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聖外王一貫之學

牟宗三在《心體與性體》一書中，曾提及有三義俱為外王一名所函攝，試 引氏著以引申比較熊氏的說法。牟氏談到：

第一層為政治，踐之者為政治家。第二層為事功，踐之者為百官眾有司以 及社會上之各行業。第三層為知識，踐之者（言實際去研究）為專家為學 者。從問題言，此三層中之問題俱屬外王之問題。從學言，此三層之內容 俱為外王學。⁶¹

牟氏以為客觀而外在地於政治社會方面以王道治平，是外王的基本義，其中包含 有政治的最高原則、如何能架構以及其實際成就表現。第二層次則是在最高原則 下各方面的制度展開。最後幫助以上兩點成就之知識研究與獲得，則是第三義。

相對於牟氏之理解，首先，熊十力不以王道治平為其理想。其理論如何能架構，

則有革命與過度之領導階段可談。此乃是政體國體之革命，是最終理想的差異。

但是，手段過程與革命事業，則是由於兩者所面對的時代問題已有轉變，無可比 較。第二，「經制事功」的說法上兩人相同，至於細部如何展開，具體詳目為何 並不清楚，但可知必然是歸屬於外王無誤。第三，牟氏所言專家學者之事，在熊 氏的思考中，是否可歸於外王學，這是需要討論的。人如何立命修身，與成為專 家學者之間，無定然。然專家學者在傳統學術中的目標，乃助成他人，或者說其 內在亦有一祝願他人皆能有立命修身的祈向，此亦即是熊氏自己所力行之事。雖 有獨愴然之感，依然不可抹去解惑去邪之功。從這個角度看，這一層次的實踐也 未必不可說為外王成物的向度。至於其他經世實用之學術，熊氏則未嚐有太多議 論。本若不立，何以言末。孔子言「君子不器」，莫非如是。牟氏對於傳統內聖 開出科學知識的看重，非本文的討論重點。引述其說，只為凸出熊十力外王學的 重要價值。熊氏外王學，結合其個人的特殊經驗與當時的時代需求來看，其理論 與理想，並不是憑空架起的。其中包含的真實的生命之大感懷，其生命不絕湧出 對整個宇宙人類的熱愛，相信人的可能性，相信人的主動性，相信實踐的力量，

以及信仰堅定的力量，這些種種都只有在其今日看似不可理喻的外王理想中方得

61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冊一(台北：正中書局，1990)，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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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見到。熊十力所成就的，是將當時中國人所面對的悲慘局面追索到底的深刻工 作，雖然淪為多人口中之愚昧之徒，仍是一往而直前。此孔子所謂「勇」，而必 與「狂」之概念相連涉。熊氏將時人呈現良心最大的限制給血淋淋的剖開，若非 勇者，與其內心堅定對世界的熱愛，又如何可能。

林安梧先生對於熊氏的苦心孤詣，曾有一段生動而中肯的剖析。林氏說到：

熊氏自謂「吾學貴在見體」，「見體」指的是「徹見真實的存在」，那真實 的存在是生生不息，翕闢開闔的宇宙本體，亦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真宰。熊 氏深切的體會到國族生命的危亡與自家生命的憂患是通極為一的，他認為 惟有在實存的探索與證驗中，將自家生命投入大宇長宙中，經由一番大死 大生的掙扎，才可能從生死的臨界克服心靈意識的危機，重新穩立中華民 族的精神指標及意義徵符。⁶²

在宇宙運化大流中，各個存有仍有保持其個別之特殊性，有無數相異的特殊情境 與複雜際遇，此種際遇仍是不可抵禦防患者。但是，熊氏所抱持的進步觀點，認 為必有先覺前識者，能帶領群眾共同集於正向之途。熊十力對於大同理想體制與 中國傳統思想的結合，將焦點放在能人志士之上，以凸出人生命心靈的巨大能量，

足以導引一民族的生存與走向。此種看法並非如尼采般的超人意志。前文說到熊 氏引「先天」來解釋其思想，其實是結合了宇宙的運化大流的普遍性與心靈主動 的特殊性二者為一，這是使得存有真正回歸到一元實體的體用不二規律中。或者，

將眼光集中在其面對的時代困境，熊氏其實就是在結合「國族生命的危亡」的普 遍遭遇，與「自家生命的憂患」個體自處。熊氏始終強調由人心的主動主宰能力，

積極的合作共存以成就更美好的正向社會。「外王學，是關於政治社會諸大問題 之探索與解決。」⁶³

62引自林安梧先生著〈代序〉，收入熊十力：《原儒》(台北：文海學術思想研究發展文教基金會，

1997)，頁 2。

63熊十力：《乾坤衍》(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6)，頁 134。

熊十力的外王理想，由於牽扯實際政治體制的變遷問題，是 其哲學理論中最富爭議性的部分。但是，若是能夠將熊氏的革命論述，放到其宇 宙人生論中一貫看待，便會發現，熊氏的天下為公理想世界，是可由宇宙本體變 動、以及現象宇宙的運作過程中找到內在的聯繫的線索。熊氏以為哲學本來的功 能與目的，就不能夠脫離社會政治的實用層面。除了安立自家生命，更要關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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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存亡。熊氏的外王學並不單純，不只是一靜態的功能與目的。熊氏的外王學 是具有強烈能動性的學問，他的理想，就是現象宇宙在未來可能呈現的一種樣態。

各個存有，都必然要在其生命所處的特殊境遇中發現自己的天命所存。革命的踐 形活動，就是熊氏的生命、與同處其時代中的人類，所共同感受到的時代、境遇 的呼喚與命令。在熊氏的政治理想中，乾道與坤道的動態展現，就是天下為公，

以及天地萬物與人人皆為一體。宇宙發展的內在規律與現實政治理想之間的連結，

建立乾坤兩者之間的關係。前者為主導者，後者為實踐者。天下為公，說明實踐 者身處核心地位，「公」本來就需要由群眾以及萬物一同完成。至於天地萬物與 人人為一體，則說明了生命心靈的主導發用，發展出天下萬物的共同發展方向。

結合「公」道德的實踐與存有萬物的共同發展方向，熊氏的外王學，其實是經由 一種「實存的探索與證驗」。熊氏找到一條可靠途徑，足以穩立動盪不安的生命，

以及搖搖欲墜的民族精神。這條可靠的途徑，不是將眼光限縮在漢族華人自身，

在心理糾結著自傲又自卑。相反的，熊氏告訴我們要將生命推擴出去，在廣袤的 宇宙世界之中找到個體存有的定位處。唯有將自家生命放在分殊的特殊性與整全 的普遍性之中理解，民族的精神命脈，才有綿延不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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