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作文教育的摸索
第一節 公學校作文教育的背景
本節首先探討公學校實施作文教育的背景，其背景主要來自兩個方向，首 先，作文是國語科教育的一部分，作文課的實施受到國語科的規定限制；其次，
日本本國自明治以後，也是在小學校國語科中實施作文教育，但隨著社會發展，
產生很多社會問題，因此也回過頭來影響國語教育、特別是其中的作文教育，有 名的「生活綴方運動」即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出現。而本國教師對作文教育的討 論，很快就透過各種雜誌、媒體傳播到臺灣，影響到臺灣的公學校教師，因此也 成為臺灣公學校作文教育的背景之一。本節首先介紹臺灣公學校國語科的相關規 定，其次大致介紹自明治以後到終戰前，日本本國作文教育大致的流變，作為了 解臺灣公學校作文教育的背景。
一、公學校國語科的相關規定
公學校的作文課原則上是屬於國語科的一部分，有時是獨立教科，有時附屬 於國語科中。公學校作文教學內容及方法的規範，規定於歷次公學校規則中。以 下先整理臺灣公學校規則有關作文的規定，以了解作文課在公學校教科中的位置。
1898 年（明治 31 年）第一次發布的《臺灣公學校規則》中，作文與國語、
讀書、習字各自為獨立的教科，關於作文的規定如下：
作文科教授假名的單語、短句及交雜漢字的文章，普通文、書簡文、公用 文及普通漢文尺牘。教授作文時，經常與國語及讀書相互配合，以達其目 的。注意思想、語言的表達，讓學生作可適應公私日常必須的文章，兼與
習字科聯絡。1
此時可以看到公學校的作文課除了學習日文的作文之外，也教授漢文的應用 文，可說是比較能夠符合當時社會需求的課程設計。
1904 年（明治 37 年）《臺灣公學校規則改正》時，就配合日本本國小學校同 時期的規定，將作文、讀書、習字都併入「國語科」，規定「國語科的目的在於 使學生學習普通的言語文章，正確了解他人思想，並能發表自己思想，兼以啟發 智德」，無論讀方（讀書）、綴方（作文）、書方（習字）、話方（說話）都是從簡 單的假名單語、短句、短文教起，逐漸到複雜的表達，日常須知的漢字、文章，
同時學習文法。此時國語科確立，傳統尺牘被分離為漢文科，可想而知對教師及 學生而言，作文課都將更感困難且與日常生活游離。2
到1912 年（大正元年），《臺灣公學校規則改正》明白提示國語科下的作文課 教授原則為「主要使用口語體，教授平易且處世必須之日用文」。3
1922 年（大正 11 年）新臺灣教育令發布後，重新公布《臺灣公立公學校規 則》，其中關於國語科的規定如下：
國語使知普通的語言、文章，養成正確發表思想的能力，兼啟發智德，特 別以資涵養國民精神為要旨。
國語科起初主要由說話課，教授近易口語，漸次教授讀書、書法、作文，
進而加上平易的文語。
高等科教授稍微進階程度之說話、讀書、作文、書法。
國語選擇平易可為模範者，其材料取諸修身、歷史、地理、理科、家事及 其他生活上必須事項，而富有趣味者。
教授國語時，必須使學生明瞭其意義，可以正確發音及語調，正確、流暢、
雅馴，且熟習其用法。
書法以實用為旨，使學生練習假名及漢字，漢字的書體分為楷書及行書兩 種；高等科加上草書。
1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頁 231。
2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63。
3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95-296。
作文主要用口語體，其行文以旨趣明瞭為要。
說話、讀書、作文、書法各有其重點，教授時間雖然分開，但特別注意彼 此間相互聯絡。4
此後，關於國語科及作文的相關規定沒有太大變化，一直到1941 年（昭和 16 年）國民學校令也在臺灣實施，臺灣總督府也因應發布《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 則》。國民學校令中，將修身、國語、國史、地理統合為「國民科」，因此國語科 變成「國民科國語」，而作文課就變成國民科國語底下之作文課。關於國民科國 語的教授內容及原則的規定如下：
國民科國語，使學生習得日常國語，培養其理會力及發表力，透過國民式 的思考感動，涵養國民精神。國語分別教授讀書、說話、作文、書法。
依兒童情況可從說話開始教授。
讀書要培養正確閱讀力，並留意語言練習，指導其正確書寫，以陶冶讀解 力及發表力。
讀書從兒童日常生活的語言開始，進而以日常語言為基礎的口語文，再進 而及於平易的文語文。從兒童生活的表現出發，展開國民生活的諸相，同 時，成為國語之規準，培養創造力；高等科可加入著名作品。
說話從兒童自由發表或近易口語的教授開始，漸次使其醇正，同時讓他們 練習聽力。
說話主要在讀書、作文課指導，以各教科、各活動出現的事項為話題，讓 學生練習，以便達到實際效果。但可視情況特設說話課的時間。
發音正確、留意抑掦，進而就文章教授初步適宜語法，使熟習醇正國語。
作文課以兒童生活為中心，就事物現象之看法、想法，進行適正指導，使 學生能夠有平明的表現，同時培養創造力。
書法課培養將文字寫得明確端正之能力。
其他教科及兒童日常生活中，都要留意使學生使用醇正國語，依兒童狀況
4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63-364。
不同，可以特別著力於國語之生活化。
使學生明白我國國語之特質，培養尊重愛護國語之念，養成力求其醇化之 力。5
由上可知，作文課自 1907 年（明治 40 年）公學校規則改正後，即與讀書、
說話、書法一起被統合在國語科中，這一點到國民學校規則也沒有改變。在國民 學校規則之前，作文課的要求都只有使用口語體；到了國民學校時代，明白規定
「作文課要以兒童生活為中心」，也要「培養創造力」。這些規定，與日本本國的
《國民學校令施行規則》的規定相同，應該是受到大正以後自由教育運動，及生 活綴方運動等作文教育運動的影響，因此以下簡單回顧一下日本本國自明治以後，
作文教育的主要發展特色。
二、日本內地作文教育的變化
臺灣有自己的教育雜誌作為教師交流的平台，從《臺灣教育會雜誌》／《臺 灣教育》上公學校教師對於作文教育的討論（詳第二節）可以知道，他們十分受 到日本本國同時期作文教育爭論的影響，因此，此處先大致整理日本本國作文教 育的發展。為了提供簡明的背景，以下以明治、大正、昭和為時期區分，雖然作 文教育的發展不一定完全與天皇換代一致，但大致上可以看到各時期作文教育主 要的特色。
（一）明治時代的作文教育（1897-1912）
1897 年（明治 30 年）以後，上田萬年提出的「作文教授法」對日本本國的 小學校作文教育產生重大影響。其中提出三個新觀點，第一，否定以往的教養方 法，認為應該將之轉換成「思想→言語→文字」，才更具意義；第二，認同「言 語」與「文體」的多樣性，透過聽別人的「言語」、讀別人的「文章」，得以認識 他人的存在；第三，對於言語要求一定的「標準」，認為應該依照此「標準」，配 合與兒童的「心理發展」相聯繫之學校教育，來思考學童的作文教育。持有「共 享言語」理念的上田，希望透過「作文教授」論，以達到言語的標準化。這個時 期的作文教育，主要是由教師指定題目給學生（當時稱為「課題主義」），強力地 指導學生文章的表達，由上對下的文章指導為主流。6
5 《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41 年 3 月 30 日，頁 2。
6 多和田真理子，〈上田万年における作文教育論と言語観の展開—『作文教授法』の分析を中心 に―〉，《教育方法學研究》28（2002 年），頁 83-94。
（二）大正時代的作文教育（1912-1926）
大正時代由於大正民主思潮及大正自由教育的影響，作文教育開始出現課題 主義與自由選題的對立，也就是開始反省過去直接給學生作文題目，指導他們的 文章，最後寫出來的作文幾乎都是固定的題目、固定的寫法，沒有生命、感情。
以東京高等師範附屬小學校訓導芦田惠之助的《綴り方教授》為其代表，他強烈 主張作文應該從兒童自己的生活經驗選定題目，儘量讓學生自由發揮，也就是所 謂的「隨意選題主義綴方（自由選題）」。7
差不多同一時期，廣島高等師範附屬小學校訓導友納友次郎在《綴方教授の 思潮と批判》中指出：
私は作業其ものの繁簡難易といふものを確実に吟味致しまして、尚其學 年の教科課程と云ふものを参案致しまして、其処に具案的のはっきりし た練習順序といふものを定めて、それに依って出来るだけ選材や発表形 式の中に個人の自由を認めたいと考へ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8
我確實深入考量作業本身的繁簡難易，且參考該學年的教科課程，並明確 而具體地制定其練習順序，並儘量在選材或發表形式中容許個人自由。
友納友次郎主張以「練習目的論（課題主義）」進行作文教育，其觀點與芦 田對立，形成「自由選題」對「課題主義」的論爭，雙方各有支持者。9
另一方面，除了題目的來源之外，作文的內容與寫法原則也出現新的變化。
1918 年，兒童文學作家鈴木三重吉出版《赤い鳥》，是刊登學童投稿的作文雜誌。
明治以來，「作文」僅被視為國語科中的內容，但透過投稿至「赤い鳥」的作文，
國語科以外的科目，也在作文書寫中被活用，這對於之後指導切入點的改變有很 大的意義。10
國語科以外的科目，也在作文書寫中被活用，這對於之後指導切入點的改變有很 大的意義。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