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讓孔子走入新世界
第一節 傳統天下觀與「地球」概念的遭逢
廖 平將書齋以此命名，說明為學的興趣目標已經擴大到整個海內外，而在讓孔 子走入世界的同時，他首先要從新地理的概念說明孔子早已知道「地球」的 存在。廖平在經學三變以後，無論是講《詩經》、《尚書》、《周禮》、兩戴《禮 記》以及《春秋》，都要強調它們有與世界大疆域聯繫的微言，尤其特別重 視發揚齊學的《齊詩》以及《公羊》，最主要的原因都是齊學有「大一統」
的理念，正好可以援引為論述世界大一統的資源。廖平汲汲的要用經學來結 合「地球」，欲將兩者打成一片，這也涉及中國本有的天下觀與近代新地理 學遭逢下，作為一個傳統知識分子、文化人在接納吸收新知的過程中，在新、
舊觀念碰撞下，如何的調適、取捨以及用什麼方式表達自己的焦慮及所堅持 的價值觀之心路歷程。以下則從地球概念對傳統天下觀的衝擊，以及廖平的 回應說起。
9 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頁95，98。
10 廖幼平編，《廖季平年譜》，頁64。
11 例如袁祖志著有《談瀛錄》一書，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上海：上海著 易堂排印本，1877－1897年），第60冊。又例如道光年間曾遠航歐洲的謝清高，有口述《海 錄》一書，在《光緒嘉應州志》卷29中記載謝清高的同族謝雲龍曾說過，此書與以往談海 外書籍的臆說奇談相比不同：「海客談瀛洲，論者以為烟濤微茫，大都學士文人逞其臆說 奇談以欺世，未可援為實據。」王韜亦著有《瀛壖雜志》（台北：廣文書局，1969年）。
總之，當時常以海外為「瀛」，或以「談瀛」指稱論說海外，或用為記載海外事物之書名，
這類的例子相當多。
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地理學對於中國起著某種重要意義的先行學科作 用，明清之際與晚清時期西方世界地理知識的引進，曾不同程度的搖動傳統 的天下意識；知識分子從認為中國處於「大地之中」，以「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天經地義，到體認大地為球體，無所謂中，
無所謂邊緣，中國僅僅是諸多並列的國家之一，這種對天下大地實為「球」
體的認識，造成了震撼。事實上，中國是否在大地的中央，雖看似是個地理 知識，卻深刻反映了價值意識的問題，12它產生於先秦以來中國的地域環境 與文化形成。夏、商、周三個部族活動的地區，主要是黃河中下游一帶，這 裡適合農業生產，生活穩定，創造了較其它地區相對來說要高得多的農業文 明。而周圍地區，無論是東部浩淼無際的海洋，西部茫茫無垠的戈壁，還是 南部煙瘴瀰漫的沼澤，北部氣候變化無常的草原，其自然條件都無法和中原 地區相比。因此當時的文化交流，更多的是由中原向周邊的單向輻射。13
12 李揚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國的世界觀念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2月），頁361。鄒小站，〈華夷天下的崩潰與中國近代思想的變遷〉，收入鄭大華、鄒 小站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頁276-296。
13 郭廷以，《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四 卷，頁2371。
殷 商時期，古人已從方位觀念來認知他們的世界，其基本結構是中央與四方，
兩周時期，這個基本空間的認知概念逐步深化。先秦文獻中，「諸夏」、「諸 華」、「華」、「夏」、「中國」往往異名同指，而「諸夏」是最普遍的說法，到 了秦漢帝國之後，「中國」取代「諸夏」成為最常使用的措辭。華夏和四夷 的界線不是以血統劃分，而是以文化為分別，所謂的文化，具體地說只是生 活習慣與政治型態的不同。「中國」的意義又不止於空間上的中心，同時也 被認為是文化的中心，中土之外，四方的人群分別被稱為東方的「夷」，西 方的「戎」，南方的「蠻」，北方的「狄」，統稱為「四夷」，而「天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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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和阿拉伯商人的中介，與歐洲有廣泛的貿易往來。宋代因羅盤的發明，海
19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頁40-54。
葛兆光，《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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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前後大約三十多年的時間裡，西方地理學才再次東傳，在晚清始造成了更 全面的「天崩地裂」，究其原因，除了清初「禮儀之爭」所導致的禁教閉關 外，20還包括明末與晚清西學傳播的質量不同，以及與這兩個時期中國人的 心理感觸迥然相異有關。晚清的西方地理學在傳播渠道上，範圍比明末清初 更廣，內容也更豐富，不過單純的知識不足以撼動乃至解體中國人心中的天 下意識。因為要真正接受新的世界圖式，首先必須承認「天下」有另一種或 多種絕不亞於中國的文明獨立存在，明末清初的中國形成不了這樣的氛圍，
但是鴉片戰後，西方的槍炮與西學東漸，使知識分子重新「回憶」起地圓說、
五大洲說早已傳入中國，這也具有一種重新省思中國在世界定位的「自覺」，
為新世界圖像觀念的逐步形成開啟了門窗。21
雖然作為中西溝通先行學科的新地理學在鴉片戰爭前後三十年間已經 開始傳播，清廷在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後，也設立半現代式的外交部－總理 衙門，代表了不得不承認「天下萬國」共存之局，但是相較之下，廣大士大 夫階層的世界知識似乎遠遠的落後。例如康有為自言直到1874年才「始見《 灜 環志略》、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22梁啟超則於1890年從京師「下 第歸，道上海，從坊間購得《灜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 」。23
年12月），頁440-448，487-498。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
收入鍾彩鈞、楊晉龍主編，《明清文學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2004年12月），頁366-367。
20 王家儉，《清史研究論藪》（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7月），頁277-278。
21 關於明清之際已有新地理學的傳入，卻無法成氣候的內、外在原因，亦可參見楊勝榮，〈明 末至晚清世界地圖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思想戰線》，第28卷，2002年第6期，頁126-129。
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西方地理學》，頁9，84。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
頁1-2，158-171。葛兆光，《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頁576。
22 康有為，《康南海自訂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頁7，14。
23 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 16。
至於 兩人的世界知識都巧合同受徐繼畬的《灜環志略》啟蒙，主要是當時有關世
界地理在坊間流傳的書籍只有少數幾種，最著名的就是《海國圖志》與《灜 環志略》，一如梁啟超在後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的：「此兩書 在今日誠為芻狗，然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24整體 來說，晚清知識分子可說是在甲午戰後敗於東方「倭國」的危機感中，推動 了世界觀的革命。25到了清廷廢科舉、改試策論後，由於對新式知識的接引，
使當時的士子對於世界有了更清晰的認知，梁啟超亦曾描述當時的情形：「八 股既廢，數月以來，天下移風，數千萬之士，皆不得不捨其兔園冊子帖括講 章，而爭講萬國之故及各種新學，爭閱地圖，爭講譯出之西書。」26
鄒衍……其語閎大不經。……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 在這種 傳統天下觀與地圓、世界、五大洲概念的遭逢、衝擊下，廖平的回應如何，
可從他對鄒衍「大九州」說的重新闡釋與對魏源《海國圖志》等書的觀感說 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