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的移植與傳播
第一節 儒學／書院教育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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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必須要說明的是，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內容相當豐富，生成面向也並 不單一，很難用短短一個章節完整呈現臺灣古典詩的整體生成背景。因此本章所 觀察的詩歌移植／傳播過程，以及這個移植／傳播過程所造成的影響──典律形 塑的可能，僅是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生成的其中一個面向，並不表示所有的清代臺 灣古典詩歌均是在此面向下生成，關於這一點，是要特別強調的。
第一節 儒學／書院教育的推動
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正式收編於清帝國的版圖中，當時來臺的仕宦 者早已認知到，要真正馴化這個海外孤島，灌輸倫常觀念，唯有倚靠「教育」一 途。正如首任臺廈兵備道周昌（？-？）在〈詳請開科考試文〉所指出：「臺灣既 入版圖，若不講詩書、明禮義，何以正人心而善風俗也？」63這樣的觀點，不僅 是宦臺者的普遍認知，最後也獲得帝王的認同，於是學校／書院教育的推動，就 此展開。以下，將分從官方的儒學教育，與私人的書院教育兩路徑，探討清代臺 灣文化知識是如何移植與傳播？以及這個移植與傳播為古典詩歌開展出何種面 貌。
一、清代臺灣儒學教育的影響
儒學，有兩種意涵：一指儒家思想。以孔孟思想為中心的儒家學說，自漢武 帝接納董仲舒之說獨尊儒術後，儒學，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二指各地府廳縣的 最高教育機構。此教育機構所教授的，基本上亦不脫儒家的聖賢之道。臺灣儒學 肇始於明鄭時期，周昌的〈詳請開科考試文〉已提及：「本道自履任後，竊見偽 進生員猶勤藜火，俊秀子弟亦樂絃誦；士為四民之首，正可藉此以化頑梗之風，
而成雍熙之治。」64可見明鄭時期已有初具規模的文教建設。陳昭瑛在觀察明鄭 時期儒學的發展脈絡時，曾指出鄭成功本人及南明諸儒均對臺灣儒學產生影響，
然而明鄭時期儒學以經學、經世之學為主；到了清領時期，隨著康熙對朱子學的 重視，理學開始有復興的跡象，成為臺灣儒學的重要核心。65清領二百一十二年 間，臺灣先後設置十三所儒學，如下：
63 （清）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 396。
64 （清）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臺灣府志》，頁 396。
65 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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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名稱 府縣設置年代 儒學設置年代 附註
臺灣府儒學 康熙二十三年 康熙二十五年 光緒十三年改稱臺南府學 臺灣縣儒學 康熙二十三年 康熙二十五年 光緒十三年改稱安平縣學，
澎湖廳附 鳳山縣儒學 康熙二十三年 康熙二十五年 恆春縣附
諸羅縣儒學 康熙二十三年 康熙二十五年 乾隆五十二年改稱嘉義縣學 彰化縣儒學 雍正元年 雍正三年 埔里社廳附
淡水廳儒學 雍正元年 嘉慶二十二年 光緒五年改稱新竹縣學 噶瑪蘭廳儒
學
嘉慶十七年 同治十一年 光緒四年改稱宜蘭縣學
臺北府儒學 光緒四年 光緒五年 此依《安平縣雜記》記載：「光 緒八年，添設臺北府學。」
淡水縣儒學 光緒五年 光緒五年 附於學海書院內，基隆廳附 臺灣府儒學 光緒十五年 光緒十五年 未建學校，似未有學官 臺灣縣儒學 光緒十五年 光緒十五年 未建學校，似未有學官 苗栗縣儒學 光緒十五年 光緒十六年 未建學校，但有學官 雲林縣儒學 光緒十五年 光緒十六年 未建學校，但有學官
（表格內容引自廖堂智〈清代臺灣書院文化場域研究〉66）
從臺灣儒學的設置過程，可以看到清初朝廷儘管認同對臺教育的重要性，但 在實際設置儒學教上並不顯得特別積極，反倒是在臺地方官員較為重視。67對此 情況，下面連橫（1878-1936）的這段敘述或可補充說明：
清人得臺之後，康熙二十二年，知府蔣毓英始設社學二所於東安坊，以教 童蒙，亦曰義塾。其後各縣增設。二十三年，新建臺、鳳兩縣儒學。翌年，
66 廖堂智，〈清代臺灣書院文化場域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頁50。
67 廖堂智從臺灣儒學的設置過程中，看到清初朝廷在教育問題上並不顯得特別積極，反倒是在 台地方官員較為重視，於是書院逐步出現，以補儒學之不足。總觀清領時期，臺灣儒學名義上 雖有十三所，但真正具有教育功能的儒學幾近半數而已，其餘多是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功效，
可見臺灣儒學教育的匱乏。廖堂智，〈清代臺灣書院文化場域研究〉，頁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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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道周昌、知府蔣毓英就文廟故址，擴而大之，旁置府學。由省派駐教授 一員，以理學務。而縣學置教諭，隸於學政。其後各增訓導一員。然學宮 虛設，義塾空名，四民之子，凡年七、八歲皆入書房，蒙師坐而教之。68
從「學宮虛設，義塾空名，四民之子，凡年七、八歲皆入書房」的描述，能 看見臺灣儒學教育匱乏的一面。書房的出現，與書院一樣，都是為補儒學之不足，
儘管如此，儒學教育仍是「從中國到臺灣」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思想移植，並對 臺灣文人的人格、知識養成有極大的影響。究竟臺灣儒學教育的具體內容是什 麼？關於這點，應先從臺灣儒學最重要的來源──朱子學談起。
由於康熙皇帝尊崇朱子（1130-1200），認為朱子的學說繼承了儒家道統，自 謂：「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69此後，朱子學大興，普及全 國。不過，臺灣儒學以朱子學為核心還有另一個因素，亦即朱子一生大部分的時 間都在福建講學，故其學派又稱閩學。就地理位置與行政體系而言，臺灣與福建 僅有一衣帶水之隔，且在光緒十一年（1885）臺灣建省之前，臺灣一直隸屬福建 管轄，以臺、閩如此親近的地緣、歷史、政治關係，臺灣的文教發展自然與朱子 學息息相關。
朱子提出「道問學」的命題，強調「格物致知，即物窮理」，認為要「尊德 性」應先從讀書博學入手。70從清代臺灣的教育碑文來看，朱子人格道德的修養 與厚積博學的工夫論，對臺灣文人影響最深。71先就人格道德的修養來看，以陳 璸（1656-1718）作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臺邑明倫堂碑記〉為例：
予謂五經與五倫相表裏者也。倫于何明？君臣之宜直、宜諷、宜進、宜止，
不宜自辱也；父子之宜養、宜愉、宜幾諫，不宜責善也；兄弟之宜怡、宜 恭，不宜相猶也；夫婦之宜雍、宜肅，不宜交謫也；朋友之宜切、宜偲，
不宜以數而取疏也。明此者，其必由經學乎？潔淨精微取諸《易》，疏通
68 連橫，《臺灣通史》（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4），頁 309。
69 （清）聖祖御製，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4 集 21 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第12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886），頁 129-535。
70 關於朱子的認識論與修養工夫，請參閱林啟彥，《中國學術思想史》（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 司，2004），頁 208-210。
71 陳昭瑛曾指出：「清代臺灣各地凡有儒學、書院之建，幾乎都有碑記之作，一以紀盛，一為不 朽。」故本文探討臺灣儒學時，亦從教育碑文著手。此外，陳昭瑛也留意到臺灣儒學的發展脈 絡，實以朱子學最有益於儒學教化的推動。請參閱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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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遠取諸《書》，溫厚和平取諸《詩》，恭儉莊敬取諸《禮》，比事屬辭取 諸《春秋》。聖經賢傳，千條萬緒，皆所以啟鑰性靈，開橐原本，為綱紀 人倫之具，而絃誦其小也。願諸生執經請業，登斯堂顧名思義，期于忠君、
孝親、信友、夫義婦聽、兄友弟恭，為端人，為正士，毋或徒習文藝，恣 雎佻達，以致敗名喪檢，為斯堂羞；庶幾不負予所以首先建立斯堂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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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教育碑記》的內容來看，凡文廟、書院落成或重建，以及文昌閣的 創建或祭祀，都有碑文記載，使傳之永久。明倫堂是孔廟的大殿名稱，而陳璸是 朱子學的信徒，73此篇〈臺邑明倫堂碑記〉是清代臺灣第一篇教育碑文。陳璸藉 明倫堂的創建，強調「五經與五倫相表裏者也」，並逐次說明三綱五常的行為規 範，用正名來定權分，使人各盡其職，建立儒學體系的政治秩序。陳璸教育臺灣 文人的用心，尚不止於五常倫理的諄諄善誘，選臺灣文人之佳作，刊刻試牘出版 問世，以獎勵、提攜士子，亦是陳璸在臺推動教育的重要創舉，此舉後來亦為宦 臺者沿用，對臺灣文人詩歌知識的養成，影響深遠。
基本上，倫理綱常的提倡與道德品格的要求，正是儒學最基本的精神，這在 教育碑文中屢屢可見，如鳳山縣儒學教諭施士嶽作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重 建鳳山縣廟學碑記〉：「文廟告成，士皆歡感，從此子益知孝、臣益知忠，工文章 者顯當世，立事業者昭後代，莫不由文教中來。」74將重建文廟一事，視為「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倫理規範的重整；乾隆三十二年（1767）澎湖廳通判胡 建偉〈文石書院落成記〉：「澎之人士，從此居業得所，游息有方，而無言龐事雜 之累。春夏詩書，秋冬禮樂，以砥礪其心性，潤澤其文章。處則為有道之士，出 則為有用之儒。」75直接點出詩書禮樂能培育出「有道之士」及「有用之儒」。 此外，臺灣書院學規的規範，也能看見儒學教育的基本精神。關於臺灣書院 的學規，自朱子在白鹿洞書院立下〈白鹿洞書院揭示〉作為書院學規後，白鹿洞 學規不僅為許多書院遵守，更成為諸多書院的參考規範。以臺灣和福建如此密切 的關係，自然也不例外。在清代臺灣書院的規訓中，乾隆元年（1736）上諭：「酌
7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教育碑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 1。
73 關於陳璸在臺灣對朱子學說的發揚，請參閱陳昭瑛，〈清代臺灣教育碑文中的朱子學〉，《臺灣
73 關於陳璸在臺灣對朱子學說的發揚，請參閱陳昭瑛，〈清代臺灣教育碑文中的朱子學〉，《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