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江西社會及農村危機
第三節 農村危機的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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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農村危機的因應
中國農村問題如前節所述，農村問題的嚴重性與深刻的危機引起了社會各界 廣泛的討論與重視，「農村復興」與「鄉村建設」等口號高唱入雲，甚至在知識 界形成了時髦的、普遍的社會運動。農村問題成為國民經濟與社會治亂有關的根 本問題，從民間到政府均試圖針對農村問題提出方案，在此期間，形成了知識界 的理論討論與政府實際施政間的差異，以下針對知識界對於農村問題的討論以及 國民政府的相關因應進行說明。
壹、知識界的論戰
中國社會與農村所產生的危機與困境，民國20 年（1931）後知識界產生了 許多討論，希望能夠為中國找到一條出路。例如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以及以《讀書 雜誌》為論域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由此次論戰不僅加深了中國知識份子對馬克思 主義的瞭解。202然而中國社會史論戰並沒有為中國的出路提供實際的方案，其論 爭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中國社會歷史分期不同階段的性質上，以及更重要的是如何 將馬克思的歷史階段論套用在中國歷史發展上，也就如同當時論戰者之一的王宜 昌所說的「將中國史實嵌進去。」203
相較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理論性爭論，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則聚焦於農村 社會的發展道路，並試圖提出具體可行的實踐方案。其中對於農村社會的出路，
大部分集中在生產關係與經濟問題的層面上討論，例如近人曾研究歸納，認為當 時的討論可區分為重農派與重工派。204而根據當時參與論爭的千家駒也指出：
自從中國的農業恐慌進入到更深刻的階段後，「復興農村」這口號遂正式 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但如何謀中國農村的復興（嚴格地說，「復興」兩 字是有語病的，因為中國的農村始終就沒有「興」過），時論界對於這卻 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是主張自建設鄉村入手，由鄉村之建設以引發工商
202 高軍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讀書雜誌》一共發行了四次的「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專 號，分別是1932 年第一卷 4、5 期合刊號、1932 年第 2 卷 2、3 期合刊號、1932 年第 2 卷 7、
8 期合刊號，以及 1933 年第三卷 3、4 期合刊號。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讀書雜誌：中 囯社会史論戰專号》（東京：龍溪書舍，1973）
203 王宜昌說道：「在爭論著中國社會史底人們，可曾提出這方法論底問題麼？在一九二七年以 前，顧頡剛傅斯年底對于古史的研究，便應用著古書的攷據方法，和新滲進了些神話解說等 等。而在一九二七年以來，人們都利用著歷史的唯物論研究所得的結論作為根本的指導原理，
而將中國史實嵌進去。但同時是不瞭理清楚歷史的唯物論，或者有意滑頭而曲解而修改而捏 造了他們的所謂歷史唯物論。」王宜昌，〈中國社會史短論〉，《讀書雜誌》，第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頁 2。
204 千家駒，〈中國農村的出路在哪裡〉，千家駒、李紫翔編著，《中國鄉村建設批判》，收入
《民國叢書》，第4 編第 16 輯（上海：上海書店，1996），頁 89-111；池子華，〈民國時期 鄉村危機與應對方略：路徑探索與縣時關懷〉，徐秀麗、王先明主編，《中國近代鄉村的危 機與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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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一是主張由發展都市來救濟農村。205
其中，主張自發展鄉村入手的以梁漱溟與晏陽初為代表；主張發展都市的以吳景 超及《獨立評論》中如陳序經、賀嶽僧及王子建等主張發展工業論為代表。對於 工業與農業之爭、孰先孰後，在當時社會知識界有許多討論，例如漆琪生認為發 展農村可以解決急迫的失業問題；206相反的重工派的袁聘之也從失業的問題來反 駁漆琪生的論點，認為失業勞工轉回農村只會增加農村貧困化的問題更加嚴重，
惟有積極發展民族工業才是救亡圖存之道。207又例如吳景超認為中國因為農業技 術不發達，使得勞力被束縛於農業無從解放，因此主張應該改良與提升農業技術，
使少數人耕之，多數人便可食之。但董時進即反駁指出，中國正是由於實業不發 達，使得大家不得不在農業上找尋棲身之處，也正因為實業不發達，農民無從解 放也使得農業生產技術的改變難以產生。208然而千家駒則認為，不論是應該走向 工業化亦或是應該以農立國，皆僅是形式邏輯的問題，他認為中國的出路惟有「徹 底消滅帝國主義者及封建殘餘之勢力。」209這些爭論在當時不可否認並未在對於 工業或農業作價值選擇，也就是沒有該做或不該做的問題，問題在於先後順序的 層面上。正如同金輪海所言：「在現階段的中國農村經濟機構，……，重農重工，
是一物的兩方面，……，偏重一方面的理論都限於極端的錯誤，農村建設的開展，
有一工業振興為前提，反之工業建設的推進，有以農業發展為條件，總之彼此都 有密切的關係的。……。在帝國主義控制之下的中國，欲發展工業，開展國民經 濟，那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乾脆的說在沒有掃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毒焰以前，
民族工業的發展，真難乎其難的。」210
此外，不論是重農或重工的討論，並未涉及有關農村社會性質的爭辯，而諸 如千家駒等左派社會學家等則認為有必要先討論中國農村社會的性質。因此，左 派學者內部在1930 年代有關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爭論中分別形成兩個陣營，其 中主要的分歧在於「一個以為社會性質應當由生產力來決定，另一個則認為應當
205 千家駒，〈中國的岐路〉，《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民國叢書》，第 2 編第 35 輯（上海：
上海書店，1992），頁 37。
206 關於中國經濟建設應該重農還是重工，漆琪生認為關鍵在於工業化的遲緩無助於解決農村崩 潰所帶來的社會秩序不穩定，因此急迫性的工作乃是復興農村，恢復社會秩序，再圖工業發 展的途徑。他指出：「救濟農村，建設農業，可以解決數千百萬過剩人口的失業問題，不僅 農村的無職農民可以獲得謀生之道，就是都市的失業勞工，亦可回轉農村以圖生存。……。
不只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特別還是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農村經濟如不使之 積極恢復，農村秩序如不使之迅速安定，則一切經濟建設固然都談不到。……。中國當前的 經濟建設之任務，在於救亡圖存；而救亡圖存之中心對象，乃在復興農村。……。至於迂迴 的遲緩的工業化之方式，乃緩不濟急。」參見漆琪生，〈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的重心安在〉，
《東方雜誌》，第32 卷第 10 號（1935.5），頁 40。
207 袁聘之，〈論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的重心問題〉，《東方雜誌》，第 32 卷第 16 號（1935.8），
頁23。
208 董時進，〈最近獨立評論上引起的兩個問題〉，《獨立評論》，第 43 號（1933.3），頁 18-19。
209 千家駒，〈中國的岐路〉，《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頁 56。
210 金輪海，《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上海：中國書局，1937），頁 43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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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產關係來決定。」211玉木英夫曾歸納論戰之中所形成的三種結論：
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在中國農村中，已經占著支配地位。因此中國農 村的改造或農民運動的任務，就是反對資本主義支配。其性質也就具有普 羅列塔利亞（proletariat：無產階級）的特質——這是以王宜昌為中心的中 國經濟派的主張；二、另有一種見解，在農村經濟的認識上，雖與前者不 同，但在結論上卻與前者相同。這一見解的主要論點如下：中國整個是處 在帝國主義資本的支配之下，因而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農村問題不 過是在資本支配之下的部分的問題，或是與資本相關聯的問題，它的解決，
須在民族解救後，才能順利解決。然則解決民族問題的是誰呢？那自然只 有普羅列塔利亞。——得到這種結論的，是王景波先生。三、此外還有得 到與以上兩種見解不同結論的人們，他們認為中國農村尚帶著半封建的性 質，因而中國農村改造或農民運動的任務，主要的是剷除半封建的秩序。
同時因為這種封建的殘存物是被帝國主義所維持著的，所以反對半封建秩 序，以及反對帝國主義，是勤勞大眾在解放鬥爭中不可分離的任務。因此，
從發展生產力這一觀點來說，現在中國改造運動的性質，還是一種布爾喬 亞民主主義運動。但指導這種改造運動的，絕不是布爾喬亞自身。——這 是以陶直夫先生為中心的中國農村派的主張。212
總而言之，雖然社會各界有鑑於農村危機日漸深沈，對於農村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存在著許多論點，但是對於應該採取何種方針卻缺乏一致的共識。而此時相對於 左派社會學者主張的廢除封建階級革命抑或共產黨所採取的暴力革命等激進作 法，持改良主義的梁漱溟、晏陽初等重農派人士則發起所謂的「鄉村建設運動」， 試圖透過實際的農村社會工作來具體實踐其理想，因而在各地農村形成一股鄉村 運動風潮，許多強調農村復興的民間組織也相繼成立。在這樣的風潮之下，「農 村」反而成為各方社會勢力與政治集團所角逐的一個重要場域，主張從理論與實 際的農村工作，改造農村與農民、恢復農村社會秩序、拯救破產的農村經濟，以 此希望能夠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由傳統農業社會過渡、轉型為一個現代社會的道路，
進而達成救國、富國的目的。213
211 陶直夫，《中國農村論文選》，頁 118。
212 鄭學稼，《社會史論戰簡史》（臺北：黎明出版社，1978），頁 187-188。
213 根據李紫翔估計至民國 24 年（1935）時，從事農村工作的單位「已不下一、二百處，從事鄉
213 根據李紫翔估計至民國 24 年（1935）時，從事農村工作的單位「已不下一、二百處，從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