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共轉向農村發展與國民政府剿共
第一節 共產革命的轉向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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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共轉向農村發展與國民政府剿共
中共建黨初期，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取和國民黨聯合戰線的策略，但隨著民國 16 年（1927）4 月 12 日清黨後，國共雙方正式決裂。此外，共產黨亦面臨軍事 圍剿而重新檢討共產革命的方式與路線。而1930 年代所發生的農村危機，深刻 且激烈地衝擊中國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崩潰帶來普遍性的貧困，為共產 革命轉向農村提供了動力。秋收暴動失敗後，毛澤東在湘贛邊界建立井岡山革命 根據地，並逐漸擴張其規模，建立農村根據地並發展以農村包圍城市、農民作為 革命主體的革命路線與戰略也逐漸成形，在江西瑞金正式建立紅軍與中央蘇維埃 政府，形成割據一方的國中之國。226中共在民國16 年 9 月 9 日於湘贛邊界發動 的秋收暴動，被認為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者第一次將他們在農村的影響力轉化為 政治力量，以農民組成的武裝隊伍來反抗社會菁英，並且試圖在政府管轄力不及 的農村地區建立獨立領地。並公開宣稱他們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套徹底重新分配土 地的制度，用農村蘇維埃政權代替以前的縣政府，而秋收起義雖以失敗收場，但 迫使毛澤東撤退到江西境內偏遠隱僻的井岡山區，在那裡組建了新的紅軍隊伍，
最後率領這支武裝奪取了國家的政治權力。227相對的，在中共轉向農村展開土地 革命並建立根據地後，國民政府也開始對中共農村根據地展開圍剿。但幾次圍剿 均以失敗收場，且使得中共在農村的根據地逐漸壯大，甚至成立中華蘇維埃政府，
形成「國中之國」的局面。面對此情勢的發展，蔣中正於民國22 年（1933）以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前往南昌，親自督師指揮第五次圍剿。
第一節 共產革命的轉向與發展
壹、轉向農村的共產革命（武裝暴動的展開）
在馬克思主義原始理論的指導，主張資本主義發達後會促進社會主義革命的 爆發並最終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來臨。而中國社會是否已達到資本主義的發達社 會，在1930 年代有過激烈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論戰的目的即是在於辨明中國 社會性質以及其應該走向什麼樣的道路。在馬克思主義的綱領下，史達林對於社 會歷史的進程有所謂五階段論，也就是人類歷史，是沿著原始社會、奴隸社會、
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直線發展。但當時的中國究竟是資本 主義社會抑或是封建社會，當時引起了極大的討論。而中共內部對於革命是否已 達到高潮同樣有所分歧，例如陳獨秀於1932 年就曾批評指出：
現在「紅軍」運動，不但還沒有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即黨（國際和中國
226 〈政治決議案〉（1928.7.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出版社，1989），第 4 冊，頁 295-328。
227 斐宜理，《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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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領導亦不充分，領導的政策更不正確，過去聯合富農的政策（即所 謂的『立三路線』之一）並未改正過來，「紅軍」的成份貧農所佔的百分 數還很低，富農及商人在蘇區中的政治影響不唯未曾肅清，而且日漸加強，
例如富農及商人日漸減輕其對蘇區的仇視，AB 團（蘇區中鼓吹「要土地，
要紅軍，不要共產黨」的反動集團）之猖獗，許繼盛等大批軍官之背叛，
都不是偶然的事。我們左派反對派曾經不止一次指出黨在蘇區及「紅軍」
中領導不充分和政策不正確所能發生的各種危險，而且黨有農民意識化的 危險，但是史大林派領導機關對於我們的警告，總罵我們是造謠誣衊，是 取消觀點。228
而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區域在於上海、廣州及沿海、沿長江等部分省份（主要為早 期帝國主義租界地），因此工人階級在這些區域雖然有所發展，因此強調無產階 級的工人領導革命的主張能夠在這些地區有初步的發展，同時在第三國際的指導 下中共得以工人作為動員的主體。但此一基本路線隨著農村根據地的成功發展後，
逐漸轉變以農民為革命主體，此一革命戰略路線的轉變（農村革命路線）對中共 往後的發展起了十分巨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中共得以存續的重要關鍵轉變。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其強調的「中國農民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無地的農民何 地少的農民。」229所以在中共內部對於農民運動的看法產生了分歧，曾任職武昌 農民講習所常務委員的陳克文在其回憶中指出，對於農運的主張：「一派主張繼 續支持武漢政府，維持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共產黨必須約束農民的反抗運動，不 要在農村中發展社會革命，以削弱國民革命軍的後方，這便是陳獨秀一派的主張，
並獲得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庭支持的。另一派主張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不惜破 壞共黨與國民黨左派的聯合陣線，這便是毛澤東派的急激主張。」230中共內部的 爭論，在民國20 年左右，以讀書雜誌為中心所盛起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共 利用這次的討論，調整完成了適用的革命理論，以馬列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搭 配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效率，將中國共產黨運動變成一種政治的彌賽亞運動，決定 了中共的革命路線。231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主要強調中國社會處在一種深受帝國主義所 影響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現象，是一種「半殖民半封建」的性質，他指出：
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 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 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著帝
228 陳獨秀，〈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前途〉，收入林致良、吳孟明、周履鏘編《陳讀秀 晚年著作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2），頁 381。
229 〈土地問題決議案〉（1928.7.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4 冊，頁 329-353。
230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頁1405。
231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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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 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
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 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 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並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 於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
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於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 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 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後，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232
由於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封建勢力的壓迫，毛澤東強調認識了上述這些矛 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而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 之下就知道反帝國主義以及反軍閥、反地主的反封建革命將是怎樣不可避免，並 且將很快到來，所以在此他將農民在革命主體中的重要性予以提升了，農民在地 主等封建殘餘的剝削與壓迫之下，農民在革命高潮來臨時也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轉向農村發展（農村根據地的形成）
國共決裂後，對於中國革命該何去何從，中共、中共內部與第三國際有所分 歧，其中尤以轉向農村建立根據地的戰略路線並未形成一致的意見。民國16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召開「八七會議」，此次會議在中共黨內具有重要的意 義，一方面使武漢撤退以後的中共黨內的「散夥主義」氣氛有所振奮；另一方面，
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受到清算，「盲動主義」的激烈暴動政策也自此開始，
積極準備並組織農民在各省之武裝暴動。233但此時關於組織蘇維埃政權則仍只限 於口號與宣傳，此對於建立政權的主張仍僅強調鄉村政權屬農民協會，城市政權 則由平民代表會議選出執行委員會，仍無建立蘇維埃的決定。八七會議以後，中 共以土地革命為號召在農村展開一連串的暴動，234例如海陸豐暴動、廣州暴動以 及1927 年 9 月 9 日發動的兩湖秋收暴動，按照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計畫，其 目標是要攻取中心城市長沙。但隨著秋收暴動的失敗，毛澤東（前敵委員會書記）
在此時則帶著「紅軍」進入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建立第一個農村根據地。
毛澤東主張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意見，從八七會議中即可見到端倪，當 時毛澤東曾提出了其著名的「槍桿子出政權」的主張，並且對當時共產黨上層提 出批評：「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
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這 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接著又繼續說道：「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的，
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
232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1.5），《毛澤東選集》，第 1 卷，頁 101。
233 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臺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69），頁 21。
233 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臺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69），頁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