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體用論
第三節 詩的象徵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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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亭」舉行詩鐘競技並編輯《詩畸》後,臺灣文人飲宴之際遂競相習之,甚至 施士洁在海東書院的「月課日」,也舉行詩鐘會。281施士洁對詩鐘/擊缽吟的經 驗,應也是當時臺灣文人看待詩鐘/擊缽吟的態度,藉由參與盛會,詩人的風雅 身分更加確立,詩的象徵資本也在其中展露無疑。而在這當中,從臺南的斐亭吟 社到臺北的牡丹吟社,能看到唐景崧、施士洁、丘逢甲(1864-1912)……等臺 灣文人與在臺官員的往來,不僅詩歌網絡就此形成,因詩鐘/擊缽吟所引發的詩 歌娛樂性也愈加強烈。到了1895 年乙未割臺後,儘管有大量的遺民文學展現臺 灣文人的國族意識,但在日人藉詩文籠絡地方士人之際,詩的社交功能在臺灣林 立的詩社中加倍突顯。最後,則如黃美娥在日治時期所觀察到文學現象:「詩歌 的『風流社交性』竟也隨著臺灣各地詩社林立而變本加厲……最終指向了娛樂 化、媚俗化,卒使臺灣漢詩在某一程度上,失去了更多文化抵抗的資本。」282因 此,從詩的社交功能,看清代臺灣古典詩的發展,以及日治時期漢詩的演變過程,
可以發現當文學社群的組成份子改變的同時,文學風潮也隨著新的詩歌網絡形成 而跟著轉變。不論是宦遊文人帶起的風土/八景熱潮,還是新竹兩大名園帶動的 園林文學,或是割臺前後均十分盛行的擊缽吟,都能看到向來被視為無關緊要的 酬酢社交,對臺灣古典詩的生成,也有值得重新思考的面向。
第三節 詩的象徵資本
關於知識與權力的糾葛,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曾從場域(field)
和慣習(habitus)等概念,來說明知識生產與權力運作的關係。283布赫迪厄在用
281 施士洁〈臺北唐維卿方伯幕中補和臺南淨翠園韻〉十二首之十:「消寒坐上小罏紅,滿院吟朋 集海東(作者註:海東書院課日,予每邀公作詩鐘會)。怒罵笑嬉無不可,騷壇公是滑稽雄。」
《全臺詩》12,頁 74。
282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漢詩與詩社活動的通俗化過程,請參閱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 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第三章〈實踐與轉化──
日治時代臺灣傳統詩社的現代性體驗〉;引文為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 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 期(2006.11),頁 15。
283 「場域」是一種權力關係的系統,而「慣習」指涉的是一套知覺、評價和行動的分類圖示構 成的系統,它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又可以置換,它來自社會制度,又寄居在身體中。這一套系統 寄居在施為者的身體之中,它會影響到施為者本身在場域中所採取的實踐傾向,幫助施為者對社 會世界進行解碼,進而賦予或理解社會意義。對布赫迪厄而言,這種社會實在的身體化就是主觀 性面向,至於客觀性的面向則是表現在場域對慣習的制約關係上,因此可以說「場域建構著慣 習」。請參閱Pierre Bourdieu、Loic Wacquant 著、李猛、李康譯,《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臺 北:麥田出版社,2008),頁 198-199;鄭祖邦,〈對布迪厄社會學知識進展的考察〉《社會理論 學報》6 卷 1 期(2003),頁 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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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概念來理解社會世界時,常用「遊戲」來作類比,隨著社會遊戲的變化,不 同種類資本(capital)之間的等級次序,也隨著場域的變化而有不同。歸根究柢,
一種資本的價值,取決於某種遊戲的存在,「一種資本總是在既定的具體場域中 靈驗有效,既是鬥爭的武器,又是爭奪的關鍵,使它的所有者能夠在所考察的場 域中對他人施加權力,運用影響,從而被視為實實在在的力量,而不是無關輕重 的東西。」284借此觀念,本節想探討的是,當詩歌被當成是一種「資本」(capital)
的同時,285使用它的所有者(臺灣詩人),因此得到什麼?「詩歌」與「詩人」
在清代臺灣有何種象徵?佔據了怎樣的社會/文化位置,並進行詩歌知識的生產 與再生產。要探索上述問題,或許還要觀察這群寫詩、評詩的臺灣文人是如何看 待自己累積的詩歌知識,如是,方能在「詩的本質」、「詩的功用」後,更深入看 到詩歌在清代臺灣究竟佔有何等位置。
一、忠君報國的基本態度
在臺灣文人的閒詠詩中,屢屢可見讀書報國的重要,從文人念茲在茲的君恩 無以回報,不難發現「讀書」一事,除求取功名外,還為了上報君恩。如鄭用錫
〈自嘆〉:「君恩屢逮邱園賁,未報涓埃嘆若何。」286對皇恩浩蕩卻無以回報感到 自愧。這樣的讀書態度,基本上與儒家以「詩教」為核心的文學觀息息相關,孔 子談詩,每與禮樂相輔相成,並透顯出「仁」的精神,展現中正和平的美善特質,
這樣的觀點與論詩態度,在經過學校/書院場域的潛移默化,與傳統文化的薰 陶,早已成為士子的一種慣習。因此,臺灣文人論及「讀書」,總不免與道德修 養,或報國報君相提並論:
自笑前身一蠹魚,白頭仍向酉山儲。千秋於我終烏有,萬卷如今付子虛。
祗此嗜痂留痼癖,忽將食蹠棄殘餘。儒生托業無衰老,豈為功名始讀書。
(鄭用錫〈讀書〉)287
為士尤欣首四民,勿教虛度等閒身。布衣溫暖休嫌朴,鐵硯操磨莫厭頻。
284 Pierre Bourdieu、Loic Wacquant 著、李猛、李康譯,《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頁 159-160。
285 布赫迪厄將資本細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不同資本之間可以結合、
轉換;而資本的累積,也決定其在場域中所佔有的位置。請參閱Patrice Bonnewitz 著、孫智綺譯,
《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 72-96。
286 《全臺詩》6,頁 55。
287 《全臺詩》6,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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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淡交人方耐久,心麤學業總難真。讀書明理非干錄,第一功名在五倫。
(林占梅〈題學堂西壁示子姪輩〉)288
直節攖鱗敢避難,上方請劍表心丹。氣衝星斗攄孤憤,令震雷霆戒百官。
獬豸立朝三尺肅,蛟龍出匣九天寒。片言已落安昌膽,輯檻宜邀主德寬。
(施瓊芳〈願賜上方劍〉)289
從第一首鄭用錫自嘲「蠹魚」,到「嗜痂成癖」,一位愛讀書的白頭詩人就此 浮現眼前。不過讀書目的為何?從「儒生托業無衰老,豈為功名始讀書」二句來 看,鄭用錫不為功名讀書,為的是儒生/君子任重道遠的精神。又,〈明志書院 勗諸生〉:「我豈知途慚老馬,諸生莫僅戀膏油。」290儘管沒有明白指出讀書的目 的,但鄭用錫在勸誡學生莫貪戀膏油錢的同時,已說明了讀書、課藝應是為了更 高一層的理想──功名與報國。當然,除了「學而優則仕」之外,道德人倫也至 為重要,是以第二首詩林占梅告示子姪「讀書明理非干錄,第一功名在五倫」, 勸勉之心與鄭用錫相同。第三首詩是施瓊芳所有詩作中,少有的激昂之作,充滿 了建功立業的熱忱。開頭即點出願賜上方劍之心,隨後表達整肅吏治、嚴戒百官 的抱負理想,最後,又回到了儒家的德治思想,強調為政以德的重要,至此,施 瓊芳的一片忠君報國之心已表露無遺。
布赫迪厄曾經解釋:「場域形塑著慣習,慣習成了某個場域。」291當「讀書」
與「明大義」、292「端士習」293成為臺灣文人理所當然的一種認知時,那麼學校/
書院場域的教育可說已經成功,當然,儒家傳統文化的薰陶也有推波助瀾之功。
在前文的論述中,可以知道「詩歌」的本質、作用,在相當程度上都與政教人倫 息息相關,是以當臺灣文人藉由讀書寫詩成就自己文人/詩人身分的同時,報國 報君、道德人倫,二者也在這個過程得到完成。一如鄭用鑑在〈感性雜詩〉所言:
「人生有至性,忠孝為本原。莫測天地德,難答君父恩。……男兒初識字,已種 憂患根。」294既然識字之初,已種下「憂患根」,那麼臺灣文人在畢生讀書、寫
288 《全臺詩》8,頁 152。
289 《全臺詩》5,頁 422。
290 《全臺詩》6,頁 90。
291 Pierre Bourdieu、Loic Wacquant 著、李猛、李康譯,《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頁 199。
292 (清)劉良璧,〈海東書院學規〉,收入(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490。
293 (清)覺羅四明,〈勘定海東書院學規〉,收入(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492。
294 《全臺詩》6,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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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過程中,「忠君觀」自然也如影隨形地深植人心了。然而,儘管臺灣文人屢 屢表示讀書的目的不在功名一事,但從上述詩歌不難看出,「功名」與「讀書」、
「報國」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劃上等號的,而這樣的認知,既是由場域所形塑出 來,亦可說是臺灣文人的慣習,體現了這樣的認知關係。更有意思的是,讀書為 報君恩的觀點,不僅是臺灣文人的自覺體認,它還是社會大眾對士子的期望。也 因如此,在此認知系統下,當詩歌作為一種牽涉到名望與認可的象徵資本時,擁 有它的臺灣文人又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呢?
根據臺灣文人的詩歌內容與生平經歷,可以清楚看到取得功名後的士子,往 往辭官回臺在書院任教。書院講學之於這群臺灣文人,不僅是文學知識與社會秩 序的再生產,也是知識分子以文化報國的一種表現。正因為報國報君的忠君觀根 深柢固,因此擁有功名的臺灣文人,在詩歌中屢見表彰節孝、忠君愛國、勸導停 止械鬥、勿奢華……等話語,一方面維繫傳統文化,一方面又啟蒙大眾。而觀察 這些臺灣文人的生平行誼,如施瓊芳、鄭用錫、鄭用鑑、林占梅、陳維英、陳肇 興……等人,往往是義不容辭地參與公眾之事,這也充分顯示臺灣文人憑藉自身 的文化資本,已擁有社會的認可並佔有一定的位置。
二、學富五車的詩人形象
前文已提及臺灣文人藉詩來抒情言志時,喜用苦吟與好讀書二事來建構詩人 的姿態,表述出「詩人」身分的特質,也成為一個詩人形象的集體表徵。從中,
不難看出清代臺灣的詩人,既富於讀書,也以苦吟、好讀書而自豪。那麼,臺灣
不難看出清代臺灣的詩人,既富於讀書,也以苦吟、好讀書而自豪。那麼,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