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本章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文獻回顧，釐清中國的政經體制應當歸屬在哪一個理 論分類，在第一節，我們將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特徵與已知可能的理論分類做比 較，分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東亞發展型國家以及國家多樣性理論中的協調市 場式經濟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部份，中國雖然符合在該體制下國家作為經 濟的主導者，且維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特色，即保留大量的國有企業。

但 Naughton (2017)與 Huang(2012)均指出，中國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的理由並非其發展經濟的方式，而是在財富的分配政策上明顯不符合社會主義 的精神。現今中國國有企業賺取了大量利潤，2017 年中國國有企業共賺取了約 2.9 兆人民幣，但這些收入卻並未用於改善社會福利，以及進行對窮人的移轉性 支付。中國的貧富差距極為嚴重，依據世界銀行估計，美國 2016 年的基尼係數 約為 0.415，而中國自行統計的數值約為 0.467，但相較於國有企業的巨額獲利，

中國中央政府補助地方政府扶貧資金的財政支出卻僅 861 億元人民幣，這至少說 明中國政府對於實現社會主義式的社會公平，很明顯缺乏意願及努力。

而中國由政府在經濟領域佔據主導地位的發展模式，亦常被拿來與東亞發展 型國家做比較。的確這兩者在發展模式以及結果上是有雷同之處，例如都透過降 低匯率鼓勵出口，並且也都獲致長時間的高速經濟成長等。但兩者最重要的差異，

也是中國的經濟體制最重要的特徵，即政府仍維持大量的國有企業，並且如 Yasheng Huang 所說的，不僅指揮國有企業進行大量投資已推動成長，在政策上 與資本上對其極度傾斜，並其是民營企業。

而東亞發展型國家，卻沒有維持這麼龐大的國有部門，並且其特色就是政府 與民間資本家之間是維持分離但合作的關係。國家專業官僚會透過自主性的判斷，

設 計 產 業 政 策 ， 驅 動 私 人 資 本 往 其 設 定 的 戰 略 性 產 業 進 行 投 資 (Weiss &

Hobson,1995)。也就是說，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政府角色，是協助而非打壓私人企 業，此點即是其與中國的重大差異。此外，國有企業的角色亦是重要區別，如 Boltho, & Weber (2015)指出的，中國習慣透過國有企業而非產業政策來主導經濟 發展，中國由國有部門主導投資的發展模式顯然與東亞發展型國家不同。

最後一個可能用於解釋中國政經體制的是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的協調式經 濟體，這個分類是用以描述，相較英美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如德國這樣由政府在 經濟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的體制。不過，誠如 Naughton & Tsai (2015)所指出的，

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的重點在於經濟體中各項制度的互補性，正是由於互補，體 系的單一制度不能輕易改變，否則會減損其他制度的效益(如以德國為例，在此 理論中，德國的技職教育必須配合穩定的終身雇用制，一旦終生僱用制被打破，

接受技職教育，只專精單一技藝的勞工交難以在市場上找到新的工作)。

在此理論中，政府亦是制度當中的行動者，受到制度的拘束。而中國作為轉 型經濟體，其制度的變革往往是由政府有意的推動，制度亦不斷改變，難以觀察 到互補性的存在。這使得用以描述成熟經濟體的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在解釋 中國的發展時顯得並不適用。

透過比較現有的文獻，可以發現中國並不能列入以上三種理論的分類。而中 國透過黨國體制、國有企業及國有銀行大幅干預經濟活動的現象也在近幾年引起 關注，並且因其國家佔絕對主導地位的特色，被冠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名稱。

Naughton & Tsai (2015)提到除了大規模的國有企業以及國家對市場的強大干預 外，還有一個應當以國家資本主義形容中國的原因，亦即中國在支持國有企業的 背後，有一個政治性的追求，目的是要保持共產黨的傳統正當性以及國族主義。

這確實是一個值得發展的論點，畢竟過去各種解釋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較少談

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而中國過去數年推出的產業與外交政策 如一代一路，的確也符合民族主義的邏輯。

與中國共同被列為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據 Bremmer(2009)的分析，還包含 巴西與俄羅斯，共同的特徵皆是擁有地位重要的國有企業(如國有石油公司)，且 政府會藉由干預市場達成其政治目的。以此標準而言，將中國列入國家資本主義 的分類似乎相當合理，而在此分類中，巴西與俄羅斯的政治經濟現象亦可與中國 互相參照，有助於發展出較具解釋力的普世性理論模式。下一章將會介紹透過巴 西國有企業改革經驗所發展出來的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並且將會形成研究 假設，以中國之實證，驗證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是否具備解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