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三畏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理解

從上述的討論看來，我們知道版本間的變化基本來自於時間寬度給予的調整

，然而不管是兩個版本間的差異，又或者是繼承來自初版的觀點，由此書引介的 漢語知識可以進一步探討的是，究竟是什麼影響了對《中國總論》的修訂？而衛 三畏又是如何「思考」中國的語言文字並呈現在初版和修訂版之中？為了更完整 地研討其間的變化，以下將先分析造成兩版差異的可能原因，再從衛三畏的想法

談起，透過本論文的第二及第三章做一綜觀性的考察，以此論述衛三畏對中國語 言文字的理解情況。

首先，在兩版差異的原因分析上，可以從當中時常出現在對初版內容的校訂 和增補的幾個例子來進行說明。像是對一些土話歸屬地域的修正，如初版第 490 頁將福建省和廣東省東部的土話全然歸於福建方言之中，修訂版予以刪除；初版 第 491 頁指沿海地帶商人的方言為福建話，至修訂版時則更精確地改為廈門話（

頁 615）。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還有作者在討論各地方言不同音的字上，新增了北京 話的統計數字，並在敘述中區別於所謂的官話（頁 611），且在相關主題上多出現 北方話和官話的比較。但筆者觀察到，事實上在兩個版本的《中國總論》中，對 官話的敘述幾乎沒有在文字上進行改變，如當中的介紹為：

朝廷用語，也稱為官話，或「曼德林」方言，是這個國家的正式

語言，即中國的語言，不能稱之為方言。所有受教育的人都要學、都會

說，不論他出生在帝國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假裝要學，卻不會用官話 交談。這是東北部五、六個省份，尤其是河南、山東、安徽通行的語言

，但和朝廷、京城多少有些差異。這種語言的特徵是音調柔和流暢，全 然沒有刺耳的、帶子音的結尾，風行流音和脣音。一些說官話的省份，

有部分地方如浙江、江蘇的東部，喉音很普遍，聲母變軟或有所改變。

235

235 “The court language, the kwan hwa, or mandarin dialect, is rather the proper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the Chinese language, than a dialect. It is studied and spoken by all educated men, and no one can make any pretense to learning or accomplishments who cannot converse in it in whatever part of the empire he may be born. It is the common language throughout five or six of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especially Honan, Shantung, and Nganhwui, though presenting more or less variations even in them from the standard of the court and capital. This speech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soft and

由前半段引文可知，在衛三畏的認知中所謂的國家語言（the proper language of the country）並不能稱之為方言，但矛盾的是不管在目錄的章節主題（見表五

）抑或是引文當中，皆出現以 Court /Mandarin dialect 稱呼官話的情形，所以若單 從詞彙的使用且兩個版本皆未變動的這點看來，這似乎顯示衛三畏對整個官話和 方言的概念是相當模糊的。而倘若將此拿來對照本文第三章對四本漢語研究著作 的考察，可以知道其實早在《漢英韻府》（1874）中衛三畏就意識到官話內在層 次的差異區分，但修訂版的《中國總論》卻仍然保留初版的說法，從這點來看，

可能是作為編寫者的衛三畏思考讀者對於中國語言的認識或許還是普遍通行的 南京官話更為實用所致。²³⁶

再者，仔細閱讀〈中國語言文字的結構〉中完全新增的「洋涇濱英語」段落

，也可以發現這似乎與衛三畏在 1836 年發表的一篇〈廣州的混雜語〉文章，在 許多地方的描述都十分相似。²³⁷文中很多跡象表明，衛三畏在《中國總論》裡所 說的「洋涇濱英語」事實上應該就是「廣式英語」。故而由此可以提出的一個問 題是，既然在 1830 年代就已經注意到當時通商口岸的語言混雜情形，那麼為何 直到修訂版才放入此一主題？

mellifluous tones, the absence of all harsh, consonantal endings, and the prevalence of liquids and labials. In parts of the provinces where it is spoken, as the eastern portions of Chehkiang and Kiangsu, gutturals are common, and the initials softened or changed.” See in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1848, vol.1, p. 489; 1883, vol.1, p. 613. 整段敘述僅底線部分在修訂版中被刪 去。

236 在陳輝對十九世紀漢語官話的研究中，雖然指出衛三畏對官話和北京話存在認知上的差異這

一結論並無不妥，但文中引用修訂版序言「語言和文學兩章做了大量的改進」，並以此敘述衛

三畏對宮廷語言的介紹，似有誤導讀者兩個版本對官話的論述有差異的意味。見陳輝，〈19 世 紀東西洋士人所記錄的漢語官話〉《浙江大學學報》，40：6（2010），頁 110。

237 可參照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有關地域方言的討論分析。

如果追溯洋涇濱英語一詞的來由，按照其在中國流傳的時間和空間進行劃分

，則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也就是廣義的洋涇濱英語先後包含廣式英語和上海 的洋涇濱英語。²³⁸這種包含著以英文為主體，摻雜少量中文、葡語和馬來語的混 雜語言最初發軔於廣州，後隨著貿易中心的轉移，在上海得以充分發展，其語體 也逐漸變為以英語、上海話、寧波話為主，較前者已有所不同。

而衛三畏之所以在修訂版中說道：「這篇關於中國語言文字的梗概，如果不 說一說沿海當地人和外國人之間出現的特殊行話『洋涇濱英語』就不夠完整」，

239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廣州一口通商時代的結束與隨之而來的開放，使他注意到 這種混雜語言不再限於廣州一地的使用，而是在各個口岸更廣為流傳散布，並且 在內涵上有些微不同的發展，因此才決定在修訂版中置入此一主題，方便那些到 中國的外國人士能了解抵華時可能遇到的情形。且從其早期所稱的「廣式英語」

全面地改為「洋涇濱英語」則恐怕也是因為如此。

是以從上述的一些觀察結果可知，不論是針對初版進行改動，還是承其原先 的內容，衛三畏的修訂很多時候是站在讀者的立場上來進行考慮。至於影響其做 出這些決定的原因，雖然沒有證據能直接指出當中對應的改變，但從衛三畏在初 版發行的 1848 年到修訂版出版的 1883 年間，其歷經工作身份的轉換、在中國各 地遊歷經驗的增加，以及期間費心完成的兩本研究專著等，這些對於其個人的中 國認識都有不小的變化。另外從前一節的分析亦可知，引用文章的指標性和新資 料的取得等也都是促使其敘寫的漢語知識能更清晰、全面的原因。

238 目前關於洋涇濱英語的一般敘述是特指近代上海開埠後在洋涇濱一帶廣泛流行於商人、水手、

傳教士等範圍內的商業用語，因為語言承載者大多是下層階層，所以很多時候被稱為俚語、

俗語等。與此同時，作為語言交流的媒介，它重視的是「語」而非「文」，結果各地方言發音

的多樣性也就決定了洋涇濱英語在發音上複雜性。如一開始是粵音注音，後又用滬音注音；

隨著在上海做生意的寧波人的數量增多，以甬音注音的洋涇濱英語亦應運而生。參見邱志紅，

〈洋涇濱英文小述〉《清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頁 105-107。

239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1883, vol.1, p. 624.

而在考察造成兩版差異的可能因素後，接著將進一步探究衛三畏對中國語言 文字的理解狀況，並從理解了「什麼」（What）與「如何」理解（How）這兩個 方向來討論。首先，我們知道初版的《中國總論》是衛三畏在美國各地演講的文 稿經彙編寫成，這除了是他在中國居住十二年經驗的總結外，還來由於大量閱讀 相關書目的累積。不過必須注意的是，與十九世紀後半葉來華的外國人所能取得 的資訊量不同，在三十年代有關中國的訊息極少，所以儘管在漢語學習方面有幾 本相當不錯的專書，但由於並非親身觀察的記錄，大多是依據文字材料對中文語 法的介紹與分析（見表二），因此在衛三畏早期對漢語知識的概念上，有很大一 部份是從自己的經驗探索而來，這可以從他在《中國叢報》上關注地域方言和因 溝通而產生的廣式英語看出其對中國語言的理解方向。

在這種理解之上，衛三畏其實是將中國語言文字當作一種具目的性的工具，

也就是他認為學習漢語基本上是為了有效地溝通、正確認知雙方欲傳達的訊息，

這從其在每本專書的前言、導論或一些撰文中都可以看見其個人意識的展現。因 而就此可以提出觀察的另一個論點則是有關衛三畏如何看待漢語中兩種不同形 式的媒介，即書面文字與口頭語言之間的關係。

前述提到衛三畏認為中國語言文字的特性就是「語言屈從文字，所聞屈於所 見」，而其之所以有此概念，實是受到兩個不同層次的影響。其一是歐洲漢學界 自十六世紀以來因為門多薩在《大中華帝國史》對漢字表意的說法，以及基歇爾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在《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 1667）中對漢 字形體的解釋，認為漢字可以作為通用的文字獨立於漢語之外而存在。²⁴⁰這種將 漢字意義放大並完全與口頭語言區隔開來的想法，以致如雷慕沙也有「漢字不能

240 Chen, Z (2015), “Du Ponceau’s study on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An overview and critique,” pp.

364-376.

夠表述聲音，聲音也無法體現漢字」（the character is not the delineation of the sound, nor the sou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character）之語。不過對此，衛三畏的想法事實 上較為持平，他認為「中文裡的每個漢字都像拼音文字一樣發音，有些[還]不只 有一個音來表達不同意思；因此，雖然漢字不能夠表達所指事物的音，但音確實 是字的表現」。²⁴¹

至於第二個因素則是受到馬禮遜在文字傳教策略中「重漢字形義，略漢字讀 音」的影響。²⁴²由於在衛三畏來華的年代，傳教士對中國語言的學習一方面遭到 法令的限制，另一方面則因為中國各地方言的歧異性而感到在學習上的困難，因 此馬禮遜在他的《華英字典》第一部分便開宗明義地指出「對於歐洲學漢語的學

至於第二個因素則是受到馬禮遜在文字傳教策略中「重漢字形義，略漢字讀 音」的影響。²⁴²由於在衛三畏來華的年代，傳教士對中國語言的學習一方面遭到 法令的限制，另一方面則因為中國各地方言的歧異性而感到在學習上的困難，因 此馬禮遜在他的《華英字典》第一部分便開宗明義地指出「對於歐洲學漢語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