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何種政經體制?

中國在 80 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長達三十餘年的高速經濟成長，

不僅使數億人擺脫貧困，也讓中國成為轉型經濟體中最為成功的代表。但如何定 義及歸類中國的政經體制，至今依然人言人殊，未成定論。中國官方長期主張改 革 開 放 後 的 政 經 體 制 為 「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甚至依舊在去年（2017)所召開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

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中共黨章。

不過，若要說目前中國的政經體制為社會主義，顯然與目前普遍的印象不符。

舉例來說，目前中國並不依賴國家分配勞動力，企業與勞工必須透過勞動合同確 立雇傭關係，住房分配也由市場決定，終端消費產品價格也不經由政府決定。在 中國，前述這些與民眾切身相關的資源，均透過市場機制決定，而非政府進行分 配，這與冷戰時期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很有大的落差。

雖然中國官方目前所主張的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很明顯是一種政 治宣傳修辭。但比較目前的中國政經體制，與過去社會主義時期的差異仍然有其 意義。Naughton (2017)指出社會主義經濟體必須符合一些定義型特徵，客觀來說，

目前的中國並不完全符合。他表示，在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指 令經濟體制（command economy）雖然較蘇聯更分散也更鬆散，但毫無疑問是社 會主義經濟體。

Naughton 指出，從 1990 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完全拋棄了社會主義，果斷走 向市場經濟，不過 Naughton 也認為當今中國的經濟體制極為特殊，中國政府對

經濟的影響力遠超過其他經濟體;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依然佔據重要地位;政府依 然實施五年經濟計劃，且仍然同過去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由共產黨一黨專政。

Naughton 認為，判斷一個制度是否屬於社會主義應根據以下四個面向：能 力（capacity）、意圖(Willing) 、財富再分配(distribution)和對民意回應（response）。

首先，社會主義政府應會掌握足夠比例的經濟資源，使政府有能力改變經濟產出

以這四個標準來看，Naughton 認為中國不能算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確 符合前兩項標準，即政府具備干預經濟的能力和意圖。在能力方面，中國政府在

雖然中國相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有極強的干預經濟的意願和能力，但在社 會主義體制所應具備的「分配」和「回應」民意兩方面，卻顯得極為不足。中國 政府的重分配政策以及提供公共財的表現相對較差。在中國，所有類型的移轉性 支付都很低，政府對社會福利的直接貢獻非常少。2014 年，中國政府用於教育 的預算支出僅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3.6％，醫療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1.6％，公共 住房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0.8％，相比國際標準均顯著低落。此外，中國的個人所 得稅只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1.3％，且幾乎所有的資本利得都沒有課稅，稅收對中 國收入重分配可以說幾乎沒有任何影響。

匈牙利學者 Kornai(2000)也提出了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分析方式，同 樣並不認為中國可以被視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在他的判斷中，與其說現今的中國 是社會主義體制，毋寧更像是處於一種介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中間，相當特別 的轉型時期。

Kornai 認為，無論是資本主義系統或社會主義系統在歷史上都有許多表現形 式（manifestation），這些不同的表現形式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特徵（common characteristics ），使得這些表現形式可以被詮釋為同一系統內的變異。而這些共 同特徵，就是判斷一個經濟體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基礎，Kornai 將其稱呼 為「系統特定屬性」（system-specific attribute）。這些「系統特定屬性」必須對社 會、政治、經濟、文化及日常生活等層面有深入的影響，並且有助於區分資本主 義系統與社會主義系統。

表 1 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的系統特定屬性

資料來源: Kornai(2000)

表 1 是 Kornai 所歸納的，資本主義系統與社會主義系統的「系統特定屬性」。

分別是 5 個特徵：政治權力、財產權的分配以及經濟的協調機制，以及企業行為 和長期的經濟現象。Kornai 認為，認為一個轉型經濟體，會依序從第一步「政治 勢力」開始轉變，漸漸達到制度特徵的第三部分「協調機制」的改變，從官僚協 調機制新的狀態如果變得穩固，便算是成功的轉型。

Kornai 進一步提到，無論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抑或是從社會主義轉向資 本主義經濟體在轉型過程中必然有一段時間是兩者混合體系。但除了轉型經濟體

關於中國，Kornai 認為相較於實施休克療法的錢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或越南 可能代表另外一種類型的轉型，共產黨雖然依舊執政，但已從內部轉為親資本主 義的政治力量。中央以及地方的黨組織與私營企業的管理層之間相互滲透，國有 公司的負責人，甚至私人公司的所有人或經理人都可能擔任共產黨的黨書記。這 種類型雖然在形式上仍是共產主義，但實際上與冷戰時期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

對私有產權和市場機制友善的態度並無二致。

Szelényi(2010) 也同意 Kornai 的觀點，其指出，目前中國政府所主張的社會 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體制，並不是新鮮的概念。1930 年代中期，蘇聯社會主 義經濟學者 Oskar Lange 即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措施，在引入市場 機制的同時，不改變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試圖改善蘇聯效率低落的社會主義經 濟。

Szelényi 引用 Kornai 的說法，表示保留財產公有制，但由市場主導分配，事 實上並不可行，市場必須搭配私人所有權才能達成分配的效率（Kornai 2008）。

這也表明中國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中國目前已有私有制為主的市場的協調 制度。雖然中國的私有產權並不完全受到保障，但在過去三十年的發展中，中國 不僅逐漸使私有財產合法化，而且私營部門對其經濟的貢獻比重日益增高，儘管 中國共產黨仍然執政且未放棄聲稱堅持社會主義事業的立場，但很明顯，當前的 中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時期已有很大的不同。

Szelényi 認為包含中國在內的轉型經濟體，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 的特徵。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農村與家庭企業飛速發展，大幅降低城市與鄉村 的收入差距，他將這段時期的中國稱為「自下而上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from below）。天安門事件之後，Szelényi 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持續，但卻轉變為 以大城市為主，政府引導大量投資的成長模式。

Huang (2012)很明確的指出中國並非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

透過 Kornai(2000)以及 Naughton (2017)，我們可以發現，顯然中國並不完全 如官方所主張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許多學者也注意到中國政經體制介於社會 主義及資本主義的中間的混合體制現象，包括中國政府仍擁有大量的國有企業，

以及強力控制金融部門，掌握絕大多數的金融資源。

如 Kornai 所說的，中國共產黨並未被推翻，反而成為了經濟轉型的主要推 動力量。Chu &Ｓo(2010)借用 Harvey(2007)的理論，以「嵌入式自由主義」的概 念來描述中國，由政府主導推動經濟轉型的過程。為了解決 1930 年代大蕭條期

國 家 與 市 場 的 關 係 由 國 家 控 制 轉 變 為 市 場 控 制 ， 即 所 謂 的 新 自 由 主 義

（neoliberalism）。

他們指出新自由主義，即所謂自由化的市場改革，在中國出現的歷史背景與 體制的重要特徵。 Nee & Opper(2006)指出，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體制變革不

僅依賴於自下而上的漸進過程，還依賴國家持續干預以建立新的制度框架。國家 必須廢除中央計劃機構，落實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規則。由於中國身為轉型經濟 體，市場自由化與產權改革皆尚未完成，國家便成為一個既能安排市場監管架構，

也能直接控制與干預企業的行動者。這導致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顯得非常特 別，一方面，中國政府並不願意放棄對國有企業的直接控制權。另一方面，由於 中國政府對市場的強大控制力，企業管理人員往往更傾向於繼續直接與政府或國 有企業建立聯繫，以便獲取商業資源。

他們針對上海證交所的上市公司調查發現，中國政府仍直接參與指導個別公 司層面的交易，企業還是無法完全脫離國家行為者，因其需要密切的國家關係來 獲得稀缺資源，特別是對私營企業來說，如果要獲得銀行貸款，良好和密切的政 府關係是絕對必要的。

他們據此指出，在中國，國家與企業的界線缺乏清楚定義，國家作為再分配 和生產工具的所有者，保留部分對企業的控制權。雖然政府所設定的市場經濟規 則對國家干預企業行為有正式的限制，但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控制力，以及掌握金 融資源，所獲得對企業的影響力都使得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缺乏明確邊界。他們並 以「政治化資本主義」（politicized capitalism）來描述中國此種類型的經濟秩序 (economic order）。

除了政府能夠控制龐大的國有企業，政府透過把持金融資源，有意的扶植國 有企業，打壓私營企業，亦被認為是中國特別的政治經濟現象。Yasheng Huang 認為，中國的確已經從過去如俄國一般的列寧主義體制轉向，但這並不能說明中 國已經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現今的中國反而較類似於尼赫魯時期的印度，或 1970 年代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現是一個由國家控制關鍵產業的制高點經濟體 (Commanding heights) (Huang, 2008)。

Yasheng Huang 將中國的經濟轉型區分為兩種不同的模式，在 1978 至 1996

Yasheng Huang 將中國的經濟轉型區分為兩種不同的模式，在 1978 至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