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孝順父母：明代《孝慈錄》的制訂及其孝道觀念
第二節 《孝慈錄》的頒行
明太祖「以孝治天下」的努力，是其開國以來教化政策的重要環節之一，
除了孝道的宣揚之外，教民以「禮」無疑也是治國的重要基礎。明太祖即位 前後曾多次下令儒臣議定禮儀制度，如此重視議禮的原因，一方面是欲清除 元朝統治的影響，強調改朝換代，整飭社會風氣，敦促教化；另一方面則是 希望儘快恢復由於元末戰爭被削弱的秩序，以強化國家的統治。45太祖曾謂 禮部官員曰：
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 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齊家莫如禮。故有禮則治，
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敘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 等威辨。元興，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 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頒 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46
可見太祖認為禮是社會秩序的根本，並且認為在前朝元代的治理下，「先王 之禮幾乎熄矣」，所以在其後時常表明他「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 之，以洗汙染之習」，遂常與禮部官員、在朝諸儒共同議禮，希望一方面能
「斟酌先王之典」、「復中國之舊」，一方面完成一套「務合人情，永為定式」
的禮制。47因此，在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的歲月裡，制禮活動前前後後始終 沒有間斷，48其中包括郊祀禮、百神祭典、耕藉禮、軍禮、鄉飲酒禮、不同
45 羅仲輝，《論明初議禮》，收於王春瑜，《明史論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頁74-92。
46《明太祖實錄》，卷73，頁1b-2a，洪武五年三月辛亥條。
47《明太祖實錄》，卷80，頁2a，洪武六年三月甲辰條。
48 可見何淑宜，《明代士紳與通俗文化：喪葬文化為例的考察》，頁36-39表1「洪武時期議定禮 儀簡表」。
等級官民所應遵守的服飾、器用、房舍、交往禮儀、婚喪冠祭之禮，皆囊括 在內，而將禮令彙編成書頒布天下，並以國家的力量推行，是明太祖為了建 立禮治秩序常用的方式，《孝慈錄》即是明太祖漫長的制禮過程中，一部有 關於喪服禮制的重要禮書。明代最初的喪服禮制，初定於洪武元年（1368）
《大明令》，基本上沿襲了唐代《開元禮》的喪服制度，無太大的變革，但 洪武七年（1374），貴妃孫氏之死，卻促使太祖將當下的議禮重心轉移至喪服 禮制的改革之上。
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貴妃孫氏薨，因孫氏生前並未產下皇子，明 太祖遂命曾受孫貴妃撫養的周王橚主喪事，49為孫貴妃行慈母服斬衰三年，
而東宮、諸王則為庶母孫貴妃服期服。50這樣的命令，實際上違反了洪武元 年（1368）《大明令》中為母服的規定，究其原因在於，依當時的《大明令》，
為慈母應為齊衰三年，51而非太祖所說的斬衰三年，而且孫貴妃乃東宮太子 及諸王之庶母，依當時的《大明令》，也應只為孫氏服緦麻三月，而無服期 之禮。52當下，懿文太子表達了他不同意的看法：
貴妃某氏薨，太祖詔太子服齊衰杖朞，太子曰：「禮惟士為庶母服緦 麻，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 之。蓋諸侯絕朞喪，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壓于父，不得伸其私。
然則諸 侯之庶子不為庶母服，而况于天子之嗣乎？」帝大怒，以劍 逐之，太子走，且曰：「大杖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太子曰：「禮 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嫌隙由是生矣。」太子感悟，遂齊衰見帝
49 根據學者的研究，燕周二王皆為碽妃所生，而燕王被高皇后撫養而周王被孫貴妃撫養。參考李 晉華，〈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臺北，1936.3），
頁71-75。
50 〔清〕張廷玉，《明史》，卷113，〈列傳第一‧孫貴妃〉，頁3508。
51 〔明〕太祖撰，《大明令》，收於〔明〕張鹵校刊，《皇明制書》，卷1，頁14a。
52 依《大明令》規定：「為庶母（父妾有子者）緦麻三月」，但因孫貴妃沒有產下子嗣，所以也 不合於此條喪服規定，見〔明〕太祖撰，《大明令》，收於〔明〕張鹵校刊，《皇明制書》，
卷1，頁20a。
謝罪，帝怒始釋。53
此處懿文太子所說的「禮」所指的是《儀禮．喪服》中的條文，認為自己在 身分上，既是大夫以上，又是嫡長子，對庶母應為無服，可見明太祖這一決 定不但不符合《大明令》，於古禮也是無據。雖然如此，太祖顯然執意強行，
太子礙於「君父之命不可違」也只能接受。但也因為太子的反對，又或者當 時引起不少爭議，明太祖遂命禮部討論孫氏喪服問題，並將結果上奏之。
等待三日後，禮部尚書牛諒上奏的結果，亦如懿文太子以《儀禮》為定 式，認為：「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暗示著周王橚為其慈母服 齊衰杖期，而非明太祖所希望的斬衰三年，而懿文太子與諸王則無服於孫貴 妃，也非明太祖所說的齊衰杖期，這樣的結果顯然與明太祖的想法大相逕 庭。懿文太子與禮部尚書牛諒皆以《儀禮．喪服》，而不以當時的《大明令》
來提出反對意見的原因，可能與太子與官員們深知太祖希望能在統治期間復 興古典傳統的意向有關，54據戴彼得（Peter Ditmanson）的研究指出，太祖採 納官員諍言時，常展現他對「復古」的喜好，較有可能接受大量徵引儒家經 典為內容的建言，55筆者推測此為懿文太子與禮部尚書不約而同地以禮儀經 典來提出規諫的理由。不料，面對禮部的這項建議，明太祖大為不滿地嚴加 訓斥道：
53 〔明〕徐禎卿，《翦勝野聞》，收於〔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卷3，頁60。《明實錄》所記載的《御製孝慈錄》議定過程，並沒有呈現太子的反對 意見。徐禎卿所記下這段文字，成為〔清〕高宗敕撰的《續通典》中〈皇太子為庶母服議〉的 藍本，推測應為《明實錄》欲掩飾明太祖父子爭執的局面，所以刻意不錄。另可參見〔清〕高 宗敕撰，《續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76，〈皇太子為庶母服議〉，頁 1595-3。
54 范德（Edward L. Farmer），〈朱元璋與中國文化的復興──明朝皇權專制的意識型態基礎〉，
收於張中政主編《明史論文集》，頁383-384；朱鴻，〈明代的周公：論朱元璋的效法成周為 治〉（略稿），收於陳懷仁、夏玉潤主編，《洪武六百年祭》（海口：南方出版社，2001），
頁105-114。
55 戴彼得（Peter Ditmanson），〈洪武年間的道德諫諍〉，收於朱鴻林編，《明太祖的治國理念 及其實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0），頁65。
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為母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
其於人情何如也。乃敕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
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 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為適變之宜，
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56
可見明太祖在這次議禮的過程中所重視的是「人之常情」，認為父與母兩者 對於人子的恩情應該受到等量齊觀的對待，故認為若遭逢母喪，而因父在，
只為母服一年之喪，實在是「低昂太甚」。於是，明太祖再命翰林學士宋濂
（1310－1381）等人詳加考察史書，向太祖報告古人論母服的議論與實例。
最後，根據宋濂回報的結果，發現歷代願為母服三年喪者二十八人，願為母 服一年喪者十四人，前者多出後者整整一倍。57
這份考察報告可說是宋濂迎合聖意的產物。首先，報告中願為母服三年 明顯比服期年的記錄多。前者的記錄之所以比較多，其實較大的可能是因為 為母服三年的重喪常因為人子的身分、父在與否而有所限制，導致人子為母 服三年常常是不符合禮經條文的，而在當時也容易形成爭議，所以被記錄在 史書中，但回報的官員顯然並沒有說明這個資料取樣的情況。其次，即使為 母服三年，也還有斬衰、齊衰之別。由本文第一章的論述可知，即使是在唐
《開元禮》之後，不論父在父卒，為母服皆是「齊衰」三年，而不是太祖所 說的「斬衰」三年，這份報告中願為母服三年者，究竟是為母服斬衰還是齊 衰，回報的官員似乎也選擇忽略不談。其三，細看這份考察報告中願為母服 三年喪的部份，可發現其所擷取的議論強調「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三 年之喪，達乎天子」以及禮緣人情等言論，由此推測，宋濂可能有意透過此 份報告，為明太祖反駁懿文太子與禮部尚書牛諒所認為的，為母服喪應有爵 位尊卑之分的看法，而支持明太祖「禮緣人情」不應有爵位之別的看法。而
56《明太祖實錄》，卷94，頁1a，洪武七年十一月壬戌朔條。
57 〔明〕太祖撰，《御製孝慈錄》，收於〔明〕張鹵校刊，《皇明制書》，卷12，頁4a-10b。
事實上，宋濂可能其實刻意隱藏了自己對母服的議論，因為在其文集中可以 見到以下的言論：
龍門子（宋濂自稱）曰：「周公之禮，其至矣乎？父在，為母杖期，
家無二尊也。……此周公之制別嫌明疑，所以為至也。後世父在為母 齊衰三年，……雖曰加厚，去禮意遠矣」。58
上述引文摘自〈凝道記〉，是宋濂文集中罕見呈現個人心態的篇章，59在〈凝 道記〉中宋濂認為唐代《開元禮》將父在為母由齊衰杖期提升至齊衰三年，
已是「去禮意遠矣」，更何況是明太祖欲周王為慈母孫貴妃服斬衰三年？由 這樣的落差，顯見宋濂在此次議禮中迎合聖意的證據。
但是，不論宋濂是否真心誠意的贊成明太祖改革喪禮的意圖，收到這份 符合己意的調查結果，明太祖即直接宣布了他最後的裁決：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 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 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仍命以五服喪制，並著為 書，使內外有所遵守，其冠服經杖制度詳見本書。60
將母服改為「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
將母服改為「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