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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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52亦是研究臺灣古典文 學必讀的一部專著。該書縱貫探討明鄭到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發展，對古典 詩著墨尤多，儘管內容偏重日治時代，關於清代臺灣古典詩的部分較少，但其研 究觀點與論述手法，亦開啟清代臺灣古典文學的不同觀察面向。此外，2010 年 顧敏耀的博士論文〈臺灣古典文學系譜的多元考掘與脈絡重構〉，53借用傅柯
（Michel Foucault）考掘學與系譜學的觀點，以及德勒茲（Gilles Deuleze）的地 下莖（Rhizome）概念，對整體的臺灣古典文學作脈絡的重構，從清領時期陳肇 興所記述的戴潮春事件開始，到戰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逐一考掘，企圖開展不 同的研究觀點。
整體而言，目前關於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研究，儘管有許多論述從各種角度 切入，去呈顯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面貌，但多半仍集中在作家作品研究、區域性 研究、文學史研究、主題性研究。有鑑於此，在回顧清代臺灣古典詩的研究現況 後，發現前人的論述成果固然十分豐碩，但目前卻尚未有任何學術著作從「詩歌 知識如何生成」這個視角進行分析，是以藉由探究臺灣古典詩歌的知識論為何，
或許可以從一個新的研究方式，來瞭解臺灣古典詩歌的面貌。循此，本論文意欲 在前人奠定的研究基礎上，從一個較為宏觀的視野出發，參佐傅柯「系譜學」的 思維觀點，與布赫迪厄場域、慣習、資本等概念，藉由「詩歌知識如何生成」的 回溯觀察，重新思考如何建構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系譜，並藉此開展不同的研 究面向。
第四節 研究方法
從上述有關前人的研究成果中，不難看出運用中西文學理論，以跨領域、跨 學科的視角進行論述，是目前研究的趨勢，而這亦是本論文所欲採取的主要研究 方式。一如前述，本論文的初步構思，實受惠於傅柯與布赫迪厄針對知識論與知 識生產所提出的相關論述，不論是傅柯的考掘學或系譜學，還是布赫迪厄的場 域、慣習等概念，都已充分說明權力與知識之間的複雜關係，而這也將是筆者在
52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53 顧敏耀，〈臺灣古典文學系譜的多元考掘與脈絡重構〉（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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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人民 出版社，1987），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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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相信借用劉氏審慎思考過的《中國文學理論》架構安排，將能使所欲建構的 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以一種較清楚、明白的面目呈現出來。
劉若愚依據艾伯拉姆斯（M. H. Abrams）在《鏡與燈》(The Mirror and the Lamp) 一書中所設計的藝術作品的四要素──作品、藝術家、宇宙、觀眾，重新以不同 方式安排，使之可以應用於中國文學批評，其修改後的圖表如下：
在這個非常著名的圖表中，劉氏表示這四個要素之間的關係，是構成藝術過 程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宇宙影響作家，作家反映宇宙。由於這種反映，作 家創造作品，這是第二階段。當作品觸及讀者，它隨即影響讀者，這是第三階段。
在最後一個階段，讀者對宇宙反映，因他閱讀作品的經驗而改變。」59這四個階 段，既是所有藝術過程必經的階段，自然也會是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生成的必經階 段。然而，不同於劉氏區分形上理論、決定理論、表現理論、技巧理論、審美理
學與批評的學者，闡明中國的文學理論。三是藉由闡明中國文學的各種批評理論，進而可與西 方文學的批評概念、方法與標準作一綜合性的分析比較，避免以起源於西方文學的批評標準，
完全應用到中國文學上。然而，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立意固然良好，但劉氏將中國傳統 批評分成六種文學理論：形上論、決定論、表現論、技巧論、審美論、實用論，在區分上亦存 在問題。如此區分許是為了方便論述，但劉氏也自承：「這些理論並非必然互不兼容，而是經常 相互關聯的，因為不同的理論可能起於同一來源。」參閱（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 學理論》，頁2-6、、18-19。正因劉氏的《中國文學理論》對於建立中國文學理論體系有其貢獻，
但其缺失之處已有許多前輩學者指出，故筆者在借用劉氏的六種文學理論作為本論文的架構安 排時，並非完全按照其六種理論分項探討，而是另作安排運用，以體用論、創作論、審美論三 個面向，架構清代臺灣詩歌知識論的主軸。至於臺灣前輩學者評論劉氏《中國文學理論》的優 缺點，請參閱康來新、顏崑陽、蔡英俊、龔鵬程討論、陳益源紀錄，〈建立一個中國文學理論體 系──會評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國文天地》2 卷 4 期（1986.9），頁 20-24；黃慶萱，〈劉 若愚《中國文學本論》內容析議〉，《中國學術年刊》第19 期（1998.3），頁483-519；黃慶萱，〈劉 若愚《中國文學本論》架構方法析議〉，《國文學報》第27 期（1998.6），頁 271-306。
59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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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實用理論等，筆者依據所閱讀的詩歌及文獻資料，參用劉氏對各理論的分析，
不過將之運用到章節架構時，並非按部就班地順序排列資料，而是另作安排運 用，以求適用於既有文獻。故在此擬先探討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生成與典律的形 塑，作為時空背景的觀察，再從體用論、創作論、審美論三面向著手。
以下，是關於全文研究的實際進行步驟，以及會涉及的內容面向：
一、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的移植與傳播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生成背景，與清帝國的文教建設、宦遊詩歌入臺息息相 關，而這兩大背景因素，也導致詩歌典律的形成。以布赫迪厄對知識生產的論述 來看，當文化生產的場域形塑出慣習的同時，慣習也影響到每一個知識生產者的 認知系統與品味愛好，這也解釋了詩歌典律「為何」以及「如何」生成的原因。
臺灣古典詩歌典律的形成，首先來自於清帝國致力將漢文化移植至臺灣時，對「科 舉考試」與「政教風土」的重視。科考對臺灣古典詩歌的影響，發展出典雅美學 的特色；而方志藝文志篩選詩歌作品的標準，又與科舉考試帶來的文學傾向緊密 扣合，難免侷限臺灣文人的詩歌創作。學校／書院文化場域的潛移默化，與方志 藝文志的規範準則，早已構成一個極有秩序的詩歌知識體系，但臺灣古典詩歌系 譜的建構並非如此簡單，同時來臺的宦遊詩歌也在此知識版圖的形塑過程，發揮 極關鍵的影響，臺灣古典詩最突出的兩大主題──風土與八景，正是由宦遊文人 引導所致。由此，可以清楚看到臺灣詩歌知識系譜的形成，儘管有多種面向、多 種主題相互交錯、辯證，但從中卻明顯揭示了權力主導文學知識的跡象，而詩歌 典律也就在此權力／知識交錯縱橫的網絡中逐漸形塑。
二、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體用論
詩的本質是什麼？詩的作用又是什麼？「體用論」這個問題，事實上正是藝 術過程第一階段的核心，筆者將借用劉氏的形上理論、決定理論與表現理論，來 為詩歌體用論稍作分梳。60文學既是宇宙的顯示，那麼宇宙是什麼？在中國，宇
60 第一階段探討的是宇宙與作家的問題，包含劉若愚所提出的形上理論、決定理論與表現理論。
形上理論的要點，是在問「宇宙是什麼？」故置於第一階段並無問題。而決定理論則將宇宙視 為人類社會，不是普遍存在的道，如用中國文學批評裡的傳統說法來解釋，即文學反映政治社 會。所謂表現理論，簡單地說即文學是人類性情感受的表現，至於「性情」是什麼？隨著中國 對「性情」觀念的解釋，則有政治道德之情，與性靈真我之情。劉氏在文中反覆說明形上理論、
表現理論與決定理論的異同，認為形上理論、決定理論屬第一階段，而表現理論則轉到第二階 段——作家與文學作品之關係，但本論文在探究詩歌的本質、作用時，亦會牽涉到「詩寫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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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往往以「道」稱之，故作者如何瞭解「道」？「道」是什麼？便是一個回歸到 最原點的問題。而放在詩歌知識論的體系中，也很適合用來詢問：清代臺灣文人 眼中的「詩歌」，其本質究竟代表著什麼？有何作用？一直以來，中國對詩歌的 本質、功用有幾種理解：首先是儒家傳統的「詩言志」說，詩有「興、觀、群、
怨」的作用。到了六朝，陸機提出「詩緣情」，成為魏晉文人的共識。此後，「詩 言志」與「詩緣情」變成中國詩歌批評的兩大重點。及至明清，究竟詩是重在表 達「社會共我之情」，還是「個我之真性情」，議論分歧，格調與性靈的對峙，其 根本也是對詩歌的本質、作用認識不同。
那麼，回到清代臺灣文人的身上，從其論詩詩來看，可以很明顯的發現，他 們對詩歌的「情」是什麼，並沒有那麼壁壘分明，很多時候臺灣文人甚至會出現 矛盾或模稜兩可的話語，凡此在在證明他們對於詩的本質是什麼，看似採取一種 兼容並蓄的態度，但實際上還停留在模糊的階段，並非自覺地、有意識地去融合 兩種「情」。如再以 1895 年以後出現的多部詩話對照觀察，則日治時期的臺灣文 人已清楚知道兩種情的不同，且各自標榜，反覆論說。從清代、日治臺灣文人對 詩歌本質認識的不同，可以知道「清代」的詩歌體用論，對整個臺灣古典詩史而 言，是一個重要的起源階段，而混沌、模糊的詩歌認識，正是這個階段的重要特
那麼，回到清代臺灣文人的身上，從其論詩詩來看，可以很明顯的發現，他 們對詩歌的「情」是什麼，並沒有那麼壁壘分明，很多時候臺灣文人甚至會出現 矛盾或模稜兩可的話語，凡此在在證明他們對於詩的本質是什麼，看似採取一種 兼容並蓄的態度，但實際上還停留在模糊的階段，並非自覺地、有意識地去融合 兩種「情」。如再以 1895 年以後出現的多部詩話對照觀察，則日治時期的臺灣文 人已清楚知道兩種情的不同，且各自標榜，反覆論說。從清代、日治臺灣文人對 詩歌本質認識的不同，可以知道「清代」的詩歌體用論，對整個臺灣古典詩史而 言，是一個重要的起源階段，而混沌、模糊的詩歌認識，正是這個階段的重要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