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二拍」以前的小說話本勸懲書寫
第一節 《六十家小說》、「三言」、「二拍」之命名與銷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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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二拍」的編創情形與勸懲書寫特色
〈古今小說序〉云：
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
凡四十種，畀為一刻。1
序文所謂「古今通俗小說」即宋、元、明刊刻之小說話本。從《六十家小說》、《熊 龍峰小說四種》的出現，揭示明代的小說話本不再是「說話人」的道具，而成為 受歡迎的通俗休閒讀本。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促成「三言」的出版，又進而推 動「二拍」的生產。這個生產過程中，編創者順應書商要求並迎合讀者期待，經 常出現模擬前作的現象。
不過，雖然明人所刊早期宋元小說話本和「三言」、「二拍」擁有相似的體制，
然細查之，不難發現這些文本在仿擬、承接的過程中，也各自生發出新的內涵，
表露出不同的情致。這樣的區別是漸進發展而成，因此「二拍」和宋元舊篇的不 同，顯然就大於「三言」與早期小說話本的差別。其中除了受到創作者本身才華 落差的影響，更主要的原因在創作群體已然由團體轉向個人，而新的一批創作者 又與過去有別。馮夢龍、凌濛初這類文人作者，無論是教育程度、審美情趣和價 值判斷等方面都與小說話本過去主要的創作群，如說話藝人、書會才人之流不同。
對於小說的態度也不僅僅將其當成滿足娛樂需求的產品。當這些不同反映在作品 上，便導致擬話本小說風格的變異。
而到了明代中晚期，小說已然成為文學商品，從《六十家小說》、「三言」和
「二拍」所採取的銷售策略，已可看出它們的不同。以下先由此論起。
第一節《六十家小說》 、 「三言」 、 「二拍」之命名與銷售策略
作為文化商品，通俗小說如何在眾多的產品中脫穎而出？首先必須倚賴「書 名」，一本書的名稱是否能夠引起讀者的好奇，進而願意購買，是作品暢銷的關
1 〔明〕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序〉，〔明〕馮夢龍：《古今小說》，收錄於《古本小說集成》編 委會：《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天許齋本影印），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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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因此小說的命名多半經過設計，在《六十家小說》、「三言」、「二拍」也是如 此，書名的擬定表達書商和作者對作品的想法。
（一）《六十家小說》和「三言」命名差異與小說勸誡意味的表露
宋元小說話本最初是以「說話」輔助道具的性質存在，而「說話」以口傳為 表演方式，因此話本的流傳多半為藝人私下以密本的形式傳播，一般大眾少有機 會接觸，更遑論以之作為休閒讀本。隨著時間流逝，到了明代《六十家小說》版 行之際，小說話本已然成為流行的休閒產品，其書名和出版形式適足以為證。《六 十家小說》原本係個別出版，分為《雨窗》、《長燈》、《隨航》、《欹枕》、《解閒》、
《醒夢》六書，題名已表達了這批產品是針對休閒娛樂的需求而出，專供讀者消 磨時間之用。每本書發行時僅收十卷故事，並拆成上、下兩本的形式出版，也即 是說每一本所收不過才五個故事，可以想見其式樣應屬輕巧、便於攜帶。如《隨 航》顯然就意指其可供航行旅途觀覽取樂。
此外，明人刊刻小說話本之所以輕薄短小，也和其隨刻隨出的特點有關。由 於市場熱絡，小說話本供不應求，書商取得本子後很快便刊刻發行，獲取利益。
今人所集結之《熊龍峰小說四種》共收錄〈張生彩鸞燈傳〉、〈蘇長公章臺柳傳〉、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説〉與〈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四篇話本，就被認為原本係單 篇獨自發行2，這種出版型態可以爭取出版時效，又不難想見其篇幅必然較《雨 窗》、《長燈》等書更少，也就同樣能夠符合便於攜帶的區求。而因應快速大量出 版銷售的情形，這些明人刊本多半有風格不統一、品質低劣的現象，較少修改更 動的痕跡。這種粗糙印刷的產品一來不易保存、售價大概也不會太高，二來其主 要訴求是娛樂需求的暫時性滿足，故被取代性很高，這些因素又促使書商蒐羅新 的小說話本，以投讀者所好。
「三言」的出版機會便是萌芽自這樣的出版環境。不過，「三言」中最早出 版的《喻世明言》原名《全像古今小說》，名稱沿襲《六十家小說》的命名方式，
以內容作為宣傳。不過，此書的出版型式已然有別於先前的明人話本集，部分故 事的思想內涵已有別於之前的著作，關於馮夢龍對小說話本的改編，以及「三言」
明人寫本之新思想價值的出現，在上一章已有所說明，故此處針對出版型式進行 討論。首先，就份量來說，書中共收錄四十篇故事，份量明顯多於以單篇型式流 傳的作品。其次，每篇故事前各有二幅插圖，印刷品質也提升許多。第三，書前 附有序文。這些改變對於通俗短篇小說的出版來說是革命性的發展。篇幅的增加
2 鄭振鐸：〈明清二代的平話集〉，氏作：《中國文學研究》，見劉英民、李豔明編：《鄭振鐸全集‧
第四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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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此書不再便於隨身攜帶，而更適宜購置於家中；插圖的出現和品質的提升，
則讓書籍變得更加精緻；至於序文更是文人詩文集中必備的文字。這些變化可能 源自對《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大部頭長篇小說的取材、借鏡，卻也顯示小說 話本出版型態已然出現精緻化的現象，標誌了小說話本的市場已然成熟、甚至暗 示著讀者群體的變化、擴大和重組。因為，原來那些習慣將小說話本帶著走的讀 者，勢必不會接受這樣的產品，然而《古今小說》後來卻能以這樣的形態爭取到 市場認同，後來又有《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和「二拍」沿用同樣的出版型態 發行，就不能不推測是否有一群新的讀者群體能夠接受並支持這樣的形式。
從「三言」的出版宣傳方式，也可見它與過去小說話本之別。《全像古今小 說》後來改名為《喻世明言》，進一步凸顯作者寄託於小說的勸誡意圖。衍慶堂 印行的《喻世明言》「識語」云：
綠天館主人初刻古今小說□十種，見者侈為奇觀，聞者爭為擊節。而流傳 未廣，擱置可惜。今版歸本坊，重加校訂，刊誤補遺，題曰《喻世明言》，
取其明言顯易，可以開啟人心，相勸於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
由上述引文可見《古今小說》出版之後，市場反應似乎叫好卻不甚叫座，因此再 版時便予以更名，發揚其中的勸善之意。這當然是一種不折不扣的銷售策略，然 而書商基於營利考量不可能無端採取這樣的宣傳手法，背後必然有其根據。而這 樣的宣傳方式能夠暢銷，也代表讀者能夠接受、認同這樣的宣傳。從宋元話本的 勸懲書寫可以看到話本不只是休閒通俗的故事，亦間雜訓誡訓示之意，而商品的 暢銷意味著讀者的認同，代表他們在購買時已然預見書本內將有勸誡意味，因此 自然較能夠接受。
《喻世明言》之後又有《警世通言》、《醒世恆言》陸續出版，皆延續《喻世 明言》的出版型態跟宣傳手法，更加確立通俗短篇小說與教化相結合的觀點。王 昕將《喻世明言》的書名的變化視作「文人的某種文化使命感的覺醒」3，然從
「識語」看來，這不僅是作者意識之覺醒或彰顯，也是書商推波助瀾的結果。又 有兼善堂本《警世通言》「識語」可為證，其云：
茲刻出自平平閣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語，不敢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 遺意，或亦士君子所不棄也。4
3 王昕：《話本小說的歷史與敘事》（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102。
4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收錄於《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0，據兼善堂本影印），未標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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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也強調書中內容皆為「警世勸俗之語」，彰顯此書勸誡功能。〈醒世恆言序〉
也曰：
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 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5
說明「三言」題名雖然不同，「導愚」、「適俗」的用心卻是一以貫之，昭然若揭。
《喻世明言》的出現，已然破壞了通俗短篇小說在娛樂和勸懲間的平衡，使 之逐漸往教化的方向傾斜。不過，由於「三言」還保留了一些宋元小說話本，加 以編撰者巧妙拿捏勸誡話語的篇幅，不使其喧賓奪主，因此雖然以散體表現勸懲 的篇幅略有增加，卻未影響到故事娛樂性，反而表現出通俗中蘊含勸誡的特殊風 格。「三言」雖然以「適俗導愚」為賣點，卻不會顯得勸懲連篇，依舊受到讀者 喜愛。然而，這樣的情況到「二拍」有更多改變。
（二）「三言」與「二拍」的命名差異與銷售策略的沿襲、模仿
正如「三言」是因明人話本集之受歡迎而促成其發行，接續其後出版的「二 拍」出版源由亦是同樣的原因。即空觀主人〈二刻拍案驚奇小引〉云：
丁卯之秋，事附膚落毛，失諸正鵠，遲迴白門，偶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 可紀者，演而成說，聊舒胸中磊塊。非曰「行之可遠」，姑以遊戲為快意 耳。同儕過從者索閱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聞乎！」為書賈所偵，
因以梓傳請。6
所述即為《拍案驚奇》出版緣由，可知「二拍」的出版和「三言」一樣，是源自 書商的請求。丁卯之年即天啟七年，此時期凌濛初因科舉蹭蹬，以寫作打發時間、
抒解鬱鬱之情，未料這些作品竟為友人所稱道，遂有書商聞風而來邀稿之事。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云：「丁卯為天啟七年，即《醒世恆言》版行之際，此適 出而爭奇。」7說明這一年正逢《醒世恆言》發行，書商看準「三言」所造成的 這波短篇小說市場，便找上曾寫過類似作品的凌濛初參與編輯工作。隔年，即崇
5 〔明〕可一居士：〈醒世恆言敘〉，〔明〕馮夢龍：《醒世恆言》，收錄於《古本小說集成》編委 會：《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葉敬池本影印），敘頁 1-2。
5 〔明〕可一居士：〈醒世恆言敘〉，〔明〕馮夢龍：《醒世恆言》，收錄於《古本小說集成》編委 會：《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葉敬池本影印），敘頁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