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衛三畏與《中國叢報》
第二節 《中國叢報》語言類文章之整理與分析
上述有關衛三畏對漢語的學習情形已有初步的了解，接次將從《中國叢報》
上的語言類文章來探究其對漢語的實際理解情況。據筆者的收集與整理，衛三畏 發表的語言類相關文章主要有 14 篇（見下表），其中大致可以分為地域方言、漢 字拼音法、作品引介以及中文活字印刷等四種，故以下將分以主題的形式，先就
66 Walter Henry Medhurst,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G.J. Steyn and brother, 1832, p.460. Book Proven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 Electronic resources digitized by MSN; Retrieved 20 July 2017, from https://archive.org/stream/dictionaryofhokk00medhrich#page/n5/mode/2up.
當時《中國叢報》對每一主題的討論情形進行概述，再提出衛三畏對此的看法，
68 有關畢歐（Édouard Biot, 1803-1850）在 1847 年出版的作品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 et de la corporation des lettrés, depuis les anciens temps jusqu’à nos jours:
ouvrage rédigé d’apres les documents Chinois，目前學界譯有《中國學校銓選史》、《中國公共教
育歷史文獻》、《中國歷代教育制度及科舉》等，然就內容來看，以《中國學校銓選史》較符合
當中敘述，故本論文亦選用此譯名。
篇名 日期 卷/號 內容 頁碼
○1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
○2General Index of Subjects Contained in the Twenty Volumes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with an Arranged List of the Articles, Reprinted in Japan.
○3張西平編，顧均、楊慧玲整理，《中國叢報(1832.5-1851.12)》第 21 冊「目錄索引卷」(桂林：
造成方言的多樣性。而後者指的是因為這些方言的使用通常都是在一個非常狹小 的範圍內，加上從前欲應試的士人除了一方面必須熟悉古代經典外，另一方面也 要分別了解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所在的一些發音知識，這使得方言並不會影響國 家語言（官話）的主體價值，其永久性的意義也能就此展現。此外，裨治文也提 到當要討論這個國家的方言時，必須牢記發音以及各種漢字和句子結構所產生的 差異，因為中國方言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發音。69
隔年的 2 月，馬儒翰接續探討了這個問題，在一篇談論中國口語的文章中先 就其與書面語的不同進行分析，並針對各種方言的起源與幾種方言的共同特點提 出了意見，且指出中國的口語由於各省、或甚至同一省份的各種方言之間存在很 大的歧異性，特別是在音調變化的表現上非常複雜，使得外國人因為在學習上的 困難而很少關注這種「粗野、生硬和晦澀難解」的口頭語言。70
與上述兩者從廣泛層面討論方言的發展特性所不同的是，來華僅有兩三年的 衛三畏比起他的前輩們更加關心的是當時中國人與外國人實際交往的媒介和方 式，也就是彼此間普遍使用何種的共同語言來互相溝通，因此更為務實地觀察了 外國人踏上廣州土地時所聽聞的「混雜語」，並為此撰寫了一篇文章來進行說明
（Jargon spoken at Canton）。71
在衛三畏看來，這種包含了廣州的地方方言以及因為商業因素而流行的英語 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隨處可見」的溝通方式事實上是由好幾個因素所堆疊造成 的。除了在清政府的法律下規定外國人不得學中文外，整體來看，當時的一個普 遍事實是外國人長期以來忽視了對漢語的相關研究，所以在基礎用書全然或者幾
69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Repository, vol.3 no.1, 1834.05, pp.2-3.
70 John Robert Morrison, “The Chinese Oral Language,” Chinese Repository, vol.3 no.10, 1834.05, pp.480-485.
71 Samuel Wells Williams,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9, 1836.01, pp.428-435.
乎缺乏的情況下，加上漢語本身已經是一種較為難學的語言，因此阻礙了許多試 圖想要學習漢語的人。再者，在上述的背景中，作為短暫來到沿海的商人群體，
面對學習中文的誘因大大的降低，進而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人為了與絕大多數的 客戶貿易，則不得不學習足夠的語言來進行溝通，導致「數以百計的中國人現在 學到很多混雜語言來做生意，而外國人則很少花時間來學習漢語」，72不僅如此，
由於這種混雜語言完全無視所有的拼音和語法的規則，所以外國人不需要從基礎 開始也很快就能習得這種語言，是以隨著中文慣用語的流行、被方言拆解而胡亂 拼揍的英文、聽力的混亂以及單詞的不良發音等，都使得這個混雜語成為一種四 不像的「廣式英語」（Canton English）。
不過，從廣式英語的發展來看，衛三畏進一步思考的其實是如何借鏡當地人 對英語的學習模式，因為在廣州並沒有語言學校，也沒有任何值得參考的東西，
即使馬禮遜在 1828 年就出版了《廣東省土話字彙》（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但中國人以此學習英文單字的成效非常有限。所以衛三畏觀察那些被以「教師」（schoolmaster）名義雇來指導學徒的當地人，指出他們透過留在商店
、洋行和其他外國人度假的地方，只要找到機會就學習單字，因此很快地就能夠 在廣式英語中表達自己的想法。
由此看來，衛三畏從語言雙向的溝通來微觀地域方言的使用情況，與裨治文 和馬儒翰對中國方言的論述基本從一個較宏觀的角度來分析的方向並不相同，特 別是前者所關切的不單單只是研討方言的本身，而是更細緻地解釋了方言與英語 碰撞而交雜的混亂情形。
不過在此需要注意的是，由於在《中國叢報》上專門討論中國地域方言的文 章很少，而上述的三篇文章又是寫在中國未開放之前，因此以撰稿人和閱讀者為
72 Samuel Wells Williams,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p.429.
身份的衛三畏來說，初期所能掌握的相關知識大體就是雖然中國各地的方言數量 極多，但因為教育和官僚制度的因素導致方言並不會有損於中央朝廷及其政令下 達之地方官廳的「官話」（Kwan Hwà or Court Language/Dialect）。73此外，衛三畏 也理解到在地域方言與外來語言彼此互動的情況下，廣式英語經過長時間的使用 已經建立自己的慣用語、詞形變化以及單字所附的定義，而且這種語言的流動實 際上不是根據英文的語法，而是依照中國語言的結構，再將部分字詞移轉成英文 單字所形成的。另一方面，考慮到外國人學習漢語的情況，馬儒翰和衛三畏也都 注意到了歐美人士在發音上的挫折，這是由於中文的單音性質74和多母音的聲調
，加上緊接在後的數個子音，導致外國人無法以正確的方式發出一個三到四個音 節的單詞，75而這種困難程度尤其顯現在福建和廣州兩地的方言中，從其在書面 閱讀及口頭語言上的強烈差別即可了解。
（二）漢字拼音法
而為了解決上述有關發音的問題以及漢字讀音的便利性，設計一套漢字的拼 音系統或注音方法76實際上在當時的《中國叢報》激起了不小的漣漪，77除了主要 的供稿人參與討論外，還引發許多對此感興趣的讀者紛紛撰文投稿，他們一方面
73 明清時期的「官話」主要指的是南京官話，與後來流行的北京官話有所不同。
74 關於十九世紀初期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將漢語視為單音節的這種概念，實是受到明末來華的傳
教士在與中國人的接觸過程中對漢語音節的一種理解。此可以參考姚小平，〈漢語的單音節性
––––西方早期和與認知史上的一個命題〉《輔仁大學第六屆漢學國際研討會： 「西方早期（1552-1814 年間）漢語學習和研究論文集》（新北：輔仁大學，2011），頁 489-511。
75 Samuel Wells Williams,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9, 1836.01, p.432.
76 在此指的拼音系統與注音方法都屬於標音符號（phonetic transcription），是採用符號或記號來 標注語素文字的發音方式及語調。前者指的是以拉丁文字母為基礎的標音符號，後者則是根 據原有語言特點創造的符號。
77 《中國叢報》最早在 1834 年的 5 月，就由馬儒翰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的書面語〉文章，當
中在談到漢字的拼音法時，其藉由整理馬禮遜字典當中的 411 個音節，並以漢語重要的音調
表（table of the Chinese significant sounds）形式附在該卷的第 29-30 頁，John Robert Morriso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Chinese Repository, vol.3 no.1, 1834.05, pp.1-37.
對其他人的意見進行評價，同時也提出修改建議和新方案給予彼此參考。
在《中國叢報》上最先開始引起討論的是 1835 年 8 月的一篇文章〈為中國 人發明拼音語言〉，作者從漢語教育的情況來觀察，指出學習者由於沒有相關的 語言用書可以閱讀和理解，加上漢字本身的獨特系統，光在認字上就會浪費過多 時間，更遑論閱讀書面文章，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更好的學習漢語，似乎 有必要引進拼音文字來革除一些弊病。不過，作者並未真正提出一套拼音方法，
因為他認為實行漢字拼音確實可能會給中國帶來一些不便，像是長久以來使用的 書籍將變得毫無用處、統一的書面語言也可能會被各地方言取代而存在帝國分裂 的危險。另外，由於漢字本身的同音字詞很多，所以使用拼音文字書寫也可能時 常會出現表達不清的情況，繼而人民也會對這種拼音方式感到質疑，再加上學習 新單字的工作量等，這些都使得漢字的拼音問題存在設計上的難題。78
不過，當時《中國叢報》的編輯部在考慮之後選擇了一篇與此主題相關的論 文，並以讀者來信的方式附在下方，似乎是為了呼應這位作者的意見。這是由對 福建方言頗有研究的台約爾（Samuel Dyer, 1804-1843）所提出的一點看法，也就 是他認為既然有成千上萬的當地人在沒有漢字知識的情況下能學到中文，那麼有 沒有可能在沒有書面漢字的幫助下學習中國的任何方言？79從這個問題出發，台 約爾透過觀察福建話的發音規律，並參考麥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以羅馬字 母嘗試整理了福建方言的標記方式。然而，由於其在符號的使用上非常複雜，也 沒有建立具系統化的方法，所以並未引起其他讀者的重視，但是，其將方言標音
不過，當時《中國叢報》的編輯部在考慮之後選擇了一篇與此主題相關的論 文，並以讀者來信的方式附在下方，似乎是為了呼應這位作者的意見。這是由對 福建方言頗有研究的台約爾（Samuel Dyer, 1804-1843）所提出的一點看法，也就 是他認為既然有成千上萬的當地人在沒有漢字知識的情況下能學到中文，那麼有 沒有可能在沒有書面漢字的幫助下學習中國的任何方言？79從這個問題出發，台 約爾透過觀察福建話的發音規律，並參考麥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以羅馬字 母嘗試整理了福建方言的標記方式。然而，由於其在符號的使用上非常複雜，也 沒有建立具系統化的方法，所以並未引起其他讀者的重視，但是，其將方言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