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太虛大師及其與佛教相關之活動

李子寬之所以成為近代佛教重要的護教居士，除了在其人生經歷中接觸佛緣

之外，最為重要的關鍵在於拜入太虛大師門下。自彼時起，他成為太虛大師重要 的跟隨者，並親眼見證近代中國佛教復興的過程及重要的推手之一。

民國七年（1918），太虛大師與章太炎於上海的尚賢堂講授佛學，陳圓白、

蔣雨嚴、黃葆蒼等人邀約李子寬一同聽講，當時李子寬對於佛學的專門名詞如「末 那識」、「阿賴耶識」等仍不甚瞭解，直到聽到「空」、「中道」的義理才略有所悟，

並寫下「有空中道略能解，了了空空亦快哉」之句，因而有自號「了空」之事，

並於書肆購得金剛經一部，每日臨寫與讀誦，開始接受佛法的薰陶，此為李子寬 與太虛大師的初見佛緣。⁷³

迨民國十六年（1927），李子寬赴閩擔任財政廳長，某日於鼓山與太虛大師 相見，太虛提及當時的寺廟及僧侶遭共產黨破壞與驅趕一事，李子寬即請軍政當 局予以保護，此事可謂李子寬首次依太虛大師之令，協助護佑僧伽。民國十八年

（1929），太虛大師蒞臨武漢，在漢口佛教正信會講經，此時李子寬擔任湖北省 財政廳廳長，每日必定前往聽經，至法會圓滿之際，李子寬與友人及隨眾四百餘 人皈依大師，並領受三皈五戒，此為李氏正式皈依佛法之始。自此，李子寬便成 為太虛大師的忠實信徒，致力推動太虛大師的弘法利生大願。

自此之後，李子寬在本身的公職、黨職工作外，也積極協助太虛大師的佛教 事業，及參與許多佛教的相關活動。民國十八年（1929），中國佛學會在南京的 正式成立大會，太虛當選為會長，李子寬亦為該會的理事之一；民國二十年（1931），

南京佛國寺有一青年僧住持如民，願將該寺與周遭湖田寺產八十畝讓與太虛大師，

作為世界佛學苑之用，由李子寬捐獻一千元作為轉讓之費，並洽商代表接收，之

73 李子寬認為：「我心嚮往佛法，由此開始」；太虛大師年譜中亦記載：「李子寬（了空）參與聽 講，初生信心。」見李子寬，《百年一夢記》，頁 176；印順，《妙雲集下編之六：太虛大師年譜》

（台北市：正聞，1992），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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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更成為世界佛學苑的院護（圖 2-1、圖 2-2）；民國二十三年（1934），原任漢 口佛教正信會會長王森甫去世，李子寬即被票選為該會會長（圖 2-3），同時，接 受太虛大師聘任，成為武昌佛學院的院護，協助商洽將駐防佛學院的軍隊移出，

並依太虛指示在此編印《海潮音》；民國二十八年（1939），太虛推舉李子寬擔任 中國宗教徒聯誼會的理事；民國三十四年（1945），內政部與社會部，共派委員 九人，組成中國佛教整理會，以太虛、章嘉、李子寬為常務委員。自此，李子寬 踏入中國佛教會的核心，對中國佛教的日後發展逐漸產生不可小覷的影響力。

圖 2-1 世界佛學苑歡迎李子寬院護

資料來源：《海潮音》，10 卷 12 期（不明，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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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世界佛學苑院護李子寬居士照

資料來源：《海潮音》，15 卷 7 期（武昌，1934）

圖 2-3 佛教正信會新任理事就職紀念

民國廿三年九月十日，李子寬（第二前排第五位）擔任佛教正信會理事長，就職典禮合影。

資料來源：《海潮音》，15 卷 10 期（武昌，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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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皈依太虛門下後的二十餘年，其實李子寬也曾求太虛大師帶其剃度出家，

但太虛則勸李氏不要出家，期許他以在家人做出家事，盡心盡力來維護佛法，較 出家尤為得力。⁷⁴由此可知，太虛大師也瞭解自民初以來佛教正處於毀寺逐僧、

毀廟興學的不利條件下，如能倚重這位具有資深黨國資歷的在家弟子，藉其政治 實力與手腕，對於佛教的發展必定有所裨益，因此許多重要的佛教事務都特別倚 賴李子寬的協助。此外，由於李子寬時常與太虛往返於各處弘揚佛法，在長期相 處互相扶持下，兩人之間也培養了深厚的師徒情誼，如民國三十四年（1945）中 日戰爭結束後，李子寬與太虛兩人雖分處異地，卻都心有靈犀地想要組辦書局，

編印佛教書籍，此即《太虛大師全書》的由來。⁷⁵又李子寬回憶起民國三十六年

（1947）太虛大師發病到離世的情景：

大師於發病之晨給我一信云：「了空居士！我算你已回南京，何以還不來？

太虛三月十二日上午。」簡單幾句，似有責我之意遲到上海之意。乃下午 即得長途電話云：「大師中風病危。」我夜車趕赴上海，已十三日晨，見 大師口不能言，神志甚清，握手欲有所言而不得。我侍疾五日而大師終離 此濁世。⁷⁶

從太虛信中的語氣來看，可見李子寬已成為在其內心相當信賴且重要的弟子，而 從李子寬的急赴探望與在旁侍疾的舉動，足見師生之間的真情流露、情誼甚篤。

因此，即使在太虛離世後，李子寬仍延續大師的理念，投身扶持中國佛教的發展 與復興事業。

李子寬自拜入太虛大師門下後，開始在中國佛教界嶄露頭角，民國十八年

（1929），太虛在南京成立的中國佛學會時，即可看見李子寬的身影。然而，此

74 李子寬，〈從紀念太虛大師略述我與大師的關係〉，《海潮音》，35 卷 03 期（台北，1954），頁 13

75 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次日，我函請大師指示編印太虛全書辦法，函甫付郵，大師函至，內云日 本投降，汝返南京，辦一太海書局，資本五百萬元，汝出一百萬，我出一百萬，鍾益亭擔任三 百萬，編印全書，定名為太虛菩薩藏……此與大師心心相印，未預謀而巧合之事。見李子寬，〈從 紀念太虛大師略述我與大師的關係〉，《海潮音》，35 卷 3 期（台北，1954），頁 13；李子寬，

〈再述太虛大師全書編印之經過〉，《海潮音》，45 卷 4 期（台北，1964），頁 18。

76 李子寬，《百年一夢記》，頁 178；李子寬，〈從紀念太虛大師略述我與大師的關係〉，《海潮音》，

35 卷 3 期（台北，1954），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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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頒佈《管理寺廟條例》二十一條，形勢的嚴峻迫使全國的 僧眾瞭解到團結整興佛教界的必要。民國十八年（1929）四月十二日，第一屆全 國佛教徒代表大會在上海覺園召開，共有全國十七個省的佛教代表，並在會中決 議組織中國佛教會，擬定章程呈請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內政部備案。

中國佛教會雖然成立，然而革新派的太虛與保守派的圓瑛，以此二人為代表 的新舊派之爭卻也逐漸白熱化，分歧不斷。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對日抗戰 的開始，相較於當時圓瑛所領導的中國佛教會停留在上海，未隨政府一同遷移之 舉，而太虛大師則是與章嘉一同遷往重慶，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並 提出：

今為絕狡計而正視聽，特設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於重慶羅漢寺。……並 宣布廢止淪陷區在京滬之中國佛教會機構，暫與京平滬杭等淪陷區內佛教 會等斷絕關係。⁷⁷

太虛決定與政府一同在大後方進行抗戰，積極組織與動員戰時的救護與慈善 工作，不僅得到多數僧侶的支持，也獲得國民政府的認可，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界 的領導重心。也因此，在抗戰結束後，政府有鑑於對中國佛教界的重整，在三十 四年（1945）十二月十七日，由內政部與社會部訓令，依法組織「中國佛教整理 委員會」。由太虛、章嘉、虛雲、圓瑛、昌圓、全朗、李子寬、屈文六、黃慶瀾 共九人為委員，並指定太虛、章嘉、李子寬為常務委員，隔日三人即在重慶長安 寺會晤，交換意見，研商推動推動整理工作之可行方案。

三十六年（1947）五月二十六日在南京毘盧寺舉辦中國佛教會第一屆全國會 員代表大會，太虛於三月時即因舊疾逝世，因此此次會議選舉章嘉大師為中國佛 教會理事長，而李子寬亦當選理事之一，並進而被推為常務理事。而在這五天的 會議當中，一共開了一次預備會議、大會開幕式、三次主席團、五次的大會會議，

以及各一次的理監事聯席會議和常務理事會。⁷⁸在這十二次的大小會議當中，李

77 〈快郵代電〉，《海潮音》，19 卷 7 期（重慶，1938），封底。

78 顏尚文，〈中國佛教會的基磐〉，「中國佛教會復會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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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寬從未缺席過任何一場，可以說是積極參與，見證會章的確立及僧尼、傳戒、

分支會等制度的規劃，奠定了中國佛教會的組織基磐。

從上述過程中不難看出，李子寬此時已逐漸在中國佛教界嶄露頭角。一方面，

在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除了與太虛商討如何擴大組織中國佛教會之外，在二 十九年（1940）時蔣中正就曾親自召見蔣作賓與李子寬，詢問健全組織佛教之方 案⁷⁹。抗戰勝利後，李子寬發表的〈對中國佛教前途之展望〉一文，⁸⁰提到軍閥 土豪對寺廟僧人的迫害、僧侶的素質有待加強以及信眾的護法不力與門戶之見，

明確指出目前中國佛教所面臨的三大問題。而另一方面，李子寬以居士身份，能 與全國佛教界的領袖太虛以及蒙藏政教領袖章嘉，並列整理委員會的常務委員，

足見其地位之顯要。而在擔任整理委員會之時，也積極提出「呈請國府明令廢止 妨害佛教徒權益之法令」及「呈請中樞為各地拆廟毀像逐僧奪產予以徹查懲處」

81等多項提案，向國民政府爭取保護佛教，都顯示其聲望之隆及領導之勢。

因此，綜觀李子寬前半的人生閱歷，其與國民黨的深厚淵源，奠定了黨國大 老的優勢地位；與太虛大師的相識，結下了與中國佛教界的不解之緣，而在這兩 項條件的交錯影響下，李子寬不僅擔任許多佛教單位的理事之職（見表 2-2），協 助維持佛教刊物《海潮音》、發行《太虛大師全書》等，並更進一步，成為全國 性佛教組織—中國佛教會的核心幹部之一，可說是逐步掌握了中國佛教界的發言

因此，綜觀李子寬前半的人生閱歷，其與國民黨的深厚淵源，奠定了黨國大 老的優勢地位；與太虛大師的相識，結下了與中國佛教界的不解之緣，而在這兩 項條件的交錯影響下，李子寬不僅擔任許多佛教單位的理事之職（見表 2-2），協 助維持佛教刊物《海潮音》、發行《太虛大師全書》等，並更進一步，成為全國 性佛教組織—中國佛教會的核心幹部之一，可說是逐步掌握了中國佛教界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