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主觀幸福感的意涵與評量
壹、 主觀幸福感的定義與理論
關於主觀幸福感的理論,源於兩種來自西方的觀點,一種為快樂主義幸福觀,
另一種則是完善論幸福觀(Ryan & Deci , 2001;Waterman , 1993)。快樂主義的 幸福觀點認為當個人生活達到一定滿意程度,且感受到愉快情緒多於不愉快情緒,
這樣的感受即為主觀幸福感(Andrews & Withey, 1976;Diener et al., 1985)。完 善論學者則認為幸福感不單只是由正向情緒組成,還包含個體全心全意參與活動,
獲得身心靈上的滿足,進一步達成自我實現(Waterman , 1993)。Ryff(1989)
認為「心理幸福感」是個體在面對挑戰中,將自我潛能完整發揮,獲得美好體驗 的幸福感受,而後 Keyes(1998)提出「社會幸福感」的概念,此種幸福感以個 人與社會互動關係、任務的實踐,來評估其與社會群體互動的感受。Keyes(2002,
2005a)、Keyes 與 Waterman(2003)在研究中分析並指出情緒幸福感、心理幸 福感與社會幸福感,即是組成主觀幸福感的三要素,這三個因素既是分別存在的 個別因素,彼此間也具有關聯,因此形成三向度的「主觀幸福感」構念。
而後也有國內學者定義主觀幸福感,陸洛(1998)認同 Andrews 與 Withey
(1976)的觀點,認為主觀幸福感包含情緒與生活滿足層面,其中情緒又分為正 負向,曾文志(2007)認為具有主觀幸福感的個體,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且 體驗到的正向情緒感受會多於負向情緒,余民寧等人(2011)定義主觀幸福感為:
不論個體職業類別,其在平時或某一期間狀況下,個人以其社會及心理機能觀點 及情感狀態,對生活所進行的主觀覺知和評鑑的狀態。本研究參考過去相關研究 之概念,定義主觀幸福感為:個體在一段期間,以其情緒感受及生活滿意感受狀 態,對生活所進行的主觀知覺與判斷。
24 貳、 主觀幸福感的評量
國外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從二十世紀開始以不同的角度和研究面向,設計了 各式測量主觀幸福感工具,本研究參考邢占軍(2005)分類將國外主觀幸福感之 測量研究分成生活質量、心理健康、心理發展三類,以下分別介紹之。
一、生活質量
生活質量的主觀幸福感是個體對生活滿意程度的感受評估(Diener et al., 1999),研究者主要的評量內容是針對總體生活滿意感,和各分向的具體領域滿 意感。Gurin、Veroff 與 Feld(1960)以生活質量的抽樣調查,作為研究美國民眾 的主觀幸福感的方法。Neugarten、Havighurs 與 Tobin(1961)編的「生活滿意 感指數量表」(LSI)是早期出現的生活滿意感量表,該量表包含生活熱情、毅 力、社會、心理、身體三方面的自我概念、目標與達成度、愉悅開心的心理品質 等向度。接著 Cantril(1965)編制了「自我定位量表」(SAS),受試者依自己 的感受,就目前、五年前以及五年後的生活滿意度做出評量。Andrews 與 Withey
(1976)在生活質量相關研究中,編制了測量主觀幸福感不同形式量表。前述量 表多為單項目的自陳量表,或通過統計方法從具體領域滿意度得分中整合出總體 滿意度分數,但這樣的研究方法受到不少質疑,於是 Diener 等人(1985)發表了 多項度的總體生活滿意度量表(簡稱 GSWLS),是一種被廣為運用的多項度總 體滿意度量表。
二、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面向的主觀幸福感,是基於假設個體的幸福來自於測量其擁有健康 的心理,因此,原本用於精神疾病檢測量表被廣泛運用於測量主觀幸福感。
Bradburn(1969)編訂了情感平衡量表(ABS),該量表觀察受試者在十題正負 向情感題項之得分情形,以此作為受試者近期的主觀幸福感狀態判斷依據,
Derogatis 等人(1976)編訂的症狀自評量表-90(SCL-90)則最被廣為運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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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此量表之得分是主觀幸福感的重要指標,而後 Kozma 與 Stones(1980)
針對 ABS 量表的不足,修訂了具有 24 個題項的紐芬蘭紀念大學主觀幸福感量表
(MUNSH)。該量表以短期情緒感受反應,和長期情緒感受體驗,兩個面向掌 握參與者的主觀幸福感狀況。雖與心理健康相關的主觀幸福感測量工具,其研究 對象主要是針對疾病患者,能否適用於普羅大眾的主觀幸福感測量存疑,但隨著
「預防勝於治療」的醫療健康思想轉變,大眾也開始關注與正常人健康、主觀幸 福感有關的生活質量測量。例如:世界衛生組織於 1991 年推出包含一百個項目 的生活質量量表(WHOQOL-100),該量表可以從社會關係、心理、精神支柱、
生理、獨立性、環境六個領域,對病人亦或是正常人的生活質量進行評估,進而 了解其主觀幸福感狀況,姚開屏(2000)將前述量表修改翻譯為台灣版世界衛生 組織生活品質問卷,之後考量其實用性,姚開屏(2005)發展了台灣簡明版世界 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WHOQOL-BREF)。
三、心理發展
Maslow(1957)從人類基本需要的滿足和潛能的實現出發來解釋健康的人生,
成功地推動了積極心理學的發展。之後一些心理學研究者從西方哲學中的完善論 幸福觀傳統出發,他們認為主觀幸福感所測量的東西僅僅局限於人們的正向感受,
而正向的感受並不等同於心理健康的生活,為此他們命名「心理主觀幸福感」
(PWB)。Ryff 與 Singer(1998)提出了心理主觀幸福感的多重測量面相,並編 製了心理主觀幸福感量表。該量表包含個人成長、自主、生活目的、自我接受、
積極的人際關係及環境駕馭等六個面向,而 Ryff 所編製的心理主觀幸福感量表 最原始版高達 120 題(Ryff, 1989),而後為了提供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效度訊息,
Ryff 與 Keyes(1995)將之精簡為 18 題的版本。
而關於國內針對主觀幸福感的測量工具,有些翻譯自國外量表,像是莊耀嘉、
黃光國(1981)譯自 Campbell 編製「生活品質量表」,學者邢占軍(2002)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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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ner 等人(1985)編製的生活滿意度量表為中文版,被視為是簡單且常用的主 觀幸福感測量工具,然對於主觀幸福感的觀點,因東、西方文化不同會有所影響
(Ng et al., 2003; Seo et al., 2014),邢占軍(2002,2004)提到由於文化價值方 面的不同,對於異國文化的主觀幸福感測量工具必須採取保留的態度,而不能直 接轉用,且國外主觀幸福感測量眾多需要有效整合。另外,也有研究者自編量表,
如:陸洛(1998)編製「中國人主觀幸福感量表」48 題,後來選取因素負荷量 較高之題目提出簡短版 20 題、極短版 10 題等短題本之測量工具(Lu & Lin, 2003;
Lu,2006)。或是修改其他行業的主觀幸福感量表,如:劉秀枝(2011)設計的幼 教師職場主觀幸福感量表,該量表修改自蔡昆憲(2007)以資訊人員為研究對象,
所設計之職場主觀幸福感問卷量表,余民寧等人(2011)發現國內未修訂針對教 師職業的主觀幸福感工具,所以以教師為對象,歸納出心理、社會及情緒主觀幸 福感三個因素所構成的主觀幸福感量表。綜合考慮量表內容與題目數適切性,本 研究將採用 Lu(2006)編製的中國人主觀幸福感量表(極短版)為測量工具,該 量表題目不受職業限制,可讓教保服務人員填答,且在因素結構上與原量表相符,
亦具有良好信效度,是評估主觀幸福感良好工具。
參、 主觀幸福感之相關影響因素
分析國內的幸福感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影響幸福感的因素眾多,為更清楚個 人與組織因素對幸福感之影響,所以在探討影響教保服務人員幸福感的因素時,
本研究將影響原因分為個人與組織因素來做討論。在個人因素方面統整發現,背 景變項對幸福感的影響是被最多研究者所探討的,多數學者認為不同背景變項會 對幸福感有所影響,其中包括性別(陸洛,1998;彭錦鵬、李俊達,2014;劉秀 枝,2011)、年齡(浦憶娟,2010;陳慧姿,2007;劉秀枝,2011;魏美惠,2011;
鐘偉晉,2008;Lu & Argyle,1991)、收入(彭錦鵬、李俊達,2014;劉秀枝,
2011;Campbell,1976;Blanchflower & Oswald, 2000)、婚姻狀況(浦憶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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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枝,2011;魏美惠,2011;Andrews & Withey, 1976;Diner et al., 1999)、年 資(浦憶娟,2010;劉秀枝,2011;魏美惠,2011)等因素,但在年資方面,也 有學者指出教學年資與幸福感毫無相關(古婷菊,2006;朱美錡,2014;李建興,
2007;陳慧姿,2007;鐘偉晉,2008;Gastaldi et al., 2014),可見教學年資與幸 福感的關係仍眾說紛紜,故本研究想再進一步探討。
影響幸福感之個人因素除了個人之背景變項外,工作滿意度(張榮芳,2014;
楊君琳,2014;劉秀枝,2011)、工作投入(曾鼎堯,2014;黃美華,2013)、
工作壓力(邱雯瑛,2015;洪婷琪,2010;黃惠玲,2007)、玩興 (巫懿如,
2018;Fix, 2003;Proyer , 2013,2014;Alatalo et al., 2018;Yue et al., 2016),也 是研究中較常見能有效影響幸福感之個人因素,而從上述研究可以發現,雖國外 已有相關文獻探討玩興與幸福感的關係,但國內關於玩興對幸福感的影響研究數 量仍不多,且以教育產業為研究對象更是少見,所以教保服務人員的玩興特質是 否會對主觀幸福感有所影響,是本研究想再了解的,而玩興與幸福感之探討也將 在第四節再繼續做介紹與分析。
而幸福感除了受個體層次的影響,亦有研究發現會受到組織層次的變項影響,
而組織層次變項中已有文獻提到學校規模(黃偉洲,2008;謝玫芸,2008;周碩 政,2009)、學校屬性(周旻慧,2006;浦憶娟,2010;魏美惠,2011)與學校 氣氛(劉欣怡,2018;Mafini, 2016;Viitala et al., 2015)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
以學校氣氛為變項的研究結果也都顯示其與幸福感呈現正相關,而國內關於組織 玩興對幸福感的影響研究仍付之闕如,故先以學校氣氛對幸福感之影響推測組織 層次玩興對於教保服務人員主觀幸福感也會有正向影響。而早期研究採取的資料 分析方法為變異數分析或多元迴歸分析,研究結果的層次關係會受到混淆,導致 無法確切地釐清組織脈絡與個人層次間的交互影響關係,所以後續有研究開始以 階層線性模式分析跨層次變項對創意教學的影響(邱皓政、溫福星,2007;陳玉
以學校氣氛為變項的研究結果也都顯示其與幸福感呈現正相關,而國內關於組織 玩興對幸福感的影響研究仍付之闕如,故先以學校氣氛對幸福感之影響推測組織 層次玩興對於教保服務人員主觀幸福感也會有正向影響。而早期研究採取的資料 分析方法為變異數分析或多元迴歸分析,研究結果的層次關係會受到混淆,導致 無法確切地釐清組織脈絡與個人層次間的交互影響關係,所以後續有研究開始以 階層線性模式分析跨層次變項對創意教學的影響(邱皓政、溫福星,2007;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