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禮情之間：子為母服的議論與實踐
第二節 私修禮書中的母服制度
《孝慈錄》作為明代「祖制」，由禮入律，成為明代的喪服制度，並為 清代所承襲，而從上節的介紹可知，明清士人對當時母服禮制的評論歷經了
由褒至貶的漸進轉換。明清士人關於母服的討論不單代表他們個人的意見，
也暗示著時代的思潮與學術走向，但明代的褒揚和明清之際興起的貶抑，是 否就各自等於《孝慈錄》獲得實行和遭到忽視，卻還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
為了尋找此問題的解答，本節擬從明清官方先後頒布的典章制度、士人私修 禮書著手，探析《孝慈錄》的普及程度，並將其結果與明清士人對《孝慈錄》
的評價做一對應與比較，以期對明清士人如何感知、論述乃至實踐「父母同 斬」禮制有一較完整的了解。
一、明人的喪服知識來源
明代的官方喪服禮制規定曾歷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喪服禮制是依照 頒行於洪武元年（1368）的《大明令》與洪武三年（1370）的《大明集禮》
的內容，72兩者在喪服禮制的部分皆以《文公家禮》為所本，將子為母服規 定為齊衰三年。73但是洪武版本的《大明集禮》雖修成，卻至嘉靖九年（1530）
才重新修纂而刊布天下，74而《大明令》雖作為貫穿明代的法典，其效力卻 因為後出的諸多法令而被修改或廢止，且在《大明令》與《大明律》並載時 依《大明律》科斷，75故至洪武七年《孝慈錄》修成並載入《大明律》後，
其喪服禮制就取代了《大明令》之條文，而進入了明代官方喪服禮制規定的 第二階段。《大明會典》的敘述，說明了這樣的過程：
國初《大明令》，依古禮父服斬衰、母齊衰，報服如之。庶母服緦，
三殤降等。洪武七年始加折衷，著為《孝慈錄》，父母俱斬衰，而減
72 《大明令》成書時間之考證，見內藤乾吉，〈大明令解說〉，《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 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第7卷，頁382。
73 〔明〕太祖撰，《大明令》，收於〔明〕張鹵校刊，《皇明制書》，卷1，14b。徐一夔等 撰，《明集禮》，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649冊，卷38，〈兇禮三〉，頁15a-16b。
74 趙克生，〈《大明集禮》的初修與刊布〉，《史學史研究》（天津，2004），頁65-66。
75 內藤乾吉，〈大明令解說〉，《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頁395。
報服、省殤禮，定庶母服以杖期，又列圖於律，至今遂為定制。76
《大明會典》所載的此一喪服改制過程，對於曾關心、接觸當時喪服禮制的 明代士人而言，應不至於太過陌生，如曾任刑部主事的唐樞（1497－1574）
談及《孝慈錄》的母服制度時即說：
《孝慈錄》喪制，發前古所未發，輕重損益，一原至情，所不容已，
古今異宜，人情無不自懷，非大聖人烏能主張是哉？高皇帝初即位，
禮制未備，《大明令》並《大明集禮》且令暫率朱文公《家禮》行之。
及是錄定，遂載入《大明律》遵述施行。77
可見唐樞對於《孝慈錄》之前的禮制，以及《孝慈錄》由禮入律的情況都有 所掌握，並且認為《孝慈錄》一經載入律令，其位階即高於此前所出的《大 明令》與《大明集禮》，成為明代官民皆必須遵守的喪服禮制。
《孝慈錄》雖然在洪武七年以後成為明代喪服定制，但官方卻在此之後 又頒行了與《孝慈錄》喪服禮制相悖的禮書，如永樂十三年（1415）《文公家 禮》即被編入《性理大全》頒布於國子監與各地方學校；78而在嘉靖九年，
則刊布了補纂過後的《大明集禮》，其喪服禮制仍依照《文公家禮》之條文，
而並未依照《孝慈錄》加以修改。79再加上《大明令》、《大明律》、《孝慈錄》、
《性理大全》、《大明集禮》皆是朝廷頒降南北兩京國子監、地方學校的書籍，
80也就是說，雖然《孝慈錄》的喪服條文或收於《大明律》或獨成一書頒布
76 〔明〕申時行修，《（萬曆）大明會典》，卷102，〈喪禮七〉，頁562。
77 〔清〕徐乾學，《讀禮通考》，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112冊，卷6，頁35a。
78 〔明〕胡廣等奉敕撰，《性理大全書》，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710冊（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8－卷21。
79 〔明〕徐一夔等撰，《明集禮》，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649冊，卷38，〈兇禮三〉，
頁15a-16b。
80 〔明〕黃佐，《南雍志》（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卷17，〈經籍考〉，頁3a、
卷18，〈經籍考〉，頁3a-3b；〔明〕郭鎜等撰，《皇明太學志》（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 書室藏，明嘉靖三十六年原刊明末迄清順治間增刊本），卷2，〈典制下〉，頁5a、8a。地 方學校方面，以安徽省天長縣為例，亦藏有《大明令》、《大明律》、《孝慈錄》、《大 明集禮》等書。參見〔明〕王心編撰，《（嘉靖）天長縣志》，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 選刊》26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2），頁51b-52a。
學宮，但內含著為母服齊衰三年舊制的書籍也同樣為明代學子必讀之書，81在 同時接收兩套由官方所頒布的喪服禮制知識下，是否會造成士人在實行《孝 慈錄》時的困難？章潢的《圖書編》所載的一段問答即反映了此一疑慮：
或問《性理大全》乃當代諸儒所會纂者，其喪服一本諸先代溫公、文 公《家禮》。是編於今之喪服諸圖，皆未之收，何歟？曰：「《性理大 全》因國朝頒者，而《孝慈錄》非聖祖所欽定乎？何父母斬齊之異，
一仍乎先儒之舊也？是五服圖且與《孝慈錄》異矣。」82
《性理大全》中的《家禮》與《孝慈錄》兩者在喪服禮制的不同記載，的確 在當時造成了人們的疑惑，而求教於曾當過順天府儒學訓導，並對《周易》、
《詩經》、《書經》、《春秋》、《禮記》、《論語》皆有研究的章潢。83雖然章潢 認為喪服禮制應以《孝慈錄》為依歸，但也不能忽略的是，問者對於《大明 律》為何沒有收入《家禮》喪服諸圖的質問，提示著明代士人對《家禮》的 認同，及《家禮》在明代喪禮實踐層面上，透過官方倡導而積累的影響力。
上段引文中「溫公、文公《家禮》」所指的應是司馬光的《書儀》與朱 熹的朱子《家禮》或稱文公《家禮》。84南宋理學家朱熹編定的《家禮》在體 例上仿自司馬光的《書儀》，85並摻以朱熹能由下而上改革社會的期望，86故
81 在明代，中央官學與地方學校即是採用朝廷頒降的圖書、經史、律誥、禮儀等書來教導學 生。參見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 學生書局，2009），頁107。
82 〔明〕章潢，《圖書編》，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97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卷110，〈古喪服制〉，頁51b-52a。
83 參考自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8），頁 482。
84 《家禮》可說是朱熹的重要禮學著作，但元代至清代都有學者懷疑《家禮》並非朱熹所作，
引起不少爭論。不過經過當代學者的詳細考證，原則上相信《家禮》為朱熹所撰，但有再 經朱熹門人修改而成。參見張文昌，〈唐宋禮書研究──從公禮到家禮〉（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頁359。
85「書儀」原本是指教寫書信之範本。目前所見最早的書儀類著作，應是西晉人索靖所撰之《月 儀》，內容是以月為序，用節氣之寒暄問候表達朋友間的情懷，因書信文字優美，故可展
在內容上，比司馬光的《書儀》更加簡省為冠、婚、喪、祭四個士庶通用的
86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42.
87 何淑宜，《明代士紳與通俗文化：喪葬文化為例的考察》，頁154
88 張文昌，〈唐宋禮書研究──從公禮到家禮〉，頁367-368。
89 梁勇，〈明代的《家禮》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6），頁 56-63；張文昌，〈唐宋禮書研究──從公禮到家禮〉，頁369-370。
90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pp.150-155.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士人之所以需要重新對《家禮》進行註釋、修訂、
節錄，乃是由於成書於南宋的《家禮》對於以移風易俗為己任的士人而言，
其書中的若干細節已與明代社會實況不盡相合，故士人必須將《家禮》改寫 成更能迎合當時閱讀群眾的需求、喜好與社會現況的「家禮書」。91而這些「家 禮書」也往往比《家禮》更受閱讀市場歡迎。換句話說，若有人遇到冠、婚、
喪、祭四禮實行上的問題，而想找《家禮》作為行禮指導時，通常會傾向尋 找一本「家禮書」，而非由朱熹所寫的原版本《家禮》。92另外，也因喪禮在 四禮中的重要性以及所佔篇幅之多，故從明代中後期到清初更出現由「家禮 書」衍伸出的喪葬禮和喪祭禮為主題的禮書。93是故，考察這些明代所流傳 的「家禮書」、喪葬類或喪祭禮禮書中對於喪服禮的書寫，成為探索《孝慈 錄》母服禮制是否在《家禮》普遍流行的明代社會得到實踐的重要憑藉。
二、明代私修禮書中的母服制度
在諸多詮釋家禮的版本中，浦江《鄭氏家儀》是較特別的史料，其特殊 之處在於，既可將此書視為私修禮書，亦可將其歸類於族規家訓，且因其成 書年代較早，所以是觀察明初宗族對《家禮》與《孝慈錄》如何取捨的重要 參照點。浦江鄭氏從南宋到明代中葉，共歷三代十五世同居共食，在元代受 朝廷旌表為「義門鄭氏」，明洪武十八年更賜封為「江南第一家」，94而《鄭
91 這 些 對《 家禮 》進 行註 釋、 修 訂的 禮書 ， Patricia Buckley Ebrey, 稱 之為 “ revised versions of the family rituals ”，見Patricia Buckley Ebr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p.167.
何淑宜則稱為「家禮類書籍」，見氏著，《明代士紳與通俗文化：喪葬文化為例的考察》，
頁157。
92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pp.167-168.
93 何淑宜，《明代士紳與通俗文化：喪葬文化為例的考察》，頁157。
94 梁勇，〈明代的《家禮》研究〉，頁76。
氏家儀》一書則是歷經鄭氏四代人的努力，最後於洪武十一年（1378）由鄭 泳（生卒年不詳，元末明初人）在宋濂的協助下完成。95鄭泳在《鄭氏家儀》
序中說到：「今遵《家禮》而略有損益者，蓋時或有所禁，而禮樂之文不得 不異，吾求其質而已矣」，96而在服制的部份，他則是先完整抄錄了《家禮》
條文，而在齊衰三年條的最後補充說明：「洪武七年，著《孝慈錄》，父母俱 斬衰，今遵皇制，母並斬衰，母報亦減為期。」如此寫法，可謂與其序言所 言「遵《家禮》而略有損益」相符，而《孝慈錄》無疑是其損益的重要基準
條文，而在齊衰三年條的最後補充說明：「洪武七年，著《孝慈錄》，父母俱 斬衰，今遵皇制，母並斬衰，母報亦減為期。」如此寫法，可謂與其序言所 言「遵《家禮》而略有損益」相符，而《孝慈錄》無疑是其損益的重要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