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假說

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2015)試圖提供一套可供跨國比較的理論，

試圖解釋國家資本主義的核心—國有企業績效不佳的成因。本研究擬使用此一理 論，以中國作為實證，驗證此理論的解釋能力。此理論是以國家在企業的股權變 化作為自變數，而代理人問題、政治觀點、社會觀點等則是中介變數，國有股權 會透過對企業的公司治理、政治干預及給予社會性政策之負擔產生影響，對企業 之績效表現此一依變數產生影響。

要驗證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是，在一國之內是否存 在這樣種類繁多的所有權形式，由於中國在轉型過程中採漸進主義，其國有企業 部門歷經長期的民營化歷程，股權結構相當多元且複雜，並不缺乏本理論中的三 種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故中國作為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的研究標的將有其重 要的價值。

為發展研究假說，接下來將說明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有何需要修正之處。

首先，本研究擬不對「國家策略性介入」此一模式進行分析，原因有二，首先該 種模式實際上與前面在第二章提到的發展型國家理論近乎等同，事實上作者在列 舉文獻時，也放入了發展型國家的文獻。其次，前三種模式，「國有全資企業」、

「國家作為多數投資者」及「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有清晰且共同的變數可以 衡量，即國有股權在企業的比例，而國家策略性介入則相對模糊(我們可以很簡 單的判斷國家在企業股權的比例，但卻很難判斷國家介入程度的高低)，因此也 很難與其他變數的互動進行分析。

此外，本研究擬合併 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2015)所謂的政治觀點 及社會觀點為單一假說，原因是兩者事實上很難區分，例如，政府官員為追求政

治晉升而指揮國有企業儘量不採取大量裁員，此一行動本身即兼具官員的個人政 治目的及減緩失業問題的社會目的。事實上只要由政治人物管理國有企業，其對 企業的干預，究竟是政治目的還是社會目的，本身就很難區分。

此外，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2015)將軟預算約束置於政治觀點之 下亦不甚合理，政府不希望國有企業倒閉，進而出現大規模事業是軟預算約束現 象的重要成因，這很明顯可以被分類為社會性目的。而這個例子也說明了其實沒 有必要區分所謂的政治性目的或社會性目的，而應將之簡化為，「政府出於營利 以外的考量，對企業實施之干預」，本研究將之簡稱為政治干預。

除了代理人問題、政治觀點、社會觀點等中介變數，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2015)亦提到制度做為一個外生變數，也會影響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 義企業績效表現。在他們的歸納當中，制度因素分為三種，分別是要素市場缺口、

資本市場缺口以及關鍵政府能力。本研究亦不前二者進行驗證，僅對第三者關鍵 政府能力的提升是否會改善國有企業績效進行驗證。

之所有以有這樣的安排，與中國的具體情況有關。首先，中國在 1978 年是 計畫經濟體制，國家主要將資源投入到重工業發展，因此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 同，中國在該使國有企業改革時，其原物料以及工業機具產業並不是一片空白，

因此我們也很難說中國具備生產要素市場的缺口。

其次，資本市場缺口的部分，在第二章的文獻回顧中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 金融部門由政府控制，並且對民營企業有制度性的歧視，由此可以知道，隨著中 國金融部門的發展，國有企業得到的支持將越來越多，民營企業反而從其中獲益 甚微。以中國的案例來看，資本市場越蓬勃，中國政府反而因金融部門的壯大有 越大的提供軟預算約束的能力，這事實上是與該理論的預期相反。

依據以上的整理，為驗證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本研究形成以下三個假 說

一、 代理人問題假說

國家在企業完全持有企業股權(國有全資企業)，會使國有企業產生管理代理 人問題，進而使績效受到負面影響，但隨著國家控制股權的減少(國家作為多數 投資者)或消失(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代理人問題會隨之減緩，對公司績效的負 面影響將會隨之減低或消失。

二、 政治干預假說

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政治干預，包含政策負擔及軟預算約束，會因國家控制股 權的減少，或喪失而降低，或者是消失。

三、 制度環境假說

制度環境的改善，如「關鍵政府能力」的改善，能改善國有股權對企業績效 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