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偶像與偶像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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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不同於自我投射式的浪漫愛，由於雙方的主體性提升，純粹關係為彼此 交流與協商而成的平等關係。關係的維繫，有賴於此段關係所提供的報償與滿足 感，也就是說，只有當關係是自我可接受的、有利可圖的，才能夠持續下去。因 此，即便迷對偶像仍有個人投射式的浪漫愛，但在現代性的純粹關係下，喜歡偶 像作為迷的一種自我認同，同樣具反思與變動性。迷並非盲目地迷戀偶像，對偶 像的一切來者不拒、全盤接收，他們也會拒絕以及懷疑偶像，並經過自我反思，
協商出與偶像的親密關係。迷也不一定忠於單一偶像，他可以很花心，更可能因 為偶像與自己所想像的越來越遠，關係協商失敗，而「脫飯22」，不再喜歡偶像。
然而，純粹關係的預設為理性且以自我發展為優先考量的關係，因此倘若個 人缺乏自主性，關係就可能變質，成為上癮關係（addictive relationship）（Giddens, 1992；周素鳳譯，2001，頁 98-99）。上癮關係可分為相互共生（codepedence）
以及固著關係（fixated relationship）兩種。相互共生的關係中，有上癮者，以及 回應上癮者的回應者，兩相互動。也就是上癮者不僅因癮頭，還因為回應者而上 癮，且回應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上癮者。值得注意的是，相互共生者並非對關係 上癮，而是缺乏本體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需要由他者定義自我需求。
固著關係則更為普遍，關係本身成為上癮的對象，上癮者於此關係中尋找其他方 式所無法得到的安全感。置於迷與偶像的關係中，我們雖難以定義偶像是否回應 上癮者的需求，然而當偶像一貫以親人和善且貼近生活的模式面對迷時，的確會 使不具自主性的迷，混淆、難以分清現實，與其他上癮的迷（回應者）互動後，
便更容易深陷妄想，進而輕易落入上癮關係。然而，此處的上癮關係並非譴責生 產端訴諸情感的行銷手法。解除上癮關係的方法，即為上癮者的自我反思，必須 認清自我的需求，建立穩定的自我認同（Giddens, 1992；周素鳳譯，2001，頁 94-95）。
第三節 偶像與偶像商品化
偶像文化工業為標準的情感經濟，作為商品的偶像，除了推出作品外，也必 須不斷地施行情感勞動，以情感包裝商品。偶像與迷不斷投注情感建立親密關係，
而這層關係連結又被生產端利用，藉以喚起迷的情感認同，召喚迷加入生產行列。
22 「脫飯」或說「脫粉」，意指脫離粉絲身份，也就是不再喜歡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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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上的高度曝光，即為構成名人的首要條件。Boorstin（1961）在《The Image》一書中，提出「人類的虛構事件」（human pseudo-events），他認為名人是由媒 體所打造的現象。名人因其名聲而成名，在媒體前頻頻曝光而廣為人知，與個 人的才華或特殊素質無關。也就是說，名人是種以高能見度建構，實則空洞的 現象。名人現象的發展，得益於大眾媒體興起，傳播科技帶來「圖像革命」(graphic revolution)。大眾對資訊的索求，使真實被資訊所主宰，真實或擬仿難以二分， 以及媒體上的人物（media personalities）」（Galbraith & Karlin, 2012, p. 2）。
偶像作為被建構的個體（constructed personage），雖然Galbraith & Karlin並未寫 出此被動語境下，主語的角色為何，也就是偶像是被誰、由誰形塑、包裝出的 職業，但從生產的角度看來，媒體在其中佔據主導性的地位。媒體為連結迷群 與偶像的中介，是製造出偶像或可說是促成偶像存在的工具（Dyer, 1979／嚴敏 譯，2010，頁 2）。偶像是被媒介化的現象，是一種形象化的存在。 現的親近性與偶像的專業性（Darling-Wolf, 2004），並藉由頻繁地使用社群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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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就是迷才是創造偶像的決定性力量（Dyer, 1979／嚴敏譯，2010，頁 26）。且比起以才華為核心的歌手或演員，偶像的經營邏輯更加商業化，與迷（消費 接互動創造的社會關係改以擬社會互動（para social interaction）的方式，如觀 看偶像來滿足（Giles, 2000; Rojek, 2001；轉引自，Turner, 2004, p. 93）。我們對 偶像投入大量的關注，彌補親密關係的缺失，讓偶像縫補我們與社會的關係。
事實上，偶像體系是一個製造過程。Richard Dyer（1979／嚴敏譯，2010，
頁19）在其對好萊塢電影工業製程的分析中指出，明星是製片廠的資本，代表 投資的保證收益，必須在電影製作上作為主要支出來悉心處理，並用以組織市 場。日本與韓國的演藝圈競爭激烈，偶像採取練習生制度，年幼時便由經紀公 司安排課程、長期培訓，投注的時間與金錢成本眾，為高風險但一舉成名也能 帶來高收益的產業。南韓大型娛樂公司SM娛樂的創辦人李秀滿於朝鮮日報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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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損及經紀公司與廣告產品的利益（Galbraith & Karlin, 2012）。除了需具備 大眾接受的良好特質外，偶像無論出自其本身個性或是公司「設定」，皆被標 商品，商品所承載的形象也會回過頭強化甚或是再塑偶像的形象（Galbraith &
Karlin, 2012）。偶像形象藉此符號化，納入當代資本主義為基礎、物質文化當 頭的消費社會中。符徵（signifier）的自主性，使符號得以脫離偶像自身，用以
2012，頁130）。
如 此 企 業 化 經 營 、 為 商 業 利 益 產 製 下 的 偶 像 ， 顯 示 了 偶 像 的 虛 假 性
（phoniness）和被塑造性（constructed-ness）（Turner, 2004, p. 7）。似乎如同 Adorno（1947／林宏濤譯，2008，頁196）對文化工業的批判：生產者為追求利 潤最大化，依大眾口味推出標準化的產品，以此穩定消費者（即迷群）的品味，
並於標準化的框架下，僅作些微的更動，持續提供相似的系列產品，消費者在 其中僅能被動地接收，進而促成虛假的個體性（pseudo-individuation）。偶像無
23 李志勛（2011 年 10 月 19 日）。〈解析 SM 總裁李秀滿的文化產業秘訣〉，《朝鮮日 報》。取自 http://finance.sina.com/bg/economy/chosun/20111019/01453804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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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何推陳出新，都為文化工業下瞄準特定閱聽人市場，以標準化生產的商品，
套用相同的公式與配方，具一定的相似性。
偶像初為滿足虛假個人主義的商品，但現代偶像的產製過程已不止如此。
偶像本身的匱乏性，一方面使其陷入時時會被替代的危機性中；另一方面則招 喚了迷群進入造星的過程中，參與偶像的成長，並從中獲得替代性地滿足
（Galbraith, 2012）。再者，偶像純真、缺乏經驗的表現，反而使他們變得更加
「真實」，進一步成為迷群支持的動力。先不論將迷群納入生產的過程，是否 為生產者降低風險並擴大利益的計謀。若細看迷群在此過程中的表現，可以發 現迷並非如Adorno所形容之如此被動，偶像也並非毫無內在意義的人類虛構事 件。追根究底，偶像出現的原因，無關乎其是否有才華，也不是為了商品宣傳，
而是回應人們內心的渴望（Morin, p.117／鄭淑玲譯，2012）。
偶像作為在媒體文本中建構的人物，其美好的形象被不斷以符號化的方式 再製，藉由意象操弄來召喚慾望，並進入日常生活的體系。真實與想像變得模 糊，偶像便成為人們心中理想與慾望的擬仿，對於迷群來說，「偶像作為慾望 客體，是一種幻想或理想的結構，一種如同「鏡子」般的存在，與深層的情感 共鳴或情感意義相關」（Galbraith & Karlin, 2012, p. 2），如同迪士尼世界作為 樂園的擬仿，皆為擬像下的超真實（Baudrillard, 1981／洪凌譯，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