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藝文志的修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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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舉業乃「敲門甎」，故施士洁不得不對此加以申辯。而有意思的是，這段話與 覺羅四明的〈堪定海東書院學規〉「習舉業」一則的內容十分相近，顯見兩人立 場相同。然而，儘管試帖詩在一定程度上侷限了臺灣文人的視域，但因試帖詩在 詮題、押韻、用典、內容上均有嚴格規範，一如施士洁所謂「要惟斂才就範，不 失對敭之體也。」故也利於初學，間接促進詩學的發達，⁹⁹同光年間臺灣文人能 詩者大增，詩鐘／擊缽吟盛行，乃至日治時期達到詩歌寫作的高峰期，此間緣故，

不能說與書院、書房重視試帖習作無關。

經由前述，可以瞭解臺灣學校及書院教育，因以「舉業」為終極目標，故所 有的閱讀與書寫都落實在制藝試帖之上。於是，當臺灣文人致力於功名的同時，

漢文化的移植，與詩歌知識的生產／傳播，也在學校／書院的文化場域中得到完 成，儘管臺灣文人在取得功名後，往往選擇棄官回臺任教於書院，但雅正美學的 文學觀，早已深植臺灣文人心中。

第二節 方志藝文志的修纂

臺灣方志的編纂，是清帝國眾多文化措施之一，也是仕宦者藉以展現政績的 書寫載體。關於臺灣方志之生成所牽涉到的政治性與社會性，前行研究者已多有 論述。¹⁰⁰在此所欲針對的是，方志藝文志中所收錄的詩歌，究竟要達到何種標準 才得以被收入？是題材內容？還是詩人身分？抑或是詩歌美學？而這些被篩選 過得以安置在方志中的詩歌，是否形塑了集體的文學價值觀，主導臺灣文人的創 作傾向與書寫實踐？隨著方志書籍在臺流通，藝文志中的詩歌也隨之傳播散佈，

並進入臺灣文人的知識系統中，因此，梳理其間的篩選標準與傳播過程，實有助 於理解清代臺灣古典詩歌是如何生成。

99 張伯偉在〈論唐代的規範詩學〉中，針對唐代詩賦詩格著作的大量出現，歸納其兩大興盛原 因：一、便於應舉。二、利於初學。請參閱張伯偉，〈論唐代的規範詩學〉，《中國社會科學》第 4 期（2006.8），頁 167-177。又，吳宏一也指出清代盛行注詩、選詩的風氣，與關係生員功名出 處的試律詩有一定程度的關聯，如此自然促進詩學的發達。請參閱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頁 13-16。上述雖是指科舉在中國的情形，但若置於臺灣，想必亦 然。

100 關於臺灣方志的研究，請參閱陳捷先，《清代臺灣方志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張鈺翎，〈清代臺灣方志中藝文志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4）；

許博凱，〈帝國文化邏輯的展演──清代臺灣方志之空間書寫與地理政治〉，（新竹：清華大學台 文所碩士論文，2007）。高志彬，〈清修臺灣方志藝文志述評〉；施懿琳，〈從《臺灣府志》〈藝文 志〉看清領時期臺灣散文正典的生成〉，二文均收入許俊雅，《講座FORMOSA：臺灣古典文學 評論合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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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志藝文志的選錄標準

臺灣方志的纂修既為清帝國移植漢文化的重要工程，那麼藝文志臻錄詩文的 標準何在？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或許應先瞭解方志藝文志是如何蒐集詩歌？基 本上，臺灣方志無法僅憑一人之力完成，往往是由多人合作寫成，而這些共同修 志的文人，既有宦遊文人，也有臺灣本土文人。以高拱乾（？-？）《臺灣府志》

（以下簡稱高《志》）為例，¹⁰¹在「修志姓氏」中所公布的名單，有宦遊文人九 人校訂、臺灣文人十五人分訂，統由高拱乾纂輯。既是多人合作，可以想見詩歌 作品的蒐集也有賴眾人之力。然而，蒐集詩歌固然仰賴眾人的努力，但作品能否 真正獲選進入方志藝文志，仍然取決於主纂者。是以從方志藝文志的序言、凡例，

往往能一窺主纂者的選錄準則。從高《志》〈藝文志〉卷首的序言來看：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六經子史之外，凡施諸政事、見諸諷詠，

足以垂世勵俗，皆所當尚。是以誌集藝文，其中王言如綍，崇文德而振武 功，蔑以加矣；至若章疏、移會、銘傳、詩篇，有關世教，例得採取。然 裴行儉有言：「士先器識後文藝」；文雖工，非品不傳，猶視其人何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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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乾選錄的條件在於「足以垂世勵俗」、「有關世教」，其以政教為標準的 立場，與主張推動學校／書院教育來端正人心的宦臺者用意相同。而類似的說 法，在臺灣其他方志也可以看到，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王禮（？-？）主纂

《臺灣縣志‧藝文志》序言：

日星河嶽，粲列於上下者，天地之文也；六經諸子，昭垂於古今者，聖賢 之文也。至於風雲月露，無關於治理、無益於民生者，則略而弗道焉。臺 灣建邦雖歷三紀，然詩人墨客寥寥罕聞。若夫綸章下賁，海國增光，老臣 上疏，閩天保障，以及宦遊撰著與學士家題詠，凡有益於治理民生者，亦

101 清代臺灣的第一本方志應為蔣毓英《臺灣府志》，但當時並未刊行。而高拱乾於康熙三十四 年（1695）修纂的《臺灣府志》，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行，因此在早期被視為是清代臺灣 第一本方志。高《志》出版問世後，奠定臺灣方志的基礎，影響深遠，亦受到之後臺灣方志編 纂者的推崇，如范咸在《重修臺灣府志‧凡例》便讚揚高《志》：「序列有體」。請參閱陳捷先，

《清代臺灣方志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頁 36-47。

102 （清）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臺灣府志》，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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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錄入，以備采風者擇焉。¹⁰³

從上述引文，能看到王禮的收錄標準，除天文地理、聖賢經典外，有益治理 民生，以備采風者，均在收錄範疇裡。從中，不難發現政教風土為重要準則。另 一可與此相印證的，還有《臺灣縣志‧凡例》：

雜文、詩、賦必於風土有相關涉、文足傳世者，始為採入；非是，雖有鴻 儒著述，不登焉。若夫吟詠新篇，選其尤者，以附於後；勿謂掞藻摛華，

海外遂無文字也。¹⁰⁴

王禮在此〈凡例〉中清楚說明，只要與風土無涉，哪怕是「鴻儒著述」也不 採入。再看乾隆十二年（1747）范咸（？-？）、六十七（？-？）主纂《重修臺 灣府志‧凡例》（以下簡稱范《志》）：

「藝文」內舊志將〈鄭氏歸降表〉採入，尤為不倫；若前明寧靖王術桂係 監國魯王所封，傳中屢以「王」稱之，亦非體矣。又「奏疏」首尾體例全 載，此為冊檔之式，非是紀乘之文；況題目已經列明，更為屋上架屋。凡 以上，概為刪改。至蕩平鄭氏，施靖海之功為烈；其後辛丑恢復，則藍總 戎之功不讓於施。今二家紀載之書，一則有「靖海紀」、一則有「東征記」， 雖不必皆成於己手，然其功足傳，則其文亦多可錄。志中祗遴其半，已各 得一卷。他如沈文開不忘羈旅之思、孫湘南獨擅叢笑之什，是以採擇尤多；

蓋是志於「藝文」之去取尤嚴也。餘若詠物、詠景之作，則彙錄入本條下，

以見寫生屬情之妙。其不關此者，則統載「藝文」詩中云。¹⁰⁵

范咸刪去舊志不倫、不合體例的篇章，大量收入施琅與藍鼎元的作品，其「政 教」取向更為明顯；至於沈光文（1612-1688）與孫元衡（？-？）的入選，除「風 土」外，還有「羈旅之思」的觸動。大體而言，范《志》雖有與舊志不同之處，

但強調政教風土的觀點，仍是一致的。

103 （清）王禮，《臺灣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頁 284。

104 （清）王禮，《臺灣縣志》，頁 35。

105 （清）范咸、六十七，《重修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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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概念三元組來界定空間概念。列斐伏爾的「空間實踐」指涉的是「對應於每個社會形構的 特殊地方和整體空間。……以其『物質結構』、『轉換過程』、『人類感知』和『例行化使用 活動』等不同意義指涉，交織起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以此來看，「空間實踐」有點接近布 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慣習」(habitus)概念。「空間再現」是指空間的呈現方式，包括空 間本身的樣貌與意義，以及我們呈現它的種種方式，例如文字、符號、影像……等。而「再現 空間」則指夢想、慾望、幻想、想像、象徵……。列斐伏爾的概念三元組，蘊含了許多種可能 的二元張力，其中也含括了權力與知識的相互辯證。此外，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1935-）認為關於空間性質的哲學問題，沒有哲學上的解答──解答在於人的實踐。亦即空間概 念應該藉由「人的實踐」才能瞭解。換言之，「什麼是空間？」這個問題，必須代之以「不同的 人類實踐，如何創造、使用不同的空間？」請參閱王志弘，〈多重的辯證：列斐伏爾空間生產概 念三元組演繹與引申〉，《地理學報》第55 期（2009），頁 1-24；黃應貴，〈導論：空間、力與社 會〉，收於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頁 1-37；

Harvey David，〈空間是個關鍵詞〉，收入 Harvey David 著，王志弘譯，《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

（臺北：群學，2008），頁 113-143；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臺北︰明文書局，1988）；王志弘編著，《空間與社會講義》（臺北：自印本）。

107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空間之生產》中早已指出：「社會空間是社會產物。」王志 弘，〈多重的辯證：列斐伏爾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演繹與引申〉，《地理學報》第55 期（2009），

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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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慣習」(habitus)概念有關。據此，在優越性或 支配性的秩序空間裡，實能看到權力與知識的相互辯證。¹⁰⁸從這樣的觀點出發，

則清代的臺灣八景與八景詩，以及由八景延伸出來的空間書寫，並不純粹是物質 性空間的客觀描述，這是「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也是「再 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既有書寫者個人情感、經驗、想像的反 映投射，還隱藏秩序美景的權力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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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八景詩有著政治與心靈的雙重意涵，故在高拱乾等人推行唱和後，「八 景」立刻成為宦遊文人書寫臺灣的熱門題材。¹¹³以高《志》來說，方志主纂者的

正因為八景詩有著政治與心靈的雙重意涵，故在高拱乾等人推行唱和後，「八 景」立刻成為宦遊文人書寫臺灣的熱門題材。¹¹³以高《志》來說，方志主纂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