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並未存在一個穩定富強的，可以發動大規模作戰的城邦，大部分城邦 很小，居民老死不相往來（Voegelin,2008：105）。但希臘各邦也不是沒有連結的 可能，上一代希臘人－亞該亞人，曾聯盟遠征特洛伊，英雄時代的歷史記憶，在 民族史詩－「荷馬史詩」的吟唱下，對希臘的民族認同產生極大的影響；連遠離 母邦，殖民西西里、義大利的希臘人，都熱衷於參與奧林匹亞節的活動。這些不 免促成雅典霸業的想像。
波斯的入侵，更產生了一個重大的影響，就是使眼光短小、各自為政的希臘
141「主權在民」此詞雖不見於當時，但當時雅典不論行政、立法、司法的運作與實踐，
都是由人民當家做主，故足當如此稱之。其實「人民主權」一詞誕生於近代，而從其誕 生之日起就無法擺脫在實施上的困擾，事實上它是一種虛構，是近代精英所發明和擬製 出來的口號，目的是為了說服多數人能夠接受最終由少數人來治理的事實。亦即人民主 權還需要通過諸如代議制、請願、自由結社等中間性機制來落實。蓋經過制憲使權力的 運作例行化以後，人民主權就被凍結，及市民社會發達後才間接得到一點實踐，近數十 年來，為了強化人民的權力，遂有「公民社會」的倡議。
人建立了聯盟，並結合了兩代希臘人－伊奧尼亞系統與多利安系統，使希臘人產 生民族概念、及外邦人的概念，通過此概念，希臘人形成族群與文化的認同，意 識到自己與東方人的民族性的區別，而有「希臘」一詞的流行。
波希戰爭時，多利安系統的斯巴達是希臘最強城邦，在打敗波斯後，理應擴 張自己的勢力，但是斯巴達的公民太少，最多時只有約八千人，為鎮壓二十萬的 奴隸而自顧不暇。因此，雖擁有強大的陸軍，但主要不是用來對外作戰，而是為 了防止國內農奴的反叛142。所以，它的霸權夢想只在附近的伯羅奔尼撒半島一帶，
為了鎮壓奴隸，對外經常寸步難難行；奴隸可以說是它擴張的絆腳石。而且它以 農立國，領導階層對工商業沒興趣，也沒有海外利益，所以，其政經特點決定了 他們對外政策的保守性。此外，要在地中海成為霸權，必須有制海權，而斯巴達 只有強大的陸軍，對費大筆錢建立海軍沒興趣，實際上以農立國也沒錢。因此戰 後便班師回國，他的一貫政策便是維護各城邦的獨立狀態，保持城邦間的分裂。
所以斯巴達人絕對是個「愛好和平」的城邦，原先從不想侵略別人的領地。
相反的，為了預防波斯的再犯，比較靠近波斯的，約有 150 個愛琴海沿岸的 城邦在雅典的號召下，組成了防禦性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由於雅典的 海軍在擊退波斯中，貢獻最大，在斯巴達放棄了領導權後，雅典自然成為盟主。
同盟建立初期，各城邦之間應是平等的，但隨後雅典為了本身的利益而逐漸霸權 化。尤其戰後修復衛城時，同時建立了連接港口到衛城的城牆，使衛城與港口連 成一氣，政商合一，將雅典的霸權推向頂峰。
在波希戰爭前，雅典在地中海猶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城邦，也很少參與比較文 明的土耳其沿岸伊奧尼亞區與義大利南方諸邦的知識討論，結果因戰爭而崛起；
在提洛同盟後，成為希臘東區的政治與文化中心，一個富裕揮霍之都。公民們急
142 斯巴達的奴隸主要是希洛人，原是第一代希臘人－阿該亞人，曾建立斯巴達王國：
多利安人入侵時被征服，承續其國名，將他們全成為奴隸，人口大是斯巴達人的二十幾 倍，斯巴達人為了管理他們，每天膽戰心驚；過著比奴隸還不如的生活。斯巴達人對奴 隸極不人道，經常派遣青年埋伏在大馬路上隨機暗殺偶遇的希洛人，以訓練殺人勇氣；
有一次舉辦挑選西洛人勇士活動，暗示獲選者將得自由，幫他們戴上花圈，導覽各處神 廟，最後，這2000 多人全部失蹤（Plutarch,Lives：Lycurgus：28）。
於學習知識及奪權方法，於是各邦智者雲集。也許受了波斯影響，雅典蘊釀著某 種走向更大規模的國家的要求；於是以提洛同盟為基礎，逐漸建立了霸權的嘗試，
而對同盟各邦在經濟、政治、軍事、法律等各方面全面插手和控制。
當時提洛同盟的機構全由雅典人擔任；各邦不能決定外交政策，邦間的糾紛 及各邦內部的司法案件，須由雅典裁決。西元前 447 年，雅典強制同盟城邦使用 雅典銀幣；雅典人逐步剝奪同盟諸國的主權。在伯里克利斯時代，雅典人直接控 制的屬國已達 200 個左右，愛琴海幾乎成了雅典的「內海」（Cepreeb：238）143。
在波斯威脅已除，已經和平之後，雅典卻不許盟邦退出，反而加強控制，要 求各邦續繳交貢金；並組成了龐大的武裝部隊，到各邦巡航，派遣重裝步兵駐防 同盟城邦144；強迫盟邦實行民主政治。甚至出兵鎮壓、血洗不服從的城邦；它對 付同盟國貴族、富豪的一貫政策是，通過支持當地的平民，「剝奪他們公民權，
沒收其財產，殺戮他們，或將他們放逐」。就這樣雅典成為希臘世界的「僭主」。
成為希臘自主性(eleutherotate)最強的城邦（Thucydides,Ⅵ-89、Ⅶ-69），一個踐 踏希臘自由的暴政的城邦；最後雅典甚至退化到純粹靠武力維持同盟。當時，有 些盟邦害怕雅典的入侵甚至大過波斯。
平民政治之實施，導致了雅典政府的龐大巨額開支。為了維持這些消耗，必 須不斷的剝削盟邦的財富。由於公民大權在握，變得貪婪、隨意、沒有節制。在 對外關係方面表現出了極強的掠奪性、野蠻性和殘忍性；自利自私、自我中心145。
143當時雅典派往海外的官員有700名。雅典人還在具有重大戰略價值或經濟價值的地方，
派遣駐軍。前431 年，其人數約為 8000～9000。這期間，雅典軍隊數量大大增加。西 元前487 年，雅典共有戰船50 艘，到480 年增至180 艘，431 年超過300 艘。同時雅典 重裝步兵人數由50 年前的1 萬增至約2.6 萬（T.J.Figueira, Athens andAigina：
201-225）。這在當時希臘算是很多了，此亦可見其戰爭規模之小。
144雅典人在鎮壓屬國人民的起義後，往往直接占領其土地。伯里克利斯時就派兵2750 人駐紮外邦，普魯塔克在評述這項措施的作用時指出，它一方面解決了部分公民的生計 問題（2500 人），另一方面也是對當地人民的一種武力威懾（Plutarch's Lives, Pericles： 11）。西元前427 年，雅典把沒收米特列涅人的土地劃分為3000 塊份地，除將其中300 塊作為奉獻給神的聖地以外，其餘的全都分配給雅典人（Thucydides,Ⅲ-49）。
145一直到西元前413 年，雅典才停征提洛同盟的進貢，而在同盟國各口岸徵5％的稅 (Thucydides,：VII-28)。
另外平民公民又熱衷於政治活動，逐漸的習慣享受，逐漸不喜服兵役，公民榮譽 感的消失，雇傭兵的比例日漸增大；到後來其霸權主要是依靠雇傭橈手，而不是 它自己的公民146，為雅典帶來的永久的傷害（Thucydides,Ⅰ：121、142、143）。
此時，雅典城邦管理的規模急劇擴大，其權力的行使範圍已有數百萬人。儘 管雅典公民幾乎全民從政，但管理如此龐大的聯盟亦顯得力不從心。但即便在此 急需人力情況下，雅典公民非常小氣，為了怕利益被稀釋，公民大會居然於西元 前 451 年投票通過一項極不明智的法律﹕剝奪雙親中有一方非雅典人的公民權，
堵塞了公民擴充之路，使國家的統治基礎難以與國家規模同步擴大。企圖稱霸的 雅典，其勃勃野心與其有限的人力物力極不相稱，這一點與羅馬形成鮮明對比147。 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指出：這種極端的排他性是雅典未能保持繁榮，而 很快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成對照的是，羅馬人先將公民權授予在種族和 文化上相近的意大利各部族，後來更將公民權授予了歸順了他們的海外部族。雅 典實施了和帝國主義政策所不可或缺的 對各民族兼容並蓄的背道而馳的政策，
連對同族的希臘人都不願融合；其小器與羅馬貴族的大器簡直不能相比。而且更 重要的是雅典人善妒，領袖動不動就被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罷免、放逐、或處死，
以致始終難以形成領導集團，而這恰恰是一個大國的統治階級所必需的。
雅典的霸權傾向，引起斯巴達的疑懼（Thucydides,Ⅰ：23），許多被壓迫的 中小城邦，終於集結於斯巴達周圍，與雅典領導的提洛同盟相對抗。斯巴達為了 對抗雅典，不惜回頭與波斯交好，請求結盟並獲得援助，而且簽訂和約，放棄了 好不容易在波斯戰爭勝利而使小亞細亞諸希臘城邦的獨立（Thucydides, Ⅱ-67,
Ⅷ-17、58）。總之，終於爆發伯羅奔尼撒戰爭（431-404B.C.）。
146由於戰爭、瘟疫所造成的人力損失，使雅典對雇傭兵依賴程度加深。在遠征西西里的 雅典四萬軍隊中，雅典公民所占比例不超過10％（Thucydides：Ⅵ．30-32、42-46,Ⅶ．
20、42）（Xenophon,Heuenica：Ⅱ．1．25-32）。
147西元前451 年，伯里克利斯獨掌大權時，通過一項法案，即必須父母雙方均為公民者，
才可成為公民。後來，445 年，埃及國王贈送小麥4 萬蒲式耳給雅典，為了分配給全部 的公民，公民互相檢舉，結果將近五千公民喪失資格，保有公民身分的人僅剩14040 人
（Piutarch,Lives,Pericles：37），距盛世時之4 萬人相差甚多，而此時猶在戰爭中。
面對此一局勢，伯里克利斯在公民大會上直言不諱地告誡他的公民說：你們 已經不可能放棄這個帝國了。事實上你們是靠暴力來維持這個帝國的：過去取得 這個帝國可能是錯誤的，但是現在放棄這個帝國一定是危險的。…會使國家趨於 滅亡」。像伯里克利斯這樣英明的領導人都會覺得當時的雅典已經到了騎虎難下 的地步。他指出：發展霸權像一個暴政，是不正義的，而放棄它已經不可能、是
面對此一局勢，伯里克利斯在公民大會上直言不諱地告誡他的公民說：你們 已經不可能放棄這個帝國了。事實上你們是靠暴力來維持這個帝國的：過去取得 這個帝國可能是錯誤的，但是現在放棄這個帝國一定是危險的。…會使國家趨於 滅亡」。像伯里克利斯這樣英明的領導人都會覺得當時的雅典已經到了騎虎難下 的地步。他指出：發展霸權像一個暴政，是不正義的，而放棄它已經不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