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環境假說之驗證

一、 假設:

制度環境的改善，如「關鍵政府能力」的改善，能改善國有股權對企業績效 的負面影響。

二、 實證:

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 提到，關鍵政府能力這項制度環境因素的發 展可以縮小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績效差距， 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 所定義的關鍵政府能力，在政府擁有國有企業控股股權的情況下，係指以「技術 官僚營運國有企業」以及「控制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兩項條件。其具體的類比到 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中案例，本研究認為國資委應當符合最符合關鍵政府能力 這項條件應當是國資委。

首先，國資委作為中國國務院指派作為國有企業管理股東角色的機關，內部 組織設計就包含了各種監督及管理國有企業的團隊，例如研究局，資本運營與收 益管理局、財務監管局等。雖然組織上具備這樣的設計並不一定代表該機關絕對 具備企業管理的專業，但要注意到，國資委的國有企業股份是由各部委手中承接 的，相較並不具備這些專業組織安排的部委，國資委絕對為符合「技術官僚營運 國有企業」這項條件；其次，由於國資委唯一的任務是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

這意味著其追求其他政策目標的可能性較低，自然也較符合「控制政府對企業的 干預」的意義。因此，我們將驗證，國資委的成立，是否能有效減少政治干預，

改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進而提高績效。

Wang, Guthrie, & Xiao (2012)以 1994 - 2003 年在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的中國企業做為樣本，發現與國資委改革之前相比，將股權集中在國資委手中能

對國有企業業績產生正向影響。他們發現國資委之所以能提高企業績效，股權較 為集中是一個重要因素。這裡要強調，股權集中發揮效果，不等於國資委不具備 關鍵國家能力，如同我們在第四章第三節提到的，股權集中在國資委手中本身就 是成立國資委這項制度改革的重要部分。

Shen, Zou, & Chen (2015)以及馮雷（2012）的研究發現，國資委確實有能力 提出較佳的公司治理方式，並且有效提升國有企業的績效。

馮雷（2012）透過對 2001 年至 2007 年 333 家在深圳及上海股市上市的國有 公司進行的研究發現，實際控制人為國資委的國有企業績效較佳，其原因為國資 委管理企業的方式較為專業，增加了獨立董事以及擴大董事會的人數規模，以及 排除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公司治理模式。這顯示國資委的確能有效透過改善公司 治理提高國有企業績效。

Shen, Zou, & Chen (2015)發現，由於過去中央國有企業過於追求大型投資計 畫，導致其資金效率不佳。因此，國資委在 2010 年開始以「經濟附加價值」

(Economic Value Added，EVA)評估中央國有企業的表現，企圖提高國有企業的資 金運用效率。他們發現自國資委實施 EVA 績效評量後，中央國有企業的手中持 有的現金增加，過度投資減少。

而國資委中央部級機關的身分亦有可能提高國有企業的運作效率。Jiang, Lee & Yue ( 2010)與 Chen, Firth, & Xu (2009)發現所謂國有股權導致企業運作效 率較差的現象，在中央政府持股的企業較不明顯。

Chen, Firth, & Xu (2009)對 1999 年至 2004 年中國的上市公司進行分析，他 們將這些公司的控制股東的進行分類，並且分析控值股東的性質與企業績效的關 係。發現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是最有效率的，而私人投資者控制的公司反而效 率最低。Jiang, Lee & Yue ( 2010)，以 1994 年至 2004 年期間，在深圳交易所和上

海交易所上市的 1,377 家上市公司進行研究。他們發現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

其公司治理較差，掏空公司，轉移資產的狀況較為嚴重。而有中央政府控股的公 司相較地方政府，相關狀況的嚴重程度較低，顯示擁有企業控制股權的政府層級，

亦會影響企業的績效。

第六章 分析與討論

在第一章與第二章中，我們已經得到了初步的結論，即在過去較為成熟的各 種理論當中，並沒有適合中國的位置。而國家資本主義做為一種新興的分類，由 於其定義較為單純，即國家利用市場達成其政治目的，故可以將其他國家也納入 此分類，而這就提供了中國的政經體制與其他國家的實證互相比較的可能性。

事實上在第一章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學者在描述中國時不可避免會提到中 國共產黨對社會經濟的控制力，當然也包含對市場的影響。但我們也可以發現，

在這種視角中，則中國作為一個研究案例會無法找到比較的對象，只能用一個新 名詞來歸類，例如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央管理式資本主義等等。在舊有 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無法良好的解釋中國的政經體制的情況下，本研究以國家資本 主義作為中國政經體制的理論分類。

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是希望透過一個跨國比較理論的嘗試，試圖找到中國與 其他國家在政治經濟體制演變的共通之處。是以，本研究選擇已將 2015 年提出，

尚未經過大量實證的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以中國作為案例，進行初步的分 析。進行跨國比較還有另外一個意義，過去許多學者在描述中國企業的行為時，

往往會過於強調共產黨控制能力，如 Milhaupt & Zheng (2014)，低估國有股權的 重要性，這樣的推論邏輯往往會導出所謂的「中國特殊論」，即中國由於其特殊 的制度無法適用在其他地區有解釋力的理論(如產權理論)。

本研究透過由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發展出來的三個假說，代理人問題假 說、政治干預假說以及制度環境假說，以中國為案例進行實證。如同理論預期，

國有股權會對企業績效有負面影響，在政治干預方面，當國有股權減少時，企業 的政治干預會減少，軟預算約束的問題也會改善；而隨著管理國有企業的政府機

關的能力提升，國有企業的績效也會提高。這些事實上都符合國家資本主義多樣 性理論的預期。

我們也發現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中預期國有企業國有股權所造成的公 司治理問題，在中國也同樣存在，與以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的差異是，我們 發現在中國當國家成為企業的少數股東時，反而可能會降低企業的價值。不過這 個現象仍可以用既有的公司治理理論來解釋，如公司因股權不集中，導致經理人 的決策較無效率的等方式來解釋。當然，這個現象的確需要更仔細的研究進行驗 證，但是以目前對中國的實證研究來說，國理論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對中國是具 備解釋力的。

這背後的理論意義是，雖然中國政府與共產黨有多方的手段可以影響企業，

但國有股權在中國的企業當中仍然有非常重要，政府在企業當中擁有的股權差異，

大幅度的影響企業的行為，亦會影響政府對待企業的方式。而這些現象與其他國 家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亦可以透過跨國比較的理論進行解釋。透過以上的嘗試，

本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中國研究理論取徑，證實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也可適 用於解釋中國的政經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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