯示國民政府為了穩固政權，加強對社會的控制，佛教勢必需在其控制的範圍；而法規的演變，也展現當佛教界面臨這些規範管理時的請願、上書等聲. 31. 32 33 34 35. 黃慧茹，《白聖法師與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經營（1949-1963）（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2012）塵空，〈民國佛教年紀〉，《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86 冊》（台北：大乘文化，1980），頁 167-231 釋惠空主編，《中國佛教百年大事輯錄》（台北市：中國佛教會，2013）闞正宗，《台灣佛教一百年》（台北市：東大，1999）陳金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政教關係：以佛教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1） 8.

(14) 浪後，最後政教雙方所做出的妥協和讓步，尋求雙方關係的平衡點。江燦騰36的《戰後臺灣漢傳佛教史》，則是整理戰後迄今的臺灣漢傳佛教發展的過程，並提出明清時已傳入臺灣並已逐漸在地化的「舊源流」佛教，與民國三十八年（1949）以後隨國民黨軍隊來台的「新源流」佛教，兩股交互融合形成的「雙源匯流」，逐漸構築成今日台灣佛教的面貌。. （三）佛教居士的相關研究至於中國近代佛教史當中，居士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逐漸提升，居士佛教在近代中國與戰後臺灣的佛教發展歷程與影響性，也成為研究的焦點。潘桂明37的〈中國居士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將居士分成以知識份子為核心的上層居士佛教，與普通社會民眾為基礎的基層居士佛教兩類，認為上層居士佛教對中國佛教發展具有三大貢獻：促進佛教義理的傳播與哲學思辯水平的提高、以理性精神層面認識佛教和有助於佛教中國化，認為居士佛教在引領普通民眾的佛教信仰方面是有重要的影響。居正38的〈“居士佛教”芻議〉則認為中國居士佛教有六個特點：1、人數眾多，分布領域廣泛；2、信仰虔誠，但追求不同；3、社會精英人士較多，對佛教界的貢獻和影響較大；4、整體素質不高；5、居士間的各種差異極大；6、自身缺乏約束機制，對僧伽不能實行有效的監督。譚偉39的〈中國居士佛教略論〉，認為居士佛教是佛教中國化與復興的中堅、佛教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支柱以及佛教社會化與世俗化的主要力量，將會是未來中國佛教發展的主要趨勢。溫金柯40的〈臺灣居士佛教的展望〉，提到臺灣的居士佛教發展，一方面源自大陸佛教的傳統；一方面源自本地齋教的傳統。在戰後，由中國佛教會領導進. 36 37 38 39 40. 江燦騰主編，《戰後台灣漢傳佛教史》（台北市：五南，2011）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佛學研究》，0 期（北京，1999），頁 23-33 居正，〈“居士佛教”芻議〉，《法音》，7 期（北京，1998），頁 23-27 譚偉，〈中國居士佛教略論〉，《社會科學戰線》，5 期（吉林，2002），頁 61-67 溫金柯，〈臺灣居士佛教的展望〉，收錄於江燦騰、龔鵬程編《台灣佛教的歷史與文化》（台北：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國際佛學研究中心，1994），頁 131-162 9.

(15) 行「中國佛教的再造」，使其迅速取得臺灣佛教的主流地位，並試圖建立出家中心的佛教倫理。不過，受到另一派之印順法師認為在家佛教的健全，將有助佛教發展，以及來臺居士帶來大陸居士道場傳統的影響，使臺灣的居士佛教發展也能向前推進一步。另外，與李子寬同時期的佛教居士在戰後的台灣佛教界有著許多的努力與互動，陳金玲41的《台中市佛教蓮社的社會事業（1951~2008）》，介紹李炳南從崇儒謗佛進而成為佛教徒立志弘法、從事社會事業的歷程，以及台中蓮社的經營情況及遭逢的困境，並認為戰後台灣雖然居士地位有所提升，但仍不能逾越僧俗界線，故較難發展出具規模的居士組織。闞正宗42認為以淨土念佛為核心的李炳南，開創有個人特色的「人間佛教」，其所建立的蓮社、慈善等相關道場及機構，對中部地區影響甚大。王見川43的〈李炳南與戰後初期台灣的佛教（1949~1952）〉則主要探討李炳南在台中地區宣揚淨土思想，藉由法華寺智雄法師的幫助下，弘法成果豐碩；此外參與佛教雜誌《覺群》、《覺生》以及成立佛教蓮社都是李炳南對戰後台灣佛教的重要貢獻。李世偉、王見川44的〈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初期發展（1958-1971）〉提到因為周宣德居士的倡導與鼓勵，藉由獎學金的誘導與佛學社團的成立，開啟大專學生接觸佛教的機緣，而當時的外在環境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戒嚴體制與基督教的刺激，都是促使大專青年學佛運動蓬勃發展之重要因素。. 41. 42 43. 44. 陳金鈴，《台中市佛教蓮社的社會事業（1951-2008 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闞正宗，《重讀台灣佛教：戰後台灣佛教（續編）》（台北縣：大千，2004）王見川，〈李炳南與戰後初期台灣的佛教（1949~1952）〉，《台灣歷史學會通訊》，9 期（台北市， 1999），頁 1-10 李世偉、王見川，〈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初期發展〉，《台灣風物》，52 卷 2 期（台北市，2002），頁 77-110 10.

(16) 二、. 基本史料說明. （一）傳記、回憶錄與日記《百年一夢記》為李子寬本人的回憶錄，於民國五十年（1961）自署出版，作者將過往人生以二十年為一期分別介紹，將其成長經歷與到後來成為佛教界的居士，以及在戰後台灣佛教界中的互動、善導寺的主持權爭議的始末，有著第一手的記載。另外，有關戰後台灣佛教面臨國民黨的操控以及在戒嚴體制下所面臨到的佛教界白色恐怖，如民國三十八年（1949）的「僧難事件」以及民國四十三年（1954）的「印順『佛法概論』事件」，可藉由當時在台僧人的記載，窺知事情的始末，如星雲的《星雲日記》45以及林清玄以星雲法師的口述為基礎寫成的《浩瀚星雲》46、明復法師以編年體方式分僧伽、教團、社教、政經四大項編排， 47 將白聖法師生平事蹟與同時期佛教界重要大事統整紀錄的《白公上人光壽錄》、. 慈航大師的學生和友人所集成的《慈航大師紀念集》48，以及追念東初法師圓寂週年，由聖嚴法師組成編輯委員會收集各方追悼文詞的《東初老和尚永懷集》49，都有著許多僧難的紀錄。而印順法師的自傳式作品《華雨香雲》50對於所經歷的「佛法概論」事件以及與李子寬的交往及內心感想都有不少著墨。另外，《道安法師遺集》51中的道安法師日記、《南亭和尚全集》52中的南亭和尚自傳，以及樂觀法師的《六十年行腳記》53，都生動紀錄了遷台初期的中國佛教會運作情況與人事糾紛。另外，由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所編撰的《中國佛教會第 1-16 屆會議紀錄》54，則是整理了自中佛會遷台後第一屆（民三十八年九月）到第十六屆（民九十九年八月）的會議紀錄，將原始文件進行翻拍、編排等工作，有助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星雲，《星雲日記》（台北市：佛光，1997）林清玄，《浩瀚星雲》（台北市：圓神，2001）祝壽禮讚會編，《白公上人光壽錄》（台北市：十普寺，1983）慈航大師紀念集編印處，《慈航大師紀念集—慈航大師示寂四十週年暨百齡誕辰紀念》（台北縣：彌勒內院及大乘精舍印經會，1998）東初老和尚永懷集編輯委員會編，《東初老和尚永懷集》（台北市：中華佛教文化館，1978）印順，《妙雲集下編之十：華雨香雲》（台北市：正聞，1992）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遺集》（台北市：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編，《南亭和尚全集》（台北市：華嚴蓮社，1991）釋樂觀，《六十年行腳記》（台北縣：常樂寺，1977）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硏究中心編，《中國佛教會第 1-16 屆會議紀錄》（台北市：中國佛教會，2010） 11.

(17) 於瞭解中國佛教會的運作與權力掌握情況。此外，趙恆惕的《趙夷午先生手札》55，保留與友人書信的往來，其中與李子寬相關之信件多達二十餘篇，對於瞭解此二人私交概況，可說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朱鏡宙的《夢痕記》56，其回憶中有關台灣印經處和玄奘寺的建立，也有部分提到李子寬的付出與貢獻。此外，其他如吳老擇57、方甯書58等人的口述訪談資料，則有助於描繪出李子寬在這些在家居士心中的形象與地位。. （二）佛教期刊、報章雜誌《海潮音》月刊，為目前在中國與台灣佛教界中最長壽的佛教期刊，太虛大師首先在上海創辦佛教雜誌《覺書》季刊，後改名曰《海潮音》，並於民國九年（1920）發刊第一卷，在中國大陸淪陷後，由大醒法師遷台續辦，歷任多位發行人及主編，其中李子寬曾擔任多年的發行人一職，並在雜誌中發表相當多篇幅的文章與詩詞。《人生》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創刊，早期由東初主編，後由聖嚴法師接手，曾因聖嚴閉關而停辦，直至聖嚴在日本完成博士學位回台之後才再度復刊。《中國佛教》月刊，由白聖法師主編，於民國四十三年（1954）創刊，主要作為宣導中國佛教會會務及政令的刊物。《台灣佛教》為民國三十六年（1947）由一群本省籍僧侶所創辦的佛教刊物，以台北市佛教會的名義發行，當時創刊後首任發行人兼主編為曾景來，是一份戰後初期聯絡省內佛教界與宣導政策的重要管道。《菩提樹》則是由在家居士朱斐於民國四十一年（1952）所創，由於為朱斐本人親自主編，其山頭色彩淡薄，並有台中佛教蓮社的李炳南與之合作，及增闢「世界佛教通訊」專欄，可謂一份內容豐富的佛教刊物。此外，當時也有其他佛教界的刊物，如王兆麟發行的《大乘月刊》及李學慈發行的《法音》等，對戰後初期的臺灣佛教發展都有相關資料。 55 56 57 58. 趙恆惕著，趙佛重輯，《趙夷午先生手札》（台北市：趙崇德堂，1974）朱鏡宙，《夢痕記》（台北市：樂清朱氏詠莪堂，1979）卓遵宏等主訪，《臺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台北縣，國史館：2007）口述歷史之三—訪方甯書教授（一）http://dongchu.ddbc.edu.tw/web/No4/homeNo4.html 12.

(18) 在報紙方面，早期戒嚴時期，主要的刊物為《聯合報》、《中國時報》與《中央日報》，可藉由當時的報導，瞭解當時較受到注意的幾件佛教大事的發展，例如善導寺被北市府佔用與歸還情況，以及自日本迎接玄奘靈骨回台的盛大場景。.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本論文主要採用歷史研究法與比較研究法：首先利用文獻分析的方式，藉由爬梳相關文字、圖片等相關史料，以期達到還原史實之原貌；同時並詮釋相關歷史事實，說明其發生的時代背景及其帶來的影響。其次，則選擇與李子寬具有相似背景之居士進行比較，重點集中於其所從事的佛教事業與活動，對佛教的貢獻、影響及評價，試圖分析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一類具有特殊身份的佛教居士所共有的特點及其與佛教之關係。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則開始介紹李子寬的早年經驗與步入佛緣，從其家世背景以及成長、求學階段中瞭解其個人特質與參與革命事業與黨政經驗之源起，其在清末民初時所參與的革命、反袁行動以及後來深受蔣中正信任，成為國民黨內部重要官員之一，以這樣的政治實力，奠定其往後在佛教界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接著整理、分析李子寬在與太虛大師接觸，成為太虛大師弟子之後，展開其佛緣，開始將重心放在中國佛教的發展與未來方向，並參與中國佛教會的籌設與初創，居重要之職。第三章開始，則著墨於李子寬來台之後，從事相關的佛教活動，如接收管理善導寺之經過，以及涉入戒嚴期間的僧難事件—慈航法師遭到逮捕與印順的佛法概論事件，協助來台僧人的安頓與保護。而同時，中國佛教會在台灣的復會，其初期的會務運作，可謂被李子寬一手主導，並帶有濃厚的黨國色彩；此外，與日本進行交涉，迎回玄奘大師頭骨並於南投建立的玄奘寺，其過程中處處可見李子寬的身影；太虛大師所遺留下的佛教文化事業《海潮音》，李子寬也謹尊師命，擔任數十年的海刊發行人，勠力經營而使其. 13.

(19) 能繼續經營，維繫至今而不墜，其推行一連串的佛教事業可說是不遺餘力，堪為佛教界中護法居士的表率。第四章則試圖以不同的角度與面向來討論李子寬，除了以往著墨於與大陸籍僧侶的來往外，與台籍僧侶的互動也值得觀察，在這些台籍僧侶的心中，對李子寬的身份與作為有著與大陸籍僧侶不同的評價與看法。另外，與李子寬同時期活躍於戰後的在家居士，同樣都在當時的臺灣佛教界佔有一席之地，但李子寬的爭議性相較起來則頗令人注目，本章將就護法與弘法兩大類型的在家居士與李子寬之間的往來與差異作一整理與比較，第五章則是將本文統整做一總結，希望藉由以上幾章的討論，說明李子寬對戰後台灣佛教的影響做一中肯評估，釐清其歷史地位。. 14.

(20) 第二章早年經歷與步入佛緣. 清末民初，中國佛教正面臨存亡危急之際，佛教的復興刻不容緩。在近代佛教的發展過程中，李子寬以一名居士身份，逐漸在中國佛教界中佔有一席之地，具有相當影響力。本文在此先介紹李子寬的早年經歷，說明其踏入佛教的機緣，以及他黨國大老的資歷，對於他在佛教界獲得領導地位之關係。. 第一節家世背景與黨政人生李子寬，名基鴻，別號子寬，生於清光緒八年（1882），湖北省應城縣人。曾祖父李宗廣係清己酉科舉人；祖父李國霖、父親李安文都於府學考取案首，世代書香傳家。李子寬出生二月，與哥哥李基福一同承繼伯父安邦，繼母范氏對子寬視如己出，並於五、六歲時請教師進行啟蒙。十歲之後，由於繼父母相繼去世，改由生父教育，熟讀四書五經。十三歲時生父辭世，則先後跟隨外公韓香亭學算術及叔祖李世藩習科舉文藝，陸續通過縣府院試，顯現其天資聰敏及優異的學習成績。59 早年受家庭教育影響，尊崇儒學，家中所藏書籍皆經史子集時文試帖等類，尚未見佛經一部，只有正堂龕中，供觀世音菩薩。李子寬尤重孝道思想，十三歲時與胞弟赴河西姑媽家，過橋失足墮入河中，雖經人救起，回家卻患病高熱不退，昏迷時夢見至閻羅殿接受高座王者審問：王問司書，此人壽算滿否，司書啟冊檢查時，我趨上案前，潛看簿冊，內一頁記有我父親名，註明是年九月十五日亡，看至我名，彷彿是四十九歲。司書以實告王，此人壽算未滿，王當命去。我叩頭懇求，將我壽算，減少十年，移增我父親十年，王不許，將我送出殿外，仍乘竹轎，如行天空， 59. 是時考試已改策論不重時藝，有一縣試題目為：花旗禁賣黑奴說。許多考生並不知道花旗為美國及林肯禁止買黑種人為奴一事，而李子寬由於略知其始末，論述大致未錯，獲列前十名。 15.

(21) 觀世音菩薩護轎前行，突見自家屋簷撞轎，火光一閃，我乃清醒…….不料我病癒之次日，父親染病，為九月一日，病至十五日，溘然長逝。60 李子寬十七歲時，生母因家事勞碌而臥病數月，此時二叔對子寬說對生母應盡孝心，致使他有割股療親一事：我領會二叔意，因二叔曾割股醫治二祖母有效。我乃潛購一具三寸之利刃，於十月十五夜三更起身淨手，向堂中所供之觀世音菩薩前，焚香三柱…… 跪而割左股寸許之肉，盛於淨碗中……往市場購豬腰一文，切細和而煮之，持至生母床前向母曰，今早上街買了一文新鮮豬腰煮湯，請娘喝飲，生母坐起將湯飲盡，曰鮮嫩可口，未幾母病霍然，愚孝靈感。61 由以上為父減壽以及割股療親之事，足見李子寬事父母至孝，同時，夢中因有觀世音菩薩的護轎而行與顯靈癒病，都使母子特別敬信觀世音菩薩。爾後，母親常帶其去城西的海慧庵聽月霞尼師誦金剛經，雖年幼不甚理解經文內容，但種下了李子寬與佛教最早的接觸因緣。二十一歲應考府試時，受德安府知事盛昌頤的器重，派遣日本留學，並資助學費一百兩，入法政學校就讀。在日留學之際，與應城同鄉友人蔣作賓、張華輔三人加入同盟會，認識田桐、張繼、汪兆銘、胡漢民及吳崑諸人，並加入暗殺部，秘密進行手槍練習，清王室載灃到日本東京時，曾計畫暗殺行動，但未果。之後，也曾在梁啟超於日本錦輝館進行憲政演講集會時，與張繼、宋鎮華、劉鐵、蔣文漢等諸同志到會場干擾破壞。62光緒三十三年（1907）張百祥、劉公、孫武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共進會，李子寬亦隨之加入，並參加基督教青年會作為革命運動事業的掩護行動。大致上來說，李子寬由於至日本留學之故，因而接觸革命思想，開啟其黨政人生的道路。二十四歲習畢回國後，入武昌存古學堂，與革命黨互通聲氣，時作有春河遊 60 61 62. 李子寬，〈略述我的學佛因緣及護教事實〉，《海潮音》，42 卷 01 期（台北，1961 年），頁 51-53 李基鴻，《百年一夢記》頁 29-30 梁啟超正在演講，張溥泉大聲疾呼：「打倒保皇黨！滿清走狗！」我等同踴上前，高呼響應，會場已亂，梁啟超等從側門出走。 16.

(22) 山歌一首，末段有：登臨縱覽天與地，河山不改亦不易，嶺南漠北變風雲，自古英雄造時勢何人推倒黃鶴樓，何人掀翻鸚鵡洲，拔刀斫斷長江水，要使長江水倒流63 可見革命意志流露於筆墨之間，學堂長愛惜青年，面將詩卷還之，令其刪去末段，子寬知其善意，次日即請假退學，逕赴南洋，並擔任新加坡同盟會總書記一職。辛亥年武昌起義時，返回武昌，由楊時傑引見黎元洪，受薦擔任都督府秘書、參議、議案審查廳主任諸職。民國元年（1912），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黎元洪派田桐與李子寬前往上海，歡迎孫中山蒞臨湖北，可說是李子寬第一次與孫中山的接觸。同年五月，應田桐之邀，前往北京出任國民黨所辦報紙《國光新聞》總編輯和總經理，期間袁世凱曾賄賂十萬元欲控制報社新聞，遭李子寬婉拒，致使報社多次受到軍警騷擾與迫害，爾後宋教仁遭袁世凱密謀殺害，《國光新聞》首先發難，李用「鋤奸」筆名，以刺宋酬勳為題，載有詩兩首：藉口唐虞寧始願，追蹤操莽實平生，忍於末路欺孤寡，愧向重泉對父兄，三海沉沉高拱地，九門密密戒嚴兵，孫黃方悔推襟誤，誤鑄中華大錯成。. 媚俄協約邊庭棄，燬宋酬勳賊智生，中將授多廝養卒，議員買仗孔方兄，不知揮霍誰擔債，且肆威棱自弄兵，五毒四凶舒意氣，中原帝業要觀成另弔宋教仁文中又有：吳祿貞死，而真革命不成，宋教仁亡，而真共和隨去。64 由此可知，李子寬在擔任《國光新聞》總編輯一職，以其豐厚的文學底子，運用筆尖的力量，大力批評袁世凱的違法亂紀，也因此致使袁政府派兵圍搜《國光新聞》，將職員趙俊卿槍殺，李因隨田桐赴滬，未遭毒手。民國三年（1914），加入中華革命黨，並在上海辦海上通訊社擔任編輯，繼 63 64. 李基鴻，《百年一夢記》，頁 53-54 李基鴻，《百年一夢記》，頁 83-84 17.

(23) 續從事反袁活動。民國六年（1917），李子寬將應城石膏公司的石膏運銷到台灣高雄水泥廠，首次抵台，先後探訪林熊徵、林獻堂之花園、並遊覽台中、嘉義、台南一帶。返滬之後，有李佳白者，邀請太虛大師和章太炎，說法於尚賢堂，當時友人陳圓白、蔣雨嚴、黃葆蒼邀約一同聽講佛法，為李子寬聽聞佛法之始，65 並與太虛大師有了一面之緣。民國六年（1917），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軍政府，隔年，李子寬赴粵效力，在粵軍第二軍許崇智軍長下，擔任秘書，由於其處變不驚的表現與做事負責的態度，深受許崇智之信任，之後陸續兼任長汀釐金局代理局長、粵漢鐵路總局監督。民國十一年（1922）陳炯明叛變，派兵圍攻廣州總統府，孫中山因事前得訊登上永豐艦赴黃埔，得免於難，李子寬則在此期間，協助軍情傳遞與軍備補充，使孫中山在永豐艦上供應無缺。其後，許崇智又任命其為福莆仙平特派員，協助收復閩南各縣，剔除釐金鹽務陋規。待粵軍回粵，許崇智又調其回汕頭，任軍需處長，籌劃接濟軍需，因在任內曾阻止部屬收受回扣而遭人忌恨，控告其在莆田任內有四十餘萬元款項不明，所幸李氏當時行事公正，查無貪污情事，還其清白。之後，奉孫中山之令，赴滬請許崇智回粵任粵軍總司令，同時李氏亦被任命為五邑財政整理處長，後又兼西江財政整理處長，致力於剔除規費將其歸公，並整理釐金。同時，又兼任廣東省籌餉局長及財政廳長，肩負南方軍系與黃埔軍校之軍餉，責任繁重。而在此期間，李子寬亦遭逢黨政生涯的最大危機，民國十三年（1924）八月之時，某副官持蔣中正手令，指其圖某不軌，以致遭到逮捕，並由周恩來主持審判，據當時李子寬回憶：周恩來第一句問我扒了多少錢，拿出來做革命事……又問在西江五邑吃了包商多少錢。我答：我經手財政，均有帳目可查……我辦財政，只知有公. 65. 李子寬提到當時的想法：佛法談空，以一切法因緣所生，緣聚則生，緣離則滅，無固定性，頗有至理，因此自號「了空」。見李子寬，〈略述我的學佛因緣及護教事實〉，《海潮音》，42 卷 01 期（台北，1961 年），頁 51-53。 18.

(24) 不知有私，我從事革命以來，身命尚不惜，何有於財物。周說：不要盡表功。我說：你這小子，我從事革命，你還未生。66 被送回禁閉的李子寬，原想自縊了斷，但因腰帶斷裂而倒臥在地，認為應是菩薩顯靈相救，並在拘禁期間每日誠心誦讀金剛經與觀世音菩薩，竟能將枷鎖脫下，使得李氏對於佛教更加虔誠。而後，所幸託同鄉友人蔣作賓，將李氏所書「如有罪，請予槍斃；無罪，放出監獄，隨軍北伐」67一文面呈蔣中正而獲得釋放。民國十五年（1926）蔣中正率軍北伐，任蔣作賓為湖北招討使，李子寬為政治部主任。李氏成功招降守將劉佐龍，收復武漢，並任湖北省財務委員會秘書長。後又受蔣之命，擔任福建省財政廳廳長。某日閑遊福州鼓山湧泉寺，巧遇太虛大師，太虛大師為保護寺廟免遭共產黨毀壞而向李氏請命，李氏亦請福建省軍政當局出示保護全省寺廟，此為李子寬首次順太虛大師意旨行事。寧漢分裂時，受蔣中正之命返回南京，先後擔任財政部禁煙處長、淮北鹽運副使和南京市財政局長，又隨蔣中正前往武漢籌款剿共。民國十八年（1929），湖北省政府改組，李子寬任湖北省財政廳長，極力整頓稅收，剔除陋規，屏絕親故前來求職。十九年（1930），省府發生重大弊案再度改組，而李氏奉派為湖北省財政特派員，兼鄂岸榷運局局長、緝私局局長、河南省財政特派員、河南鹽務局局長和煙酒印花局局長，有一官五印之稱，可說是深受蔣中正信賴。而尤為重者，乃奉調擔任財政部參事，向宋子文部長建議裁撤釐金、增辦統稅68與關稅獲允，派為財政部裁釐辦公處主任，經蔣中正接見後批准，於民國二十年（1931）一月一日正式裁撤釐金，長期荼商害民的釐金制度終於劃下句點。同年，李氏等人被派赴台考察日本政府的專賣事業，並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任禁煙委員會委員。民國二十四年（1935）四月，國民政府正式頒佈《禁毒實施. 66 67 68. 李子寬，《百年一夢記》，頁 170-171 李子寬，《百年一夢記》，頁 178 所謂統稅，即「本一物一稅之原則」對貨品徵收，為「中央國稅」，其收入全部解交國庫。凡統稅貨品一經繳納統稅之後，即准行銷全國，不再重徵其他對貨品徵收之任何捐稅。見黃大林，〈試析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的幾個財稅政策〉，《寧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4 期（福建，2003），頁 41 19.

(25) 辦法》和《禁煙實施辦法》，宣布實施「二年禁毒、六年禁煙」計畫，69禁煙委員會改組成軍事委員會禁煙委員會，由蔣中正擔任禁煙總監負責禁政事務的最高領導，並任李為主任秘書，70協助中央推動禁煙禁毒工作。民國二十五年（1936），因禁毒期限屆滿，李子寬前往臨潼請示蔣中正是否廢止禁毒條例，面見後應蔣作賓71之邀，於西安招待所多住一日，隔日清晨即發生西安事變，與其他官員同遭楊虎城部所挾。事變結束後，蔣中正特囑李子寬與其同照一相以作紀念，並委託李處理朋友相關交誼事項，顯示蔣對李極其信賴。對日抗戰發生後，當時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委員會和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成立，實施行政三聯制，蔣中正任三機關首長，李子寬初任政務處主任秘書，又調為副主任，負責處理中央各部會及所屬機關執行所設計之進度考核。對日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特頒予勝利勳章表揚其功勳，並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回鄉競選國大代表，受地方父老兄弟支持，當選國民大會湖北應城縣區域代表。至此，可見李子寬不失為一忠貞的國民黨員，從表 2-1 可以發現，自清末的革命運動到民國動盪時局，在黨國重要時刻都不曾缺席，他甚至為自己能參與其中盡心付出而感到驕傲，在其回憶中曾云：孫總理在廣州蒙難，蔣委員長在西安蒙難，我均相隨，是我生平革命史上最難忘懷的事。72 李子寬深受蔣中正與國民黨政府的信任，從他身居多項要職的經歷即可見一斑，藉由特殊黨政關係為他後來能主導佛教的發展，帶來莫大的影響。. 69. 70. 71 72. 張瑋、楊林，〈南京政府“二年禁毒六年禁煙運動之考察—以天津《大公報》報導為視角〉，《社會科學評論》，4 期（陝西，2008），頁 87 禁煙委員會原直屬國民政府，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第 459 次中政會決議於六月五日裁撤，改於軍事委員會內設立禁煙委員會，辦理全國禁煙事宜，禁煙總監由軍事委員長兼任。時任內政部長。了中，〈李子寬居士與善導寺（上）〉，《海潮音》，94 卷 3 期（台北，2013），頁 3 20.

(26) 表 2-1. 李子寬重要的黨政生平記錄. 光緒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會進行暗殺活動光緒三十三年（1907）參加共進會光緒三十四年（1908）擔任新加坡同盟總書記宣統. 三年（1911）都督府秘書、參議、議案審查廳主任. 民國. 元年（1912）歡迎孫中山蒞臨湖北. 民國. 二年（1913）北京出任國民黨所辦之報《國光新聞》的總編輯、總經理. 民國. 三年（1914）加入中華革命黨. 民國. 七年（1918）擔任粵軍第二軍軍長許崇智之秘書. 民國十一年（1922）永豐艦事件中協助孫中山民國十二年（1923）兼任長汀釐金局代理局長、粵漢鐵路總局監督民國十三年（1924）福莆仙平特派員任軍需處長民國十四年（1925）任命為五邑財政整理處長，後又兼西江財政整理處長兼任廣東省籌餉局長再兼財政廳長民國十五年（1926）政治部主任民國十六年（1927）福建省財政廳廳長財政部禁煙處長、淮北鹽運副使民國十七年（1928）南京特別市政府財政局長民國十八年（1929）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民國十九年（1930）湖北省財政特派員，兼鄂岸榷運局局長、緝私局局長、河南省財政特派員、河南鹽務局局長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總部秘書四省農民銀行農貸處處長 21.

(27) 民國二十年（1931）財政部參事、財政部裁釐辦公處主任民國二十一年（1932）禁煙總監秘書長民國二十六年（1937）廣東禁煙特派員民國二十九年（1940）國防最高委員會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政務處副主任民國三十五年（1946）當選湖北國大代表資料來源：李子寬，《百年一夢記》（台北縣：文海，1977）. 22.

(28) 第二節皈依太虛大師及其與佛教相關之活動李子寬之所以成為近代佛教重要的護教居士，除了在其人生經歷中接觸佛緣之外，最為重要的關鍵在於拜入太虛大師門下。自彼時起，他成為太虛大師重要的跟隨者，並親眼見證近代中國佛教復興的過程及重要的推手之一。民國七年（1918），太虛大師與章太炎於上海的尚賢堂講授佛學，陳圓白、蔣雨嚴、黃葆蒼等人邀約李子寬一同聽講，當時李子寬對於佛學的專門名詞如「末那識」、「阿賴耶識」等仍不甚瞭解，直到聽到「空」、「中道」的義理才略有所悟，並寫下「有空中道略能解，了了空空亦快哉」之句，因而有自號「了空」之事，並於書肆購得金剛經一部，每日臨寫與讀誦，開始接受佛法的薰陶，此為李子寬與太虛大師的初見佛緣。73 迨民國十六年（1927），李子寬赴閩擔任財政廳長，某日於鼓山與太虛大師相見，太虛提及當時的寺廟及僧侶遭共產黨破壞與驅趕一事，李子寬即請軍政當局予以保護，此事可謂李子寬首次依太虛大師之令，協助護佑僧伽。民國十八年（1929），太虛大師蒞臨武漢，在漢口佛教正信會講經，此時李子寬擔任湖北省財政廳廳長，每日必定前往聽經，至法會圓滿之際，李子寬與友人及隨眾四百餘人皈依大師，並領受三皈五戒，此為李氏正式皈依佛法之始。自此，李子寬便成為太虛大師的忠實信徒，致力推動太虛大師的弘法利生大願。自此之後，李子寬在本身的公職、黨職工作外，也積極協助太虛大師的佛教事業，及參與許多佛教的相關活動。民國十八年（1929），中國佛學會在南京的正式成立大會，太虛當選為會長，李子寬亦為該會的理事之一；民國二十年（1931），南京佛國寺有一青年僧住持如民，願將該寺與周遭湖田寺產八十畝讓與太虛大師，作為世界佛學苑之用，由李子寬捐獻一千元作為轉讓之費，並洽商代表接收，之. 73. 李子寬認為：「我心嚮往佛法，由此開始」；太虛大師年譜中亦記載：「李子寬（了空）參與聽講，初生信心。」見李子寬，《百年一夢記》，頁 176；印順，《妙雲集下編之六：太虛大師年譜》（台北市：正聞，1992），頁 104 23.

(29) 後更成為世界佛學苑的院護（圖 2-1、圖 2-2）；民國二十三年（1934），原任漢口佛教正信會會長王森甫去世，李子寬即被票選為該會會長（圖 2-3），同時，接受太虛大師聘任，成為武昌佛學院的院護，協助商洽將駐防佛學院的軍隊移出，並依太虛指示在此編印《海潮音》；民國二十八年（1939），太虛推舉李子寬擔任中國宗教徒聯誼會的理事；民國三十四年（1945），內政部與社會部，共派委員九人，組成中國佛教整理會，以太虛、章嘉、李子寬為常務委員。自此，李子寬踏入中國佛教會的核心，對中國佛教的日後發展逐漸產生不可小覷的影響力。. 圖 2-1. 世界佛學苑歡迎李子寬院護. 資料來源：《海潮音》，10 卷 12 期（不明，1930）. 24.

(30) 圖 2-2. 世界佛學苑院護李子寬居士照. 資料來源：《海潮音》，15 卷 7 期（武昌，1934）. 圖 2-3. 佛教正信會新任理事就職紀念. 民國廿三年九月十日，李子寬（第二前排第五位）擔任佛教正信會理事長，就職典禮合影。資料來源：《海潮音》，15 卷 10 期（武昌，1934）. 25.

(31) 在皈依太虛門下後的二十餘年，其實李子寬也曾求太虛大師帶其剃度出家，但太虛則勸李氏不要出家，期許他以在家人做出家事，盡心盡力來維護佛法，較出家尤為得力。74由此可知，太虛大師也瞭解自民初以來佛教正處於毀寺逐僧、毀廟興學的不利條件下，如能倚重這位具有資深黨國資歷的在家弟子，藉其政治實力與手腕，對於佛教的發展必定有所裨益，因此許多重要的佛教事務都特別倚賴李子寬的協助。此外，由於李子寬時常與太虛往返於各處弘揚佛法，在長期相處互相扶持下，兩人之間也培養了深厚的師徒情誼，如民國三十四年（1945）中日戰爭結束後，李子寬與太虛兩人雖分處異地，卻都心有靈犀地想要組辦書局，編印佛教書籍，此即《太虛大師全書》的由來。75又李子寬回憶起民國三十六年（1947）太虛大師發病到離世的情景：大師於發病之晨給我一信云：「了空居士！我算你已回南京，何以還不來？太虛三月十二日上午。」簡單幾句，似有責我之意遲到上海之意。乃下午即得長途電話云：「大師中風病危。」我夜車趕赴上海，已十三日晨，見大師口不能言，神志甚清，握手欲有所言而不得。我侍疾五日而大師終離此濁世。76 從太虛信中的語氣來看，可見李子寬已成為在其內心相當信賴且重要的弟子，而從李子寬的急赴探望與在旁侍疾的舉動，足見師生之間的真情流露、情誼甚篤。因此，即使在太虛離世後，李子寬仍延續大師的理念，投身扶持中國佛教的發展與復興事業。李子寬自拜入太虛大師門下後，開始在中國佛教界嶄露頭角，民國十八年（1929），太虛在南京成立的中國佛學會時，即可看見李子寬的身影。然而，此 74. 75. 76. 李子寬，〈從紀念太虛大師略述我與大師的關係〉，《海潮音》，35 卷 03 期（台北，1954），頁 13 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次日，我函請大師指示編印太虛全書辦法，函甫付郵，大師函至，內云日本投降，汝返南京，辦一太海書局，資本五百萬元，汝出一百萬，我出一百萬，鍾益亭擔任三百萬，編印全書，定名為太虛菩薩藏……此與大師心心相印，未預謀而巧合之事。見李子寬，〈從紀念太虛大師略述我與大師的關係〉，《海潮音》，35 卷 3 期（台北，1954），頁 13；李子寬，〈再述太虛大師全書編印之經過〉，《海潮音》，45 卷 4 期（台北，1964），頁 18。李子寬，《百年一夢記》，頁 178；李子寬，〈從紀念太虛大師略述我與大師的關係〉，《海潮音》， 35 卷 3 期（台北，1954），頁 13 26.

(32) 時的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頒佈《管理寺廟條例》二十一條，形勢的嚴峻迫使全國的僧眾瞭解到團結整興佛教界的必要。民國十八年（1929）四月十二日，第一屆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在上海覺園召開，共有全國十七個省的佛教代表，並在會中決議組織中國佛教會，擬定章程呈請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內政部備案。中國佛教會雖然成立，然而革新派的太虛與保守派的圓瑛，以此二人為代表的新舊派之爭卻也逐漸白熱化，分歧不斷。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對日抗戰的開始，相較於當時圓瑛所領導的中國佛教會停留在上海，未隨政府一同遷移之舉，而太虛大師則是與章嘉一同遷往重慶，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並提出：今為絕狡計而正視聽，特設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於重慶羅漢寺。……並宣布廢止淪陷區在京滬之中國佛教會機構，暫與京平滬杭等淪陷區內佛教會等斷絕關係。77 太虛決定與政府一同在大後方進行抗戰，積極組織與動員戰時的救護與慈善工作，不僅得到多數僧侶的支持，也獲得國民政府的認可，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界的領導重心。也因此，在抗戰結束後，政府有鑑於對中國佛教界的重整，在三十四年（1945）十二月十七日，由內政部與社會部訓令，依法組織「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由太虛、章嘉、虛雲、圓瑛、昌圓、全朗、李子寬、屈文六、黃慶瀾共九人為委員，並指定太虛、章嘉、李子寬為常務委員，隔日三人即在重慶長安寺會晤，交換意見，研商推動推動整理工作之可行方案。三十六年（1947）五月二十六日在南京毘盧寺舉辦中國佛教會第一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太虛於三月時即因舊疾逝世，因此此次會議選舉章嘉大師為中國佛教會理事長，而李子寬亦當選理事之一，並進而被推為常務理事。而在這五天的會議當中，一共開了一次預備會議、大會開幕式、三次主席團、五次的大會會議，以及各一次的理監事聯席會議和常務理事會。78在這十二次的大小會議當中，李 77 78. 〈快郵代電〉，《海潮音》，19 卷 7 期（重慶，1938），封底。顏尚文，〈中國佛教會的基磐〉，「中國佛教會復會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市：中國 27.

(33) 子寬從未缺席過任何一場，可以說是積極參與，見證會章的確立及僧尼、傳戒、分支會等制度的規劃，奠定了中國佛教會的組織基磐。從上述過程中不難看出，李子寬此時已逐漸在中國佛教界嶄露頭角。一方面，在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除了與太虛商討如何擴大組織中國佛教會之外，在二十九年（1940）時蔣中正就曾親自召見蔣作賓與李子寬，詢問健全組織佛教之方案79。抗戰勝利後，李子寬發表的〈對中國佛教前途之展望〉一文，80提到軍閥土豪對寺廟僧人的迫害、僧侶的素質有待加強以及信眾的護法不力與門戶之見，明確指出目前中國佛教所面臨的三大問題。而另一方面，李子寬以居士身份，能與全國佛教界的領袖太虛以及蒙藏政教領袖章嘉，並列整理委員會的常務委員，足見其地位之顯要。而在擔任整理委員會之時，也積極提出「呈請國府明令廢止妨害佛教徒權益之法令」及「呈請中樞為各地拆廟毀像逐僧奪產予以徹查懲處」 81. 等多項提案，向國民政府爭取保護佛教，都顯示其聲望之隆及領導之勢。因此，綜觀李子寬前半的人生閱歷，其與國民黨的深厚淵源，奠定了黨國大. 老的優勢地位；與太虛大師的相識，結下了與中國佛教界的不解之緣，而在這兩項條件的交錯影響下，李子寬不僅擔任許多佛教單位的理事之職（見表 2-2），協助維持佛教刊物《海潮音》、發行《太虛大師全書》等，並更進一步，成為全國性佛教組織—中國佛教會的核心幹部之一，可說是逐步掌握了中國佛教界的發言權與控制權。而這樣的態勢，隨著國共內戰的動盪，產生微妙的轉變，大量的中國人士與佛教僧眾隨政府遷台，台灣佛教界也將因這股「新源流」的來到而激盪出新的火花，中國佛教會在臺灣這塊土地的移地重生，試圖在此完成自清末以降的佛教改革復興運動；同時，中佛會內部的人事組織、派系紛爭，隨著在台的復會也將再次的重演，而民國三十七年（1948）李子寬的來台，也是造就這波臺灣佛教發展變化的關鍵人物之一。. 79 80 81. 佛教會，2007 年 7 月 7-8 日，頁 54-55。釋妙然，《民國佛教大事年紀》（台北市：海潮音，1995），頁 212 李子寬，〈對中國佛教前途之展望〉，《海潮音》，26 卷 10 期（南京，1945），頁 158-160 〈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附刊（七）〉，《海潮音》，27 卷 6 期（重慶，1946），頁 30-31。 28.

(34) 表 2-2 時間. 李子寬在中國所曾擔任之佛教職務與作為佛教單位. 擔任職位或作為. 民國. 十八年（1929）中國佛學會. 理事. 民國. 二十年（1931）世界佛學苑圖書館. 院護、董事. 民國二十三年（1934）漢口佛教正信會. 會長. 民國二十三年（1934）武昌佛學院. 院護. 民國二十八年（1939）中國宗教徒聯誼會. 理事、總幹事. 民國三十一年（1942）漢藏教理院. 院董. 民國三十四年（1945）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 常務委員. 民國三十五年（1946）創立「佛教文化社」. 編印《太虛大師全書》. 民國三十六年（1947）中國佛教會. 理事. 資料來源：李子寬，《百年一夢記》（台北縣：文海，1977）. 29.

(35) 第三章與戰後台灣佛教相關之活動. 民國三十七年（1948）七月，李子寬受許汝為之邀，在台灣組織成功企業公司，從事進出口生意，並擔任總經理一職，然因國共內戰局勢不穩無甚營利，經公司董事會討論後，即於隔年宣布停業。李子寬雖結束總經理的職位，然這次的來台，除了經營公司事業，並正式移居台灣，也與台灣佛教界有了更深入的接觸與往來，拜訪了當時台北市佛教會理事長心源長老，參與在東和禪寺的歡迎會，認識了佛教會的理事曾景來、李添春等人，並從曾景來口中得知當時台北善導寺的情況。從此，開啟了李子寬與善導寺的因緣，也因他的來台，不少僧侶在其護持之下，得倖免於當時白色恐怖的威脅。以下就李子寬其接管善導寺、護持僧伽、參與中國佛教會、續辦《海潮音》等有關佛教活動，分別敘述之。. 第一節接管與經營善導寺一、善導寺的接管與經營善導寺，全名為淨土宗善導寺，目前座落於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23 號，創建於日治時代，昭和四年（1929）為日本淨土宗大本山知恩院派下僧人世良義成與田村智學二師所建，原名淨土宗台北開教院。82戰後，按照當時官方處理敵產的規定是：僧寺院及其所屬土地房屋等，在市區最初編入敎育局，其他則編入日產管理處，之後再移交公產管理處管理，處理一切，有的移交臺僧代管，有的充為各方暫用。83而當時的善導寺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照令接管，並指派淨土宗敘少僧洪達超為住持。大致上來說，日產寺院大多數建在都市繁華，交通便利之處，其所辦之各種. 82 83. 淨土宗善導寺網頁 http://www.shandaotemple.org.tw/index.htm 曾景來，〈日產寺院之變遷〉，《臺灣佛教》，6 卷 4 期（台北，1952），頁 11-12 30.

(36) 佛教事業，活潑順利，極其盛況，84當中位於台北地區的日產寺院，大約有八座，其中善導寺佔地約兩千坪，可說是少數規模龐大的寺院建物，再加上其交通位置優越，85除了吸引政府單位的佔據利用外，在戰後也吸引不少大陸籍僧侶的目光。而有關善導寺的轉讓過程，在李子寬的回憶錄中提到，有一次在與曾景來訪問完台中佛教會的火車旅途上，曾提到目前善導寺現任住持洪達超有意將寺讓出，作為弘法之用，洪李雙方在見面之後，洪達超知道李子寬為太虛大師的弟子，又是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便明確地表示願意讓給他。於是以一千五百萬元作為補償住持人修理及設備費用，86隨即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十二月十三日，請台北市佛教會理事曾景來、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委員陳德昭為證人，由洪達超住持書據，完成點交。而當時這筆轉讓善導寺補償經費的來源，主要是由張清揚87和李子寬負責，當時張清揚願意出一千萬，其餘五百萬則由李子寬自己出。事後，李子寬給了仲介人五十萬元，維修寺院房屋又花了五十萬元。取得善導寺之後，李子寬即於三十八年（1949）請大醒法師來住，洪達超及其弟子數人仍住在寺內，照應大醒法師，《海潮音》亦在寺內發行。隔年大醒法師因患高血壓而移錫到新竹香山靜養，善導寺無僧人住持，李子寬因此邀請大德居士組成善導寺護法會，並任理事主席，又依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設立淨土宗共修會。他並先後發起兩次的「仁王護國法會」：第一次是在民國三十九年（1950）四月五日至十一日，商請當時立法院院長居正出面邀請名流巨宦一同響應參與，法會分為二壇，由大醒法師於善導寺主經壇，智光法師於十普寺主淨壇。88前後共舉行七天，為戰後台灣第一次的仁王法會。也因啓建法會之故，善導寺中原被佔用之大殿得以從台北市兵役科暫時讓出，供法會使用。第二次是在民國四十年 84 85 86. 87 88. 曾景來，〈日產寺院之變遷〉，《臺灣佛教》，6 卷 4 期（台北，1952），頁 11-12 位於日治時期的樺山町，鄰近當時的台北州署（今監察院）與台北市役所（今行政院）李子寬問：「有無代價？」洪說：「要台幣三千萬元。」李說：「寺廟為佛教僧團所有，不可論買賣，只可以補償住持人修理及設備費用，我可給一千五百萬元。」洪達超慨然應允。孫立人將軍夫人，又名張晶英李子寬，《百年一夢記》，頁 337-338。文曰：我接管後，赴居覺生院長家，請發起啓建仁王戶國消災薦亡法會。我將啟事擬妥請他簽署，他說過幾日來取……居院長說，建法會需款，我說有把握，我有一千元美金公債，可向財政部設法調用…..居院長領首，其次有張岳軍先生等，憑此可以號召，重視護國息災法會……七日法會圓滿，除開支外，尚有餘款，全數運大陸救災。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