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與災難報導

不論極權專制或民主自由國家，媒體角色和功能都會受到政治環境、社會文 化與意識形態的影響（Sun & Chang, 2001: 215）。此外，媒體報導內容也會受國 家文化、經濟差異衝擊（He & Tiefenbacher, 2008）。也就是說，不同的政治社會 體制，會形塑不同的新聞媒體文化，而媒體文化又會直接影響其新聞制度、政策 與新聞價值考量等。因此，在不同政治社會體制下，新聞媒體會扮演不同的角色 及功能（Patterson, 1998）。

本論文關注中、美媒體災難新聞報導的表現，希望藉由分析中、美兩國媒體 對2008年中國四川地震的報導，瞭解兩國媒體報導的特質、兩者之差異，以及媒 體居中擔負的角色與功能。然而，有鑑於中國與美國的政治背景與媒體體制，各 有其特點。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先了解中、美兩國特殊的媒體體制，並探索兩國 媒體過去災難報導的特質，才能站在既有的背景脈絡中，比較中、美媒體在四川 地震報導展現的差異及其原因。

一、中國媒體體制

中國政權信奉馬克斯、列寧與毛澤東（黃昆侖，2002），中國共產黨靠著「兩 桿子」──「槍桿子」和「筆桿子」撐起政權，維持至今的強權統治（錢綱，2005 年10月5日），早已不是秘密。

實際上，中國大陸新聞傳播的發展，也相當程度地符合其政治與社會發展進 程。而要了解中國新聞媒體體制的演變脈絡，則必須從中國政府對媒體管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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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談起（何清漣，2007: 91）。

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接收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所有媒體，並將這 些媒體改造為中共控制下以「人民日報為龍頭」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體系」。 不論是中國共產黨黨報，或是形式上號稱「民主黨派」的媒體，都必須按照共產 黨的節拍起舞。自此，「偌大的中國只剩下一種聲音，即中國共產黨的聲音」（何 清漣，2007: 91）。

1966 年，毛澤東為了消滅資本主義，展開長達十年的文化革命，更加奠定 中國媒體「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地位。自此，中國媒體最重要的功能，即是服 務國家的政治需求（Sun & Chang, 2001: 203）。此外，毛澤東時代的新聞記者，

個個都受過嚴格地訓練，使得每位記者都能「在黨國體制內動員群眾，以共同的 意識形態和絕對的權力重新鑄造他們的人格」（李金銓，2004: 73）。

當時中國媒體受限於政治控制的壓力，以黨的喉舌為主要功能定位。因此媒 體的報導內容，往往侷限於國內少數的重要事件，報導角度也總以宣傳黨國政 策，與官方對事件的發言為主（黃昆侖，2002）。換句話說，當時的中國新聞媒 體任務一致，新聞報導目標不在從下而上地表達社會各階層的聲音，而在從上而 下地傳遞黨國的社會目標、價值觀。中國政府藉由媒體報導統一社會成員的思 想，並驅使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喻國明，1997: 275）。意即，中國政府利 用黨國的政治壓力，嚴密地管束媒體。中國媒體儼然成為中國政府鐵腕政治下的 宣傳工具，為政府發聲、傳達政令、整肅並形塑全民思想。

為了確實掌握媒體內容，中國政府對於傳播媒體的領導，不限於新聞政策、

編輯方向的指導，而是跨足媒體各領域。「從機關到個人，從社論到新聞，從財 政到人事進行了全面的、多重的且徹底的直接監控」（張多馬，1995: 11），可以 說，中共對新聞媒體的控制，達到滴水不漏的境界。

中國政府甚至沒收媒體對國內一些重大事件，諸如黨國領導活動、重大災害 事故等消息的採訪權。改由官方的新華社統一供稿，中國媒體必須「來稿照宣」

（張多馬，1995: 16）。同時，中國政府也嚴加管控國際新聞在中國境內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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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成了唯一國家許可，編輯、翻譯國際新聞的媒體。至今，中國政府仍持續 控制國際新聞流通。也因為消息被政府全面監控，中國人民只能依賴黨國媒體告 知事務（Sun & Chang, 2001: 207）。

中國媒體專門報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偉大領袖」與黨的英明，

並加強報導美國為首等資本主義國家之社會弊端，使得中國人難以窺見外在世界 的全貌，堅信中國以外的各國民眾，都深陷水深火熱之苦，等待中國人去「解救」

他們。而受到中共官方宣傳的影響，資本主義國家信奉的「言論自由」、「出版自 由」與「新聞自由」等思維，更被貶為「資本階級的腐朽文化價值觀」（何清漣，

2007: 95）。

而1978 至 1989 年，中國政治社會環境出現了新一波的改變（何清漣，2007:

96）。不只政治霸權凌駕新聞自由，經濟自由主義也悄悄地影響中國媒體系統。

鄧小平為了避免公眾追求政治變革，開啟1980 年以來的經濟改革，使得「指令 型媒介體制」產生改變。媒體有了些微自主空間（李金銓，2004: 80-81），甚至 出現立法保護記者採訪權，保障記者人身安全等討論（何清漣，2007: 132）。

中國出自經濟考量的「對外開放」，造成兩個後果。一是中國政府對於文化 專制及人權迫害的作法，受到美國為主等國際社會批評，促使政府開始顧慮「國 際形象」，稍微鬆綁部分的資訊流通。第二是，對外資訊疏通後，中國人民開始 有少許的機會，可以從其他角度來了解世界的多種面貌。透過外來的資訊，中國 人也逐漸認知到「中國是個不發達的專政國家」（何清漣，2007: 97）。可惜的是，

在此階段內，中國政權的控制仍如影隨形。雖然政府表面上允許媒體有兩成揭發 陰私的空間。但實際上，媒體的報導自由還是遠不及規定的兩成（李金銓，2004:

81）。

1992 年後，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與隨後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中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市場經濟的發展，連帶也牽動中國報業的轉變，

為新聞媒體發展注入市場經濟考量。同時，使得經濟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呼聲 高漲（李金銓，200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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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資本主義經濟開放政策市場化後，政府宣佈停止媒介補貼，同時也削減 專款的公費訂報，部分新聞單位試行「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等新政策（李金銓，

2004: 88）。意即，中國政府不再全面地資注媒體，只撥款給少部份的黨國媒體

（Chen & Chan, 1998）。

部份媒體的經濟來源被抽撤後，帶動媒體環境轉型。中國媒體開始走向市場 化競爭的趨勢，而媒體的轉變，也多少降低了中共政治的控制影響力。此外，媒 體轉向商業導向後，自己必須找尋廣告主，自行負擔盈虧風險。經濟型態的改變，

稍稍減弱中國媒體受國家意識形態壓迫情形（Yu, 1994）。此時，媒體報導新聞，

一方面要迴避黨的控制，一方面要迎合讀者口味、獲取市場利益。有些記者藉著 打「擦邊球」，找機會實現個人理想（李金銓，2004: 85-87）。

然而，鄧小平無法容忍任何人挑戰他的權威性與意識形態，仍然堅持媒體必 須站在維護黨國的立場，不得削弱民眾對共產黨的認同（李金銓，2004: 80）。因 此，這一波新聞商業化、市場化及產業化所帶來的新聞自由，只能稱的上是一種

「消極的自由」（negative freedom）（李金銓，2004: 83）。媒體的新聞自由，僅能 落實於非政治領域，或不影響政權穩定的議題，也就是所謂的軟性內容，例如廣 播、時尚、娛樂或休閒等事件。小媒介（雜誌、書籍），也比大媒介（報紙、電 視），有較大的彈性空間，受政府控制程度較低。而媒體對政治或社會等重要新 聞，則往往噤若寒蟬，缺乏積極的媒體自由（李金銓，2004: 83-84）。換言之，

中國新聞產業市場化的背後，仍然存在國家一黨專政的權力運作核心（周翼虎，

2009: 102）。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雖然使得中國傳媒某種程度上迴避政治控制，

也多少增加傳媒報導內容的多樣性，但這從不表示，中國政府就此放棄對媒體的 控制。

Chu（1994）指出，中國政權向來是傳媒的所有者、經營者、與實踐者。中 國政府在80年代實行媒體改革之目的，原是為了統一媒體言論，強化媒體為黨服 務的中心價值。而改革開放後，媒介改革與市場競爭兩相拉扯，讓中國領導者認 為，要繼續全面地監控媒體並不容易，因此必須改採抓大放小的方式。政府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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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轉變，卻意外促成媒體制度自由化與媒體產業市場化的趨勢。

而今，雖然中國媒體仍受制於政府管控，改革開放力量亦未能完全施展，但 媒體商業化的走向，已經使得媒體版圖產生變化。即使中國政府仍冀望掌控言 論，但諸如以往全面、綿密、滴水不漏的言論控制，效果已打了折扣（王毓莉，

2007: 37-95）。

意即，過去二十幾年來，中國傳媒體制有了改變，媒體功能也因此有所調整。

媒體從過去計畫經濟體制的「宣傳工具」，到經濟體制下，「既是喉舌又是產業」

角色。自此，中國傳媒不再只具有「政治宣傳」的功能，其他如監測環境、協調 社會、提升娛樂等市場考量的功能，也有部分發揮的空間（孫旭培，2004: 49）。

中國傳媒的雙重性質與功能，突顯其新聞生產中「宣傳導向」與「市場效益」

之間的矛盾（陸曄，2005）。表面上，中國大陸的商業化政策，使其媒體蓬勃發 展。然而實際上，中國傳媒體制，仍受到兩股力量的操縱，一是國家機構的政策 力量，另一則為市場的經濟驅動力量（王毓莉，2009: 145）。

由此看來，中國媒體確實不斷改變，但卻是以一種混亂、疑惑、怪異，缺乏 組織結構的方式改變。部份黨國媒體仍依賴政府的資金挹注，因此持續擔任黨的 喉舌。而其他報紙面臨商業競爭，必須自負盈虧，內容開始轉向大眾化、小報化 的發展趨勢（Zhao, 2000: 3）。然而，可以確知的是，中國媒體從未真正逃脫黨國 控制的陰影（Kwang, 1996: 26），距離媒體健全改革開放，仍有一段長路要走。

二、中國災難報導特質與研究

（一）中國災難報導特質

災難報導的功用，應為傳播資訊、滿足民眾知的需求、公佈事實、總結經驗、

災難報導的功用，應為傳播資訊、滿足民眾知的需求、公佈事實、總結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