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的城邦（Polis）大都很小，不到一千人，是一個由公民（polites）所 組成的小型的政治共同體（Aristotle,1965：1252a），是一種偏政治的「社群」，
因為當時社會與政治結構尚未分化，還沒有「社會」的概念，也沒有「社會」的 事實，所以，亞里斯多德在其所著《政治學》中所提出的所謂“Politike Koinonia”
就是「政治社群」，是一種「公民社群」的概念，不是「公民社會」的概念。「公 民社群」的本質特徵就是由公民主導的、以政治性為主的小型共同體，這種社群 中，政治生活滲透、制約人們生活的許多層面，缺少私人領域之尊重，所以偏向
「集體主義」。而其實踐在雅典的「平民政治」中，正是典型的對應。
雅典人把城邦視為一個有機整體，自己只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公民是屬 於城邦的人，城邦也屬於他們。每個公民應完全融合於城邦整體之中，達到消除
「你的」和「我的」之分的理想（Plato,1986：739c.）。他們認為，城邦的共同 生活是人完善自身不可或缺的前提，只有生活在城邦裡的公民，其作為人之本性 才能充分體現，才能成為真正的人；而且通過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公民不僅使國 家受益，也使自己受益，使自己成為一個道德上更加成熟的個體；離開城邦，不 存在任何其他的方式以成就一個自我實現的人。所以雖然在發生順序上，城邦後 於個人和家庭，但城邦在本性上優於家庭和個人；正如脫離的身體的手和腳不能 成為手和腳，因為他們失去了手腳的功能，這個功能是整個身體賦予它們的。離 開城邦的人，非神即獸（Aristotle,1965：1253a）。
所以，亞里斯多德明確地聲稱：「我們不應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我 們毋寧認為任何公民都應為城邦所公有」（Aristotle,Politics：37a）。公民必須
「以身許國」，「你們的人和你們的財產都不是你們自己的，而是屬於你的整個世 系，過去的和未來的，再進一步說，世系和財產都屬於國家（Plato,Laws：923a，
Plutarch,Lycurgus：24）160。修昔底德則說「他們的身體是給城邦使用的，好像
160斯巴達更是典範，整個城市像一座軍營，沒有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人人都有 分配的口糧與指派的任務；生命的目的不是為了達成個人目標，而是城邦的整體利益
（Piutarch,Lives：Lycurgus：24）。
不是自己的一樣」（Thucydides, 1．6．10）「而他們培養自己的智慧，…其目 的也是為著要給他的城邦作一點顯著的事業」（Thucydides,1960：50）。尤其斯巴 達，整座城邦就像一所軍營，沒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生命不是為了個人 目標；而是城邦的利益（Piutarch,Lives,Lycurgus：24）。就連公民企圖自殺都應 受到懲處，自殺是對城邦做了不正義之事（Aristotle, Politics：1238a），因為它使 城邦喪失一個公民（Aristotle, Nicomachean：Ⅴ-11）。
希臘城邦是一個自然而非人為的共同體，它由血緣、宗教和政治三重紐帶聯 結起來，在組織形態上是政教合一的。所以，希臘人無法想像城邦中的個人可以 信仰不同於城邦諸神的神祗（即不同的宗教），所以缺少宗教自由。在中國，自 古以來可以選擇不信仰任何宗教，現在大部分國家亦然。但在古希臘，質疑城邦 之神，必遭受嚴厲之懲罰；瀆神為蘇格拉底被判死刑之原因之一，而一些學者如 阿那克薩哥拉即因信仰與雅典人民相左而驅逐出雅典。當時就有人提出一個法案，
規定對不信神或宣傳新的天體理論的人都要提出公訴（Plutarch's Lives,Pericles：
32）（Plutarch, Moralia：48‧17），普羅泰格拉斯 Protagoras）就因此而被逐而 溺斃於海中。氏晚年著有《論神》一書，書中開頭便說：「至於神，我沒有把握 他們存在或不存在，也不敢說他們是什麼樣子」。因此被控「不敬神靈」，書被焚，
被逐出雅典，在渡海去西西里的途中逝世（Plutarch's Lives,Nicias：23）。 在城邦中，公民個人所參加的政治生活高於個人的私生活。在城邦裏，個人 只有做為公民而存在，只有參加政治共同體的生活中才有意義，所以工商業經濟 不是他們生活的重心。他們輕經濟而重政治，因此希臘城市根本不存在近代意義 的經濟政策，所以，經濟不應是公民主要關注點，自給自足是城邦的理想，商業 只是城邦的補充，商業活動主要是外邦人的事，或者由奴隸協助，很大程度上被 外邦人所控制，提供它不能自給自足的必需品。雖然早期貴族也從事商業投資，
民主發達後商人被鄙視。
雅典人雖然認為人是不平等的，但卻有內部公民平權的思想，主要與祖先崇 拜、部落情結及兄弟情誼有關。希臘城邦由血緣的、宗教的和政治的三重紐帶聯
結起來，雅典城邦基本上是部落的延伸，是一個親族血緣團體，好像是擴大的家 庭，有強烈的部落情結及與同胞情誼，是一個共同信仰的教團，一個彼此熟悉的 社群，是「主內兄弟」，神裔子孫，所以邦民對部落有整體的存在意識，因此他 們雖然認為人類是天生不平等的161，但內部公民非常平權，權力平等分享；連公 職都抽籤輪流為治，可說極端平等。「一切事項悉由全體公民審議，…均等機會」
（Aristotle,Politics：1298a）。在雅典整個城邦是公民共有的產業；「公民身分」
是個人共同分享集體資源或利益的基礎。希臘人的視域僅限於城邦，所以，「公 民社群」從一開就是封閉性的和排外的；只有內外之分，對內則權力利益分享。
希臘地區，環地中海，自然景色非常秀美，但古希臘人好像對此風景未特別 注意，從來沒有成為在古希臘的文學藝術中關注的主題，倒是處處可見他們政治 活動與神祇崇拜之跡。宗教與政治滲透到他們生活的每一層面，深刻影響著人們 的生活，「沒有一天、沒有一餐膳食、沒有一場音樂會、沒有一次集會，不帶祭 祀、不帶對神靈的問候。一切藝術、建築、繪畫、造型、詩歌、音樂和舞蹈，都 圍繞並且奉獻給神靈，根據神靈的指示而發展。」希臘宗教深刻地影響著希臘人 的生活、思維、藝術、文學和哲學。
雅典城邦原則上並不向公民徵收所得稅162，只在遭遇戰爭和財政困難時，才 向富人徵收臨時稅(eisphora)。平常城邦最主要的財政開支由富有公民承擔，包括 公共節日的活動、戲劇演出、以及戰艦維護等費用；富人的此項支出稱作「公益 捐助」(leitourgia)163。雅典議會每年指定一些最為富有的公民承擔。此一制度正
161柏拉圖認為人類天生不平等，有金質、銀質、銅質之人金銀銅鐵（415ABC、547E）。 亞里斯多德認為奴隸只是一種有生命的所有物﹐一種能離開其所有者而行動的工具﹐一 種在本性上不屬於自己而屬於他人的人。
162民主盛世，雅典城邦的國家收入主要是盟邦貢金，西元前431 年伯羅奔尼撒戰前，伯 里克利斯說：雅典向盟邦所收的貢金平均每年有600塔倫特，國家稅收約400塔倫特（1.5 倍），自開爭以來國庫曾有9700 塔倫特的收入。在西元前413 年，雅典免除提洛同盟 的進貢，而在帝國各口岸徵5％的稅(Thucydides, VII, 28, 4)
163 關於節慶和艦隊三層槳艦兩類「公益捐助」的研究，分別見P. Wilson, The Athenian Institution of the Khoreg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V.
Gabrielsen, Financing the Athenian Fleet: Public Taxa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是在平民政治確立後，於西元前 5 世紀初期建立起來的。在西元前四、五世紀時，
承擔這些支出的富有雅典公民人數從西元前 5 世紀的 400 人達到西元前 4 世紀的 1200 人164。此外雅典富有公民必須自動或被迫向公、私的慈善事業慷慨解曩，
以照顧外鄉人、貧病、老弱者，以成就其公民美德；但對於這種財富的再分配，
精英階級十分不滿。又政府財稅不足時，常常以模糊不清的罪名起訴富人，沒收 其財產，或向大地主強行徵稅。在西方，權利概念形成於羅馬私法，希臘人還沒 有權利觀念，他們所謂公民權，只是指公民集體權力的分享，缺少近代個人權利 的保障的概念。「公民社群」與「平民政體」可以說是一體兩面，必須對外掠奪 並以奴隸為其運作之基礎。
以現在政治光譜來看，這種社會正是近代所謂「集體主義」的社會。古希臘 政治滲透到人們私生活的每一層面，導致公私領域界線存不在，缺少對私生活之 尊重，所以易使個體自由遭受極大危害，經常形成烏合之眾的集體暴力。總之，
雅典並無中世紀以後，商業城市逐漸形成的個人主義與權利保障的概念。與當今 我們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市民社會」（burgerliche Gesellscbaft）更大不相同。
古希臘的城邦，除了希臘本邦邦民，他邦人民外，還有占很大人口比例的奴 隸。自願居住在本城邦的「外邦人」，他們自由人地位得到城邦的認可，享有一 定的經濟﹑社會和民事權利，但沒有參政權。在雅典，外邦人數量相當多，他們 大多從事商業和手工業活動，不得擁有土地。他們中有不少船主、銀行家、進口 商、承包商、也有醫師，甚至有著名的哲學家（如亞里士多德）﹑智者（如普羅 塔哥拉斯）﹑雄辯家（如呂西亞 Lysias）和喜劇詩人（如安提芬尼[Antiphanes]﹑
菲勒蒙[Philemon]）等。希臘並沒有所謂的奴隸「制度」，只是使用奴隸；並無羅 馬般的詳盡規畫與法律規定。斯巴達的奴隸很辛苦，多屬公共奴隸，有些甚至勞 役致死，命運悲涼，所以經常有起義之事；雅典則比較輕鬆，除了家務事，有些 奴隸擔任員警（維持開會時之秩序）、驗幣員和法庭書記，在一些工地經常可見 到公民外邦人與奴隸一起工作，奴隸之待遇要交給主人，只有採礦場的公共奴隸
164 54)J. K. Davies, 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 C.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xxix.
比較辛苦，曾經暴動或逃亡。
我們現在實踐中的近代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之民主純度很低，
其實只是古希臘的所謂「寡頭制」，就是精英政治，「人民」並沒有親身參與法 律、政策的制定，也不履行任何行政職能，他們何曾當家作「主」了﹖這種當代
其實只是古希臘的所謂「寡頭制」，就是精英政治，「人民」並沒有親身參與法 律、政策的制定，也不履行任何行政職能，他們何曾當家作「主」了﹖這種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