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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建構，也將傳播科技的角色一併考量進來。下一章會更仔細地討論傳播 科技於跨國家庭中的角色，因此不再此多贅述。
(二)、跨國情緒管理
在赴澳打工旅遊的情境中，本文將女兒聯繫家人的意義，放在家庭策略 與個人動機的協商中檢視。如前面所強調的，原有的家庭關係，高度影響到跨 國後兩端的溝通。
上一節強調女兒如何將跨國聯繫建構成一種孝的道德論述與實踐。然而，
通常得以建構道德論述者，多數為原有家庭關係較好，並未因為赴澳打工旅遊 的決定造成家庭關係較為緊張的受訪者。
因此，接下來我們將較為注重原有家庭關係因為赴澳打工旅遊的決策，
而有些許緊張的受訪者進行討論。進一步思考：聯絡與不聯絡的意義。這部份 的討論，一部分來自於上一節討論的「不可欲母職」，以及面對「不可欲母職」
的受訪者之反應。
不常聯絡的原因是因為想法有差，常常講⼀一講就吵架所以想説那就 少聯絡知道彼此平安就好。（受訪者Ryan）
我是⼀一個非常不願意…我不是不願意跟家⼈人聯繫，就是我沒有打電 話回家，就是我平安。等到有⼈人通知你的時候就是出事了。（受訪 者 Jessa）
因此，跨國溝通中介協商與爭執的家庭關係。以上兩個訪談節錄，則可 以很明確展現家庭策略，尤其是父母認為赴澳打工旅遊之目的，以及女兒的個 人動機差異。家庭內部的協商過程，有時會導致衝突，本會因為地理距離的分 離而減少女兒心理的壓力。傳播科技則讓雙親控制得以跨海延伸。
正如上節討論的不可欲母職中的遠距離移動力監控，常會導致在外女兒 不情願與家人聯繫的結果。Jessa 與其母親的聯絡，常常因為母親找各種理由希 望女兒回家，而導致Jessa 的壓力，進而選擇「盡量不聯絡」。然而，Jessa 並 非特例，受訪者中有三分之一認為，可以「盡量不聯絡」比較好。
不過，儘管盡量不聯絡是主要的目的，但傳播科技的溝通責任卻仍然在。
本文注意到，主動聯絡不一定代表「想要聯絡」，更是在於處理家庭關係的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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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在澳洲有跟家裡的⼈人聯絡嗎？
Miranda：有阿。因為我不打去，他們就會打來。
訪問者：什麼意思？
Thelma：如果不是你自⼰己打回去的話，他們就會有點吵。
Miranda：因為如果不是我打去，他們就會打來，他們就會念阿，
然後就會質問你為什麼沒有打電話。所以還不如你打電話過去，然 後講個 10 秒鐘，就掛掉。
在受訪者的回應中，則依然多數呈現為聯繫責任，尤其要管理家庭中的 情緒，以免導致家庭，尤其是母親的不滿。Parreñas（2001：126）研究菲籍女 性家務移工的家庭關係時，強調移民的雙親擁有較多的權力。除以匯回款提供 經濟來源，由移民雙親開始的跨國電話，由小孩來接收。 也包含了孩子不可移 動（physically immoblized），也正是權力上的弱勢表現。以這幾個指標來看，
赴澳的女兒看似取得了跨境移動、經濟獨立與主動聯繫選擇權，可以取得更多 的權力。
然而，從受訪者Miranda 與 Thelma 的對話中來看，主動打電話回家不一 定是權力的展現，倒是必要的家庭溝通責任。為了避開更多家庭之間的爭執，
與其完全不聯絡，不如靠著展現誠意的主動溝通來緩和家庭關係緊張。這也就 導致了「盡量不聯絡」與「主動聯絡」看似衝突，卻其實合理的跨國家庭溝通 情境。
更進一步推論，Thelma 與 Miranda 的討論指出一件事情，主動聯繫雖然 是一種責任，卻也同時是減低自己焦慮、困擾的方式。也就是，面對母親可能 有的負面情緒，尤其是在家庭關係較為緊張的狀態下，主動聯繫來消卻雙方的 負面情緒是一個重要的方法。
「盡量不聯絡」以外，受訪者 Candy 則在訪談中，表達類似愧咎的情緒。
愧咎來自於父母不同意其離家，但她卻還是離家赴澳。在這樣的情境下，與家 人聯繫得責任顯得是補償的方法。
因為爸爸媽媽會擔⼼心阿。⽽而且，我覺得他們不想要我來，但我還 是來了，那⾄至少聯絡家⼈人是我可以做的事情。他們就讓我來，⾄至少 我常打給他們的話，自⼰己也比較好過。…就不會覺得疏離了，沒有 聯絡。（受訪者 C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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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家庭支持的遷徙除了可能難以成行，更可能會導致跨境移動者更多 情緒的壓力，以及移居異地得愧咎。這類負面的跨國情緒則需要以傳播科技的 聯繫來達成補償(Baldassar, 2008)。Candy 的愧咎，則是因為不能夠符合父母期 待，進而利用傳播科技來補償這樣子的分離情緒。Candy 的描述符合 Baldassar (2007)的研究。認為從國家、社群、家庭的遷移歷史，在文化上形塑了理想的 家庭關係與社會義務。照顧家人、住在一起或符合父母的意願，是台灣家庭的 重要價值。這也使得赴澳打工旅遊者缺乏「離家執照」（license to leave）
受訪者的例子闡明了在於跨國溝通的責任履行其中，同時也是進行家中 的情緒管理。避免父母生氣是主要的聯繫目的，而之所以減少聯絡頻率、一次 聯繫多久或話題，都是嘗試在情緒衝突降到最低的前提下進行。不聯絡同時也 會導致個人的壓力，由於不確定家人是否對離家者不滿，或甚至自己決定要出 國，不顧父母意願，也會導致個人遷移後的壓力。
因此，這群受訪者的跨國溝通是一種「跨國的情緒管理」（transnational emotional management）。也就是說，藉由跨國溝通處理「不可欲母職」導致的 負面情緒或壓力。主動聯絡既可以減少母親的焦慮、困擾或憤怒。同時也減少 了女兒的壓力。因為過久的「不聯繫」，多數會導致母親的不滿，更可能會導 致雙方的爭執。一部分肯認家庭權力作為個人壓力的來源，同時強調受訪者們 擁有主動控管雙方情緒的能力。跨國做女兒的重要面向在於，進行家庭中的
「跨國情緒管理」。這種情緒管理是在於家庭的兩端同時進行。一方面降低雙 親的焦慮、擔心或憤怒，另一方面降低自身的壓力、愧咎之情。Parreñas 與 Baldassar 過往的研究都提及跨國狀態2與情緒的關係，尤其在母親離家的痛苦
（pain）與女兒離家的愧咎。在 Madianou & Miller（2012）的研究中，強調使 用傳播科技的選擇上，其中的重要因素不僅有傳播科技的可得性，情緒管理也 是重要的一環。由於在傳播科技多樣化的時代，傳播科技的可得性提高，行動 者則在一個多樣的傳播科技環境中，選取最適合雙方關係與情緒展現的傳播科 技進行溝通。
不過，本文將跨國溝通的情緒管理與溝通責任的層次並置，而非僅是傳 播科技的選擇上。建立在跨國家庭中原有的緊張或平和，導致了赴澳打工旅遊
2 藍佩嘉、吳伊凡（2011）引用 Waldinger(2008)的說法，認為「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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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兒進行跨國溝通時，有不同的意義。尤其在於藉由溝通的時間、頻率來管 理兩邊的情緒。
延續著過往經驗研究的豐厚討論，本章更指出溝通責任除了是家庭權力 施加於女兒，女兒更是主動利用跨國溝通進行雙方的情緒管理。撫平家人端的 不滿、減低家庭關係的緊繃，以及自己的情緒。因此，聯繫與否，除了是權力 的展現以外，更是情緒管理的重要策略。
(三)、性別化的跨國溝通：來自女兒的證據
以下要進一步強調，台灣家庭對於遷徙者的規範性力量是高度性別化的。
Parreñas（2005）亦指出，移民母親對於女兒與兒子在跨國溝通上，談論的話題 不同，要求亦不同。女兒不僅要負責處理匯回款，更要負責了解家庭成員的近 況、生活好壞等，並且報告給母親知道，兒子則僅需要處理好自己於學校的表 現。
由於有小孩赴澳打工的家庭當中，有各種家庭的組成，例如單親、兩個 女兒、一男一女等，但很少家中有一男一女皆出國的案例。受訪者Amy 則是剛 好有一個哥哥也在她回國後一年赴澳打工。根據Amy 的訪談，可以看出家庭中 對於子女的不同期待。
家⼈人對於男⽣生的期待比較⾼高，就是像錢之類的，對⼥女⽣生的期待比較 是⼼心靈上的，就是普遍傳統觀念覺得⼥女⽣生在家打理好家裡就好，像 如果結婚的話，男⽣生不能去的原因會是男⽣生要賺錢，⼥女⽣生如果要出 去，是要照顧家裡。⼥女⽣生要照顧家裡，不是⾦金錢上的照顧（受訪者 Amy ）。
正因為女兒對於家庭的責任是「心靈上的」，Amy 對於女兒在家庭的角 色，主要在於情感支持、相互關心上，而非經濟支持。因此，赴澳打工旅遊，
無論家庭是否支持，在家庭內部的分工上，女兒不需要以匯回款來表達對家庭 的負責。但，女兒並未因此免除與家庭進行心靈交流的工作。也就是說，女兒 在家庭的分工中，依然被視為一個照護給予者以及聯繫全家人的角色。大多數 的受訪者表示，自己都有在跟家人聯繫時，被要求關心家人。Miranda 被要求 關心加入大學裡異議性社團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