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英格蘭咖啡館的無禮文化
第三節、 冒犯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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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9對此，笛福亦悲觀地說道：「女士們的茶桌(tea-table)與男士們的咖啡 館似乎是惡化我們禮儀(manners)與道德、奉獻醜聞的新處所」。40當咖啡客 談話的方式像個女人那般聒噪且喋喋不休時，41如同對於「紈褲子弟」等 人群的批判，時人對於「柔弱化」男性的憂慮再次浮現。42
綜上而論，「八卦愛好者」、「咖啡館政客」等人群所帶來的兩種亂象，
一為八卦、謠言、不實新聞的傳播，一為聒噪、閒扯、喋喋不休的談話方 式，都讓強調理性、平和、愉悅的咖啡館社交場域面臨崩解的危機。
第三節、 冒犯與衝突
「柔弱化」男性和「八卦愛好者」的參與使得咖啡館「斯文」社會的 建構不斷地受到衝擊，但前述兩者並非咖啡館「無禮」文化中的唯二現象。
在艾迪生和斯蒂爾的敘述之中，咖啡館裡人際之間言行舉止的冒犯亦在他 們的考察範圍之內。
根據《旁觀者》第31期的記述，「旁觀者先生」於1711年4月5日的晚 上「為了打發時間」來到了聖詹姆士咖啡館，並在這裡「用了半個鐘頭的
39 Anon., News from the Coffe-House; In which it is shewn their several sorts of Passions, Containing News from all our Neighbours Nations. A poem. Anon., The Women’s Petition Against Coffee. Representing to Publick Consideration the Grand Inconveniences accruing to their Sex from the Excessive Use of that Drying Enfeebling Liquor. Presented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Keepers of the Liberty of Venus. By a Well-wiler (London: n. p., 1674), [2], 3-4.
40 Daniel Defoe, Compleat English Tradesman, 133-134.
41 關於女性的無謂閒聊，參見：The Spectator, No.247 (13 Dec. 1711), Ⅱ, 458-462.
Kathryn Shevelow, Women and Print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Femininity in the Early Periodical (Taylor & Francis, 1989), 94-98. Claude Rawson, Satire and Sentiment, 1660-1830: Stress Points in the English Augustan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09-211.
42 The Tatler, No. 1 (12 Apr. 1709), 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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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聆聽某位人士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而「從其破舊的衣著、荒誕 不經的想法、匆忙的語調來判斷」，「旁觀者先生」「發現他就是普遍被人 們稱作空想家(projector)的那類人」。身為一位「空想家」往往志向遠大，並 立志開拓新事業、闖出一片天，但同時亦經常沉浸在幻想之中，夢想實現 一些宏大卻經不起考驗的計畫。
「旁觀者先生」所遇到的這位「空想家」在咖啡館中長篇大論以向各 界籌募資金，其目的是為了排演一齣名為《亞歷山大大帝遠征》(The Expedition of Alexander the Great)的戲劇，台詞將用古希臘語唱出，戲劇內 容則融合了各種「奇特景象」和城市中的一些稀奇事物，包括雜耍、梯子 舞、跳舞的猴子和一幅來回移動的圖畫。而令「旁觀者先生」備受驚嚇的 是，空想家突然走進身前一把抓起他衣服上的釦子，開始欲罷不能地說個 不停，直到某個人吸引了他的注意，這才讓「旁觀者先生」脫離險境，在
「將一便士放在桌上」後，便「倉皇逃去」。43根據這段驚險經歷，我們理 解到在咖啡館裡，不僅能見到矯揉造作的「柔弱化」男性、追逐流言蜚語 的「八卦愛好者」，亦能見到行為詭異、舉止難料的怪異人士。
然而，咖啡館「空想家」僅只是咖啡館怪異人群中的冰山一角，在艾 迪生和斯蒂爾的筆下亦紀錄了其他一些「無禮」的咖啡客，而這些群體的 共通特性在於，他們的任何談話與舉止均背離了斯蒂爾於《閒談者》第264 期中所建立的談話原則：「人們談話不應是為了愉悅自身，而是愉悅那些 聽他們談話的人」。44當聽眾對於談話者的談話方式與內容感受到沉悶、難 堪、繁冗與無趣時，即是一種冒犯他人的行為。其中，艾迪生於《旁觀者》
第105期中提到了一群時常出沒於咖啡館被稱作「學究」(pedant)的咖啡 客。「學究」原本意指書不離身、喜好賣弄學問、對他人漠不關心的迂腐 學者，45但艾迪生卻在文章中擴大了此詞的範圍，以「學究」形容那些只
43 The Spectator, No. 31 (5 Apr. 1711), Ⅰ, 127-132.
44 The Tatler, No. 264 (16 Dec. 1710), Ⅲ, 337.
45 關於「學究」與「無禮」之間的詳細討論，參見：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81-186. George C. Brau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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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分享自身專業事物，卻不懂如何與他人相處的人們。例如只懂談論戰 爭、軍營知識的「軍事學究」(Military Pedant)、只對國家事務感興趣的「國 政 學 究 」 (State-Pedant) 以 及 三 句 不 離 學 問 知 識 的 「 書 籍 學 究 」 (Book-Pedant)，通通都讓聽者難以應對，甚至無法與其交流。46
而除了咖啡館「學究」之外，艾迪生和斯蒂爾還提到了「多話冗談者」
(loquacious bores)、喜愛譏諷他人的「嘲笑者」(sardonic laughers)、慷慨 激昂的「手勢談話者」(over-zealous gesticulators)以及不顧他人感受的「歌 唱者」(singers)與「吹口哨者」(whistlers)。上述各類人群往往沉迷在自己 的世界中，而絲毫沒有考量到談話的方式、內容、對象、時間與地點，並 在不經意間干擾、妨礙、觸怒他人，而成為令人感到厭惡的交談者。對此，
《閒談者》的主人公以撒．比克斯達夫要求將這些他「視作是對於社會的 巨大危害、冒犯他人的演說者(orators)與說書人(story-teller)予以徹底地根 絕」。47比克斯達夫力圖以批判與規範並行的方式區分嚴謹的、理性的男性 談話方式與聒噪的、無謂的女性談論方式之間的差異。儘管比克斯達夫的 呼籲對於建立平和、理性、愉悅的咖啡館論述場域有著積極正面的效果，
但從現實層面來看，其成效並不樂觀，斯蒂爾於《閒談者》第268期中悲 觀地說道：「那群人(指演說者與說書人)於私下圈子(private Circles, 指咖啡館)裡所 發表的長而繁冗的熱烈演說(Harrangues)和論題(Dissertations)，迫害了諸多誠 實的商人，誘惑了諸多傑出的市民，製造出無數的壞事，為女王的子民們
Education of a Gentleman: Theories of Gentlemanly Education in England, 1660-1775 (New T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9), 59-61.
46 The Spectator, No. 105 (5 Apr. 1711), Ⅰ, 436-438. 另參見：Stephen Miller, Conversa-tion: a History of a Declining Art, 2, 5.
47 The Guardian, No. 29 (14 Apr. 1713), 125-126. The Guardian, No. 84 (17 June 1713), 305-307. The Spectator, No. 145 (16 Aug. 1711), Ⅱ, 73. The Tatler, No. 264 (16 Dec.
1710), Ⅲ, 335-338. Stuart Sherman, Telling Time: Clocks, Diaries, and English Diurnal Form, 1660-1785, 131-133. The Tatler, No. 268 (26 Dec. 1710), Ⅲ, 35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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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巨大的損害(Detriment)與不安(Disquiet)」。48
在上述各種冒犯他人的例子中，均以男性咖啡客之間的互動關係為主 要批判對象，咖啡館中的女性似乎受到了時人的忽略。然而，《旁觀者》
曾就咖啡館中，女性經營者與女店員的存在所導致或面臨的現象提出討 論。這群服務於咖啡館的女性不僅曾被部份男性顧客稱作「偶像」(idol)，
同時也受到這群男性顧客不得體，甚至粗魯無文的言語騷擾。
1711年6月9日，《旁觀者》刊登了一封署名勞倫斯．埃斯登(Lawrence Eusden)的信件，內容所描述的即為埃斯登所觀察到的咖啡館「偶像」。「城 裡有六、七家咖啡館由女性偶像經營，顯然是受到了德佛羅法院那家開在 聖殿關附近河邊的寡婦咖啡館(Widow’s Coffeehouse)之啟發」，埃斯登接著寫 道：
這些偶像整天坐在那，接受本區年輕人的傾慕膜拜。貨物沒有運進 來，還滯留在海關，聖殿關那邊也沒有人去聽法律報告，都是因為 交易所附近有個美人讓年輕的商人逗留太長時間。另外一個地方還 有一位尤物，讓本應學習的學生們流連在她的咖啡館裡。49
埃斯登的敘述讓我們看到兩性共存於同一場域所可能導致的危險性。顯而 易見的，這群咖啡館「偶像」出現於咖啡館的主要目的為服務男性咖啡客，
而男性咖啡客亦視她們為工作之餘的消遣和娛樂。於此，咖啡館與女性之 間的聯結被賦予隱約的「性暗示」，某些咖啡館甚至被時人視作與「妓院」
無異。50
然而，並非所有咖啡館女性經營者與女店員都樂意被視作「偶像」，
48 The Tatler, No. 268 (26 Dec. 1710), Ⅲ, 352.
49 The Spectator, No. 87 (9 June 1711), Ⅰ, 371. 另參見：Stephen Copley, “Commerce, Conversation, and Politeness,”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8:1 (1995), 68.
50 關於咖啡館與「偶像」、妓女之間的關聯，甚至咖啡館成為「咖啡館妓院」等現象將
於下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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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遭受男性顧客厚顏無恥的言語與行為對待。1711年8月28日，一位咖啡 館女性經營者寫信給「旁觀者先生」，痛陳她所遭遇到的「無禮」行徑。
在這篇來信中她抱怨道：「我阻止不了那些為了取悅我而說出的不妥言 論；同時，人群中約有一半的人懶洋洋地倚在吧台上盯著我的臉看，試圖 以他們自己的幻想來打量我的外貌與姿態」。受到其他不良咖啡館的影 響，這群意圖不軌的男顧客亦視這位正派經營咖啡館的女店主為供其享樂 的玩物，而展現出此種放蕩不羈的行為。斯蒂爾意欲藉助上述慘痛經歷，
批判那群整日幻想、沉迷咖啡館溫柔鄉，並經常對咖啡館的女性動口動手 的男性咖啡客。於此，斯蒂爾不僅贊成此位女性經營者於信中所說的論 點：「只要這位女性是端莊穩重的，就能經營一間酒吧(public house, 此處指咖 啡館)」，同時亦強烈呼籲咖啡館的男性顧客應深自警惕，並注意自身的言 行舉止有無冒犯他人。51
無論是咖啡館中的「演說者」與「說書人」，還是騷擾咖啡館女性經 營者的無禮咖啡客，其冒犯他人的程度還僅止於令人感覺沉悶、難堪、繁 冗與無趣。但在接下來的例子中，我們卻將看到咖啡館人際之間的相互冒 犯已達到相互衝突的地步，不僅僅是言語上的侵犯，亦包括激烈的人身攻 擊。
18世紀初期，基於對宗教事務的狂熱，各種由宗教狂熱所引發的惡毒 爭吵散佈在當時的倫敦咖啡館中。如同17世紀中期的咖啡館那般，此時的 咖啡館桌上亦堆滿了互相攻訐的小冊子、報紙與傳單。1710年3月，正當 斯蒂爾為《閒談者》撰稿之時，倫敦發生了一場聲勢驚人的動亂。當時政 府宣判托利黨神父亨利．撒切維勒爾(Henry Sacheverell, 1674-1724)有罪，
而民眾則對這起明顯帶有政治意味的判決感到極度不滿。52撒切維勒爾的
51 The Spectator, No. 155 (28 Aug. 1711), Ⅱ, 107.
52 Ian Gilmour, Riot, Risings and Revolution: Governance and Viol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Hutchinson, 199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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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與判刑成為所有報紙的頭條新聞和咖啡館裡的熱門話題。
儘管斯蒂爾已意識到整個倫敦都已淹沒在相互惡毒攻擊的宣傳冊子 與誹謗文章中，並在1710年3月4日的《閒談者》寫道：「整個城市的注意 力都被轉移了，沒有人去關注我們所提供的報紙新聞」，但他仍舊謹慎地 避免介入任何一方，並勤奮不輟地寫作改革無禮現象、建構「斯文社會」
的文章。53然而，斯蒂爾所屬的輝格黨於此時卻早已與托利黨展開激烈的 爭鬥。諷刺的是，原本自居人民代表的輝格黨於此時卻開始打壓民眾，並 宣稱那些鬧事的暴民是由支持「高教會派」(High Church)的托利黨人所組 織，並以此反抗政府。就在雙方你來我往之間，激烈衝突的火花一發不可 收拾，而聚集眾多人潮的咖啡館也成為了兩黨支持者的爭鬥舞台。
的文章。53然而，斯蒂爾所屬的輝格黨於此時卻早已與托利黨展開激烈的 爭鬥。諷刺的是，原本自居人民代表的輝格黨於此時卻開始打壓民眾，並 宣稱那些鬧事的暴民是由支持「高教會派」(High Church)的托利黨人所組 織，並以此反抗政府。就在雙方你來我往之間，激烈衝突的火花一發不可 收拾，而聚集眾多人潮的咖啡館也成為了兩黨支持者的爭鬥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