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蔣介石的現代國家觀與地方政治改革理念
第二節 「管教養衛」地方政治改革理念的發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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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管教養衛」地方政治改革理念的發韌
1930 年代國共之間的激烈衝突，背後所反映的可以說是蔣中正與毛澤東為 首的兩方，基於對中國發展模式的認識而產生了不同的國家建構模式。同時，廣 土眾民的中國，也由於內部政治與社會的危機日漸加深，使得不同政治主張的方 案得以在廣大的中國被試行著，除了國共的相爭，諸如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 復榘與梁漱溟等，均有基於農村問題提出相應的主張與方案。而蔣中正雖然不認 同中共提出的激進的土地革命與階級鬥爭，但是他也同意中國所面臨的困境，必 須提出更進一步的改革方有機會突破。所以，面對中國當時的社會危機所帶來的 政治衝突，傅斯年曾如此描述：
中國現在所處的危機，「國難」二字不足以盡之。……。從內說，是文化 的崩潰，社會的分裂，從外說，是若干倍危險於一九一四年的局面。何以 說現在是社會與文化的崩潰呢？……。中國現在政治沒有有力而穩定的政 治重心，國民經濟整個分崩，而技術程度不及世界潮流者數百年。……今 之共產黨乃由兇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的崩潰而已。417 換句話說，尚未轉型完成的政治與社會與新的秩序也還沒有建立。因此，中共之 所以能夠在豫鄂皖贛各省農村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就是因為缺乏有力而穩定的 政治重心，加上農村經濟崩潰而形成的一股反叛力量。418蔣中正對於 1930 年代 中國社會問題與困境的認識，從他許多公開的言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大概 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國民性的衰敗；二、社會與群眾缺乏組織；三、政治腐 敗與制度不健全等三個層面，而三者之間則彼此有相互連鎖的關係，所以本節將 進一步試著闡釋蔣中正在地方政治改革過程中，其「管教養衛」思想發展的淵源。
壹、國家與社會的困境
對蔣中正來說，當時中國社會與政治之面臨了嚴峻的危機與外部的壓迫，造 成此局勢的主要的原因就他來說，可以歸納為國民性衰敗、社會群眾缺乏組織與 政治制度不健全等原因，而這些原因的具體現象為何，以下進一步分別討論之，
以理解蔣中正其具體政策的主要目的與方式。
一、國民性的衰敗
有關國民性的問題，透過蔣中正的言論可以看到其欲改造國民性的想法受到
417 孟真，〈中國現在要有政府〉，《獨立評論》，第 5 期（1932.6），頁 6-9。
418 農村經濟的崩潰也是 1930 年代常被提及的一項社會與經濟問題，例如當時一些關心縣政與 農村經濟問題的知識份子就觀察到農民生活的貧困來由：「農民則因苛捐什稅的榨取，貪官 污吏的吸吮，水旱荒災的損失，一年收穫皆不足一年最低級的生活。」反映了政治的失序，
是農村經濟崩潰的一大主因。徐熾廷，〈縣政經濟建設的中心問題〉，《自覺》，第36～37 期合刊（1935），頁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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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社會環境所影響。而此一理念事實上與晚清以來的許多知識份子或社會行 動者相似，也反映了如同潘光哲所指陳：「近現代中國各種『改造國民』之論述，
有其淵源，而其影響所在，更寄望能改造存在處境的現實關懷。而提出『改造國 民』這一論述之論者，一方面進行民族自我的批判，另一方面則就其針砭所及，
提出民族自我的改造，產生了相關的行動。」419正如晏陽初所指，要解決中國社 會的問題必須從個人身上著手，因為「社會的各種問題，不自發生，自人而生，
發生問題的是人，解決問題的也是人，故遇著有問題不能解決的時候，其障礙不 在問題的自身，而是惹出此問題的人，所以我中華四萬萬民眾共有的各種問題，
欲根本上求解決的方法，還非從四萬萬民眾身上去求不可。」420蔣中正與梁漱溟、
晏陽初等人對於中國社會貧弱的看法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皆認為國家民族瀕於 危亡的原因，在於「我國人民當前最大之病徵，曰散、曰愚、曰貧、曰弱。亦惟 其既散且愚，遂致民力不能聚，生產不能增，災侵不能救，強暴不能禦，陷於益 貧益弱之境，馴至農村經濟破產，禍變相尋而來，不為匪亂由是而生，即整個國 家民族亦由是而瀕於危亡。」421此外，為何「中國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有這樣 好的錦繡山河，和四萬萬優秀的民族，數十年來，竟遭這小小三島的倭寇壓迫、
欺侮，使得中國的國家民族在世界上沒有一點地位？」其原因就在於「中國人沒 有國家的思想，沒有民族的觀念。」所以他進一步指出最危險的一點：
中國人第一件最壞的性質是自私自利，所以成了苟且偷安麻木萎靡，不能 奮發自強的民族；又因為自私自利，所以只講個人主義，爭權奪利，把自 己的利害，完全置於國家利害、民族利害與黨的利害之上，這個毛病的總 因，就是國民沒有國家與民族的觀念。將中華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完全 喪失殆盡，所以弄到今日這樣的衰弱，幾乎瀕於滅亡。422
蔣中正將中國的衰弱歸因於固有國民道德的衰落，「一般人沒有禮義廉恥，都喪 失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諸固有的德性。」423也就是說，國民喪失了固有的民族性
419 潘光哲，〈近現代中國「改造國民論」的討論〉，《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19 期（1995.3），
頁78；有關國民性與民族性改造的研究，還可參見：俞祖華，《深沈的民族反省——中國近 代改造國民性思潮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袁洪亮，《人的現代化——中 國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20 晏陽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地和最後的使命〉，收入宋恩榮編，《晏陽初全集》（長沙：
湖南教育，1989），卷 2，頁 115。
421 鄉村建設派認為中國農村社會的積弱在於民眾的四大病：愚、貧、弱、私，蔣中正的看法也 頗為相似，或許受到鄉建派諸如晏陽初或梁漱溟等人的影響，且蔣中正也曾經接見晏、梁二 人並聽取有關鄉村建設運動的工作報告，但並未有足夠具體事證可證明蔣中正關於中國社會 與農村的思想受到晏、梁二人的直接影響，又或許可以說類似的社會改良思想，是當時許多 知識份子或掌權者的共同想法。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政治工 作報告（民國二十四年）》，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
1987），第 25 輯，頁 15-16。
422 蔣中正，〈雪恥救國之道〉（1932.5.9），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0，
頁528。
423 蔣中正，〈合作人員的革命責任〉（1933.9.20），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11，頁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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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精神，而正是這種國民性的腐敗、墮落、苟且偷安、自私自利，使得中國 人無法團結共同抵禦外侮。而國民性衰敗所反映的困境，如同蔣中正的重要文膽 楊永泰在詮釋有關新生活運動的談話時所指出的由於國民性的問題，中國才沒有 辦法向現代國家轉化，他說：
中國人最大的缺點，就是祉能小組生活，而不能集團生活，一個人或一家 庭的生活，大家都懂得，到了集團的生活，大家就不懂得。不懂集團生活，
就不能作現代的國民，也不能建設現代的國家。……。我們生在現代的世 界，要作現代的國民，「合群」是最要緊的，但是大家不剋守集團生活的 重要條件，不知道集團生活的重要性，群是合不起來的。424
何以成為現代國民需要有「合群」的條件呢？楊永泰在說明新生活運動與禮義廉 恥的關係時，即針對現代國家所需要的道德規範時提出說明，他指出：「現在民 族國家主義下最流行的就是法人的觀念，外國人重視法人，所以愛國家愛民族之 心，遠出乎愛民族之心。」但是我國人民向來只知道自然人的關係，根本沒有法 人的觀念，更沒有國家民族為一個無形的法人的概念。因此，「以為『君』是國 家的代表，『國』是『君』的私產，祇知終於君，不知忠於國，祇知效忠於特定 的自然人，而不知效忠於公共的法人。」而今日之時代猶如春秋戰國時的「國族 主義的社會（即國家民族主義）」，因此楊永泰強調現代國家社會，必須要有與之 相應的道德觀。425所以再回到蔣中正的想法中，也就是他所強調的民族性與民族 精神。故要抵禦外侮、拯救國族的根本方法，就是「先要救我們國魂；要救民族，
就先要救民族性。所以必要先從自治、自強，以恢復固有民族精神做起。」426如 何恢復固有的民族性？他在解釋《三民主義》時主張：「在倫理和政治方面講，
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來做基礎；在方法實行上講，就是『知難行易』的革 命哲學。」427更具體的來說，就是期望透過新生活運動的推行來達到灌輸民眾禮 義廉恥的道德觀念與具有愛國心的民族精神。
二、社會與群眾缺乏組織
蔣中正認為國民性墮落除了導致國家衰弱外，亦同時導致社會產生衰敗的現 象，而這種社會的衰敗正好體現他所說的：「現在中國一般人民最大的毛病，就 是無秩序、無紀律、無時間，無論什麼事物，都是亂七八糟。」也就是社會「完 全沒有條理、沒有規律，不注重時間，格外不知道節省時間，馴至養成一種偷惰、
遲鈍、散漫、萎靡的風氣，成了一個昏亂、黑暗、衰敗的社會。」何以會如此呢？
424 楊永泰，〈治鄂的幾點意見〉，楊璿熙編，《楊永泰先生言論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98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頁 101。
425 楊永泰，〈新生活運動與禮義廉恥〉，楊璿熙編，《楊永泰先生言論集》，頁 30-31。
426 蔣中正，〈雪恥救國之道〉（1932.5.9），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0，
426 蔣中正，〈雪恥救國之道〉（1932.5.9），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