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三畏與《中國叢報》工作

與其他傳教士的來華略有不同的任務，初到中國的衛三畏負責的是由美部會 所交付的印刷工作，地點正是當時在廣州開辦不久的《中國叢報》印刷所（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為此，衛三畏在出發前先是在美國接受了為期六個月 的工作培訓，主要為學習印刷和管理事務，像是「拿著排好的鉛字從排字間來到 印刷廠，從那隨著印出的校樣來到負責校對的地方，然後學習使用摺疊機、縫紉 機，以及裝訂的整個過程」，⁵⁰這是為了到中國時能即刻負責《中國叢報》的相關 業務。

而衛三畏之所以能有此機會，與其父親威廉（William Williams, -1850）從事 文化出版事業，以及與教會的密切交往有相當大的關係。由於此前位於紐約布立 克街（The Bleecker Street）的長老會教堂轉贈了一台印刷機器和一套鉛字給剛剛 建立在廣州的美部會傳教團，因而當教團尋求威廉推薦一位能夠前往中國管理印 刷所的年輕人時，他便立刻引介了當時仍在紐約特洛伊倫塞勒學院（Rensselaer

50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49.

Institute at Troy）求學的長子，建議他到中國擔負此項工作。⁵¹

1833 年 10 月 25 日抵華的衛三畏很快就開始接手《中國叢報》的出版、印 刷和發行事務，並與當時已在廣州的英美新教傳教士馬禮遜、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裨治文、史蒂芬（Edwin Stevens, 1802-1837）、特雷西（Ira Tracy, 1806-1875），以及協助印刷的中國教徒梁發（1789-1855）等一起工作。而 印刷所除了固定發行每月一期的《中國叢報》外，也承接了不少書籍和小冊子的 印製出版，其中很多是衛三畏自己編寫的著作。⁵²此外，《中國叢報》的主筆和總 編輯雖是創辦者裨治文，但負責處理刊物發行的衛三畏偶爾也會參與文章的撰稿

。除了 1844 年 11 月到 1848 年 9 月因途經歐洲回國而暫時放下手邊工作之外，

後來由於裨治文遷居上海的因素，致以從 1849 年以後皆由衛三畏全權負責處理

《中國叢報》事宜直至停刊為止。

不過，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衛三畏在抵達中國以前從未學習過漢語，是以對 於一個完全沒有先備知識和經驗且剛開始接觸這個新語言的人來說，儘管來華初 期只是負責印刷出版業務，但在與當地人、甚或印刷工人的溝通，乃至於對印刷 品內容的了解、校正與排版上，都需要漢語作為輔助。不僅如此，《中國叢報》

雖是以英文為主要的書寫媒介，但其內容大多涉及中國，特別是在語言文字方面 的介紹占有很高的比例。⁵³因此，不管是為了與當地人交往，還是為了對這份工 作能更加得心應手，對於漢語的學習與使用便成為初來乍到的衛三畏所面臨的首 要任務。

51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p.6-7. 當中提及衛三畏 的父親威廉除了曾是軍隊的上校以及教會虔誠的信仰者外，還是當時一份重要報紙的編輯和 印刷工匠。

52 有關中國叢報印刷所出版的書籍整理，請參見附錄二。

53 王樹槐據《中國叢報》總索引將其內容的分類與篇數列表，其中的「語言文字」一類篇數最

多，共有124 篇。參見王樹槐，〈衛三畏與《中華叢刊》〉，收入《基督教與清季中國的教育與 社會》（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11），頁 11。

但是，由於中國的語言和文字與英文完全分屬於兩個不同的系統，故而除了 溝通的語言「與自己預期的一樣困難，且在能夠交談之前[還]需要一段時間」外

，⁵⁴衛三畏在與父母的通信中更多次提及克服記憶以及閱讀漢字的不易，⁵⁵尤其是 對漢字符號的複雜程度感到吃重，加上自己本身繁雜的印刷、出版工作，練習漢 語的時間被大量地壓縮，使得衛三畏不只一次提到學習漢語的進度非常地緩慢，

而其認為「要學習這種語言，只有不做其他任何事情，不停地說和寫，甚至在夢 裡都想著它」⁵⁶的學習方式也極難達成。⁵⁷

而漢語的學習對衛三畏來說之所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除了是因為有 不計其數的漢字需要牢記外，更重要的或許是漢語發音的聲調令其感到無所適從

。由於 1759 年洪仁輝事件的發生，導致清政府至此嚴禁中國人教導外國人中文

，否則將被視為漢奸而處以極刑。⁵⁸在這樣的法令規定下，使得來華的傳教士與 商人只能透過與行商的翻譯進行接觸才能交流，而能與當地人練習中文的機會更 是微乎其微。所以衛三畏和其他傳教士雖然聘請了一些文化教養頗為深厚的老師 來教導他們中文，但只要有任何被告發的可能就會引起這些「中國老師」的恐慌

，進而導致他們立即的逃離。⁵⁹

54 《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藏衛三畏未刊往來書信集》，卷19，“SWW to Father: 1833/11/12; Canton”，

頁33。

55 《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藏衛三畏未刊往來書信集》，卷 19，“SWW to Mother: 1834/4/n.d., 18;

Canton”，頁 63；“SWW to Father: 1834/7/14; Canton”，頁 77。

56 《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藏衛三畏未刊往來書信集》，卷19，“SWW to Father: 1835/2/21; Canton”，

頁99。

57 衛三畏認為學習語言必須無時無刻地以此語言來行動和思考，這種學習方式在 20 世紀後期開 始有明確的定義，屬於「沉浸式教學法」的一種。

58 欲了解洪仁輝事件引發清政府禁絕外人學習漢語的相關情形，請參見譚樹林，〈清代對來華外 國人學習中文態度的演變〉，《歷史教學》2007 年第 1 期，頁 39-43。

59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p.58-59, 75-76. 文中還 提到教導衛三畏的中國老師為了防止被人告發，每次來時總帶著一只外國婦女的鞋子並將它 放在桌上，這樣一旦有他害怕或不認識的人進來，他就可以假裝自己是一個給外國人做鞋的 中國師傅。此種情況在馬禮遜的日記和書信中也多有記述，參見Eli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and Longmans, 1839).

不過，上述的種種情形在經過五、六年的努力後有逐漸好轉的現象，且隨著 衛三畏對漢語知識的更多了解，他認為「我的有用性逐漸地增加，且沒有人能取 代我，對其他人來說，我的離開將給他們帶來沈重的負擔」，⁶⁰而事實上，這除了 能表示衛三畏對漢語掌握程度的提高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研究中國的外國 人很少，就衛三畏自己的印象「在林則徐擔任欽差的時期實際上只有五位––––不 算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就是在他們當中也很少有人認識漢字」，⁶¹可見十九世紀初 期的在華外國人能通曉漢語者不過寥寥幾人，而一旦能對漢語有所把握，便能進 一步攫取到重要的位置之上。

而若要探究衛三畏對漢語學習的進步情況，則箇中原因有很多是來自工作上 的交流，像是他曾談到在印刷所的工作情形：

我的印刷所有兩個葡萄牙人和三個中國人，但五人當中只有兩個說 英語。我剛來的時候只能主要用手勢跟他們交流，但很快這兩種語言我 都學會了一點，於是我開始使用夾雜著葡語、漢語和廣式英語的句子。

……現在我在兩種語言（按：葡語、漢語）上取得了一些進步，已經能 夠用它們分別說出讓人明白的話了。⁶²

現已有中文譯本，〔英〕艾莉莎馬禮遜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譯，《馬禮遜

回憶錄》全二卷（北京：大象，2008）。

60 《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藏衛三畏未刊往來書信集》，卷19，“SWW to Father: 1839/9/28; Macao”，

頁243。

61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59

62 “I have two Portuguese and three Chinese in the office, and but two of the five speak English. When I first went in I had to talk mostly by signs, but soon got a smattering of both languages, and was fain to use sentences made up in part of Portuguese, Chinese and Canton-English––this last being a mixture of all three……. Now, however, I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in both the genuine languages, and can separate the two into something intelligible.” See in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68.

可見因為工作和環境的需要，使得衛三畏在與印刷工匠們的交際往來中習得

（acquisition）⁶³了不少葡語、漢語以及一些和英語混雜的語句。但在此必須注意 的是，在中國尚未開放之際，除了租借給葡萄牙的澳門不受管轄外，僅保留廣州 一地作為對外的通商港口，故其在當地所使用的語言，也就是衛三畏於此所指稱 的漢語實際上是廣東的方言––––粵語。

此外，如前述所提及負責文字印刷的衛三畏實際上接洽了不少作品在《中國 叢報》的印刷所出版，其中，對於印刷麥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37）一書，

⁶⁴他認為「在這一工 作的進展過程中學到了不少中文」，⁶⁵這是因為此字典共收有 12,000 個漢字，且 每個漢字都包含了該字的福建話讀音和英文解釋，並在重要的漢字單詞下引用名 著或典故來解釋它的用法，再將該單詞或句子翻譯成英文（見圖二），可見這是 透過工作因而關注漢字進而學習的另一個例子。

63 此為語言學家史蒂芬．克拉申（Stephen Krashen, 1941-）所提出的「習得與學習假說」（Acquisition /Learning Hypothesis）。此假說認為，成年人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發展其第二語言能力，一種是 通過習得的方式，另一種是通過學習的方式。習得在這裡指的是使用語言進行自然交際，以便 獲得潛意識的語言知識；而學習指的是在課堂教學環境中對語言規則進行有意識地學習。不過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假說中，克拉申認為「通過學習獲得的語言無法轉換成潛意識的習得語言，

也不能用來自然表達想要表達的意思」，目前亦未有實驗證明此論點。見王建勤編，《漢語作為

第二語言的習得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1997），頁 9-10。

64 關於此書的印刷出版，起先是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澳門印刷所負責（1832），但由於 1834 年 英國對華體制的改變，導致澳門印刷所成為新舊體制交替中的孤兒，而當時排印的《福建方言 字典》才完成300 多頁，還不到全書的一半，後輾轉經由在澳門的中國叢報印刷所於 1837 年 印刷完成。參見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

64 關於此書的印刷出版，起先是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澳門印刷所負責（1832），但由於 1834 年 英國對華體制的改變，導致澳門印刷所成為新舊體制交替中的孤兒，而當時排印的《福建方言 字典》才完成300 多頁，還不到全書的一半，後輾轉經由在澳門的中國叢報印刷所於 1837 年 印刷完成。參見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

在文檔中 衛三畏的漢語認識歷程 (頁 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