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英格蘭咖啡館的禮儀文化
第三節、 咖啡館禮儀文化的推動：《閒談者》與《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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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作家大衛．嘉利克(David Garrick, 1717-1749)等均是座上賓。109
根據唐先生於《鑑賞家》中的描述，這群「溫文儒雅、學富五車」的 才子們於聚會中對「幾乎所有的文學派別進行檢視，熱烈討論每一部出版 著作或者劇院的表演」，有時也互相開著機智的玩笑，而唐先生自身亦藉 由參與討論而收穫甚豐。110由於咖啡館與劇院僅一牆之隔，故館內牆上總 貼滿了劇院的節目單，而「才子」們的談話亦時常圍繞在戲劇的評判上。
某位咖啡館常客曾於一份名為《倫敦信袋》(The London Packet)的報紙上 撰文指出，貝德福特的評論家們充當著測量新上演戲劇受歡迎程度的「戲 劇溫度計」(Theatrical Thermometer)，「根據戲劇的優點或缺點，溫度計隨 之上升或下降，就如同普通的溫度計隨著寒暑情況上下浮動一樣」。而這 支溫度計的刻度往往包括「很棒」(excellent)、「不錯」(pretty well)、「還 行」(so-so)以及「糟透了」(excerable)等詞彙。111
於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期，「才子」群體「文雅」社交模式的形成與 運作，我們已從美人魚酒館與魔鬼館酒館的社交聚會中略見端倪，而於復 辟之後，在德萊頓、艾迪生等文人才子的引領下，此「文雅」社交模式亦 得以在威爾、巴頓、貝德福特等咖啡館延續下去，於談笑間建立風格各異 的文學討論圈。
第三節、 咖啡館禮儀文化的推動： 《閒談者》與《旁觀者》
無論是「雅士」群體還是「才子」群體，兩者都試圖在各色人群混雜
109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176-179. David Brandon, Life in a 17th-Century Coffee Shop, 53-54.
110 轉引自：John Timbs, Clubs and Club Life in London: with Anecdotes of its Famous Coffee Houses, Hostelries, and Tavern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 333.
111 The London Packet, (8 November 1770). 轉引自：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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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咖啡館環境中建立起專屬於自身的「文雅」社交模式，並藉以鞏固群體 內部的相互認同。而由上述「菁英群體」所展現的「文雅」行為也成為其 他群體的仿傚對象，不僅逐漸形成格林伍德的「咖啡館規則」中所體現的 行為潛規則，亦逐漸將咖啡館轉變成《為咖啡館辯護》一文中所稱許的「文 雅學院」。但如果我們視格林武德的「咖啡館規則」為咖啡館「禮儀」行 為原則的建立，那艾迪生和斯蒂爾於18世紀初期所編撰的《閒談者》與《旁 觀者》兩份期刊則可視為咖啡館「禮儀」行為理論的建構：不僅針對言行 舉止的各種層面提醒讀者「不可如此」，亦讓讀者明瞭「為何不可如此」，
並在此基礎之上，視咖啡館為城市生活的重要環節及人際交往的重要媒 介，力圖以咖啡館的理想社交模式改善當代諸多不良社會風氣。
於前文中我們已看到，新聞與報紙的流傳、閱讀和談論為咖啡館文化 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隨著1695年「出版許可法」(Licensing Act)的廢 除，越來越多作家與出版商開設印刷廠並創辦期刊，而這些期刊也流傳於 咖啡館，成為咖啡客爭相取閱的對象。根據學者的描述，當代期刊的特性 包括：一、出版期數多且密集。二、期刊內容呈現作者的特殊或特定觀點。
三、與讀者（無論是虛構還是真實）之間的書信交流。四、期刊內容的主 體為論說式散文，而非時事新聞。112藉由這些特性的發展，期刊作者得以 將他們對國家政治或社會風氣的看法，利用期刊傳達給讀者，並藉由與讀 者的意見交流，建立作者於讀者群中的權威性並進而發揮其影響力。
由作家兼出版商約翰．丹頓(John Dunton, 1659-1733)於1691年所創辦 的《雅典信使》(Athenian Mercury, 1691-1697)，即為17世紀末期最具代表 性的刊物之一。此刊物的內容在當代「風俗改革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1690-1738)的影響下以移風易俗為主軸，113廣泛談
112 Robert Demaria, ‘The eighteenth-century periodical essay’ in John Richetti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660-1780 (Cam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27-528. 吳偉，《格拉布街：英國新聞業往事》(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9)，56-67。
113 「風俗改革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1690-1738)於1690年創 立，主要目標為導正與抑制褻瀆、性放蕩等社會不良風氣，並藉此重整國家整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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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際交往之各種層面，包括個人合宜的行為舉止、良好友誼的建立及男 女關係的建立等議題。《雅典信使》亦接受讀者的來信提問，並於下期內 容中回覆讀者，此種「問與答」的模式也讓期刊內容能更具針對性與深入 性。以咖啡館作為主要發售地點，也讓《雅典信使》緊隨咖啡館的腳步成 為深受士紳階層(gentry)、城市「中間階層」等群體歡迎的刊物。士紳階 層從中得知如何改善惡習，「中間階層」則從中習得如何像個士紳那樣行 事。114《雅典信使》成為18世紀期刊文學發展的重要開端，並隨著1709 至1710年代《閒談者》與《旁觀者》的創刊，期刊文學逐漸成熟並邁向繁 盛期，社會影響力也更顯深遠。115
「據稱，人是一種社交的動物」，約瑟夫．艾迪生於《旁觀者》期刊 第9期中論述道，人際社交的本能不僅是導致現代城市生活的首要原因，
亦是現代城市生活所導致的結果。艾迪生發現，只要有可能，人們總是分 化組合「形成一個個在晚上聚會的團體，而且這些團體總是冠以某某俱樂 部的名字」，人們參與聚會是為了共享友好和互惠的談話。艾迪生和斯蒂 爾認為，這種對社交和友誼的渴望成為現代城市生活創新且獨特的生活哲
秩序。詳述參見：Josiah Woodward, An Account of the Societies for Reformation of Manners (London: 1699). T. C. Curtis and W. A. Speck, “The Societie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A Case Stud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ral Reform”, Literature and History, 3 (1976), 45-64. Karen Sonnelitte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Societies, the Monarchy, and the English State”, The Historian, 72:3 (2010), 517-542.
114 Helen Berry, Gender, Society, and Print Culture in Late Stuart England: the Cultural World of the Athenian Mercury (Burlington, Vt.: Ashgate, c2003). Gilbert D. McEwen, The Oracle of the Coffee House: John Dunton's Athenian mercury (San Marino, Calif.: Hun-tington Library, 1972).
115 Robert Demaria, ‘The eighteenth-century periodical essay’ in John Richetti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660-1780, 529-548. 另，關於《旁觀者》的文學形 式 分 析 ， 參 見 ： Scott Black, “Social and Literary Form in the Spectat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3:1(1999),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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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116「野蠻人往往過著一種遺世獨立的生活，封建社會的人們過著一種 壓迫與屈服的生活，而現代城市生活則全然不同，相互平等的人們以信任
(trust)、信用(credit)和友誼(friendship)為基礎，形成各種文明且優雅的社會關
係」，117而在艾迪生和斯蒂爾看來，此理想社會關係最充分的體現者即為 咖啡館和俱樂部，因此他們不僅根據這兩者的人際社交模式編纂期刊，同 時也設想整個社會都能像咖啡館一樣，顯現出平等、互信和友好的精神和 態度。
艾迪生和斯蒂爾合作編纂期刊之目的不僅在於改善社會風氣，同時亦 力圖營造理想的城市社會生活。艾迪生於《旁觀者》第10期中說道，其創 刊目的在於「哲學的城市化」(urbanize philosophy)：「大家都認為蘇格拉 底把哲學拉下了神壇，把它帶到了人間，而我也希望終有一天，人們能夠 這樣說起我，認為是我把哲學從密室(Closets)和圖書館、從學校和學院中解 救出來，讓它生活在俱樂部和人群中間，出沒於茶桌左右，逗留於咖啡館 之間」。118
艾迪生於前述所提之「哲學」其理論根源來自沙夫茨伯里伯爵，安東 尼 ． 阿 什 利 ． 庫 柏 (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於18世紀初期一系列著作中所提出的「道德論述」(moral discourse)——「斯文」哲學（polite philosophy）——此「道德論述」的要 點有三，一、「自我內在」的鍛鍊：教養(breeding)、道德(moral)與美學 (aesthetic)之間的相互聯結。二、「自我外在」的建構：合宜且得體的言行 舉止。三、我者與他者的交流：自我「內外合一」的個體藉由理想的相互 對話與他者共同形塑優雅的人際互動氛圍。身為輝格黨政治家的沙夫茨伯 里伯爵意欲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於「文雅」觀的基礎上以「斯文」
哲學重新聯結菁英個體的「內在道德」與「外在行為」，並重新建構「菁 英群體」內部的相互認同，試圖導正宮廷腐敗、宗教狂熱(enthusiasm)所
116 The Spectator, No. 9 (10 March 1711), Ⅰ, 39.
117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85.
118 The Spectator, No. 10 (12 March 1711), 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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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的政治與社會失序。119
儘管同樣身為輝格黨員的艾迪生和斯蒂爾繼承了這套「斯文」哲學，
但他們跳脫出沙夫茨伯里伯爵以「菁英群體」為主的規範框架，利用期刊 作為傳播媒介，在城市「中間階層」內以此「斯文」哲學重建整體社會秩 序。120於此，《閒談者》、《旁觀者》與《護衛者》成為學者所稱之為「改 良文化」(culture of improvement)的重要先驅，於文學和社會中提倡「斯 文」哲學。121他們認為「人性」(human nature)可以通過培訓而有所提昇或 改善，而「斯文」一詞不僅指涉社會的「菁英」群體，同時也意指一種達 到合宜言行規範的過程。122城市生活，特別是咖啡館裡的生活，將各色人 群匯聚在一起，透過相互的「仿傚」與「協調」，使粗野的行為舉止變得 細緻而有教養。
艾迪生和斯蒂爾的文章介紹並教導讀者如何在城市生活中實踐「斯 文」哲學：在某些文章中，他們嚴厲批判社會中各種不良風氣，譴責決鬥 行為(dueling)、放蕩不羈(libertinism)、粗俗話語、法式時尚的盲目追求、
對阿諛奉承的虛榮喜好、誇張造作的服飾等。而在某些文章中則大加讚揚
119 Lawrence E. Klein,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Mo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awrence E. Klein, “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 and the Process of Politenes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8:2 (1984-1985), 186-214. Lawrence E. Klein, “The Rise of ‘Politeness’ in England: 1660-1714”. Ph. D.
dis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3), 401-655. Lawrence E. Klein, “Coffeehouse Civility, 1660-1714: An Aspect of Post-Courtly Culture in England”,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59:1 (1997), 30-51.
120 Trence Bowers, ‘Universalizing Sociability: The Spectator, Civic Enfranchisement, and the Rule(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Donald J. Newman ed., The Spectator: Emerging Dis-courses (Newark, Del.: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c2005), 150-170.
121 Peter Borsay, “The Culture of Improvement” in Paul Langford e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15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9.
122 Lawrence E. Klein,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Mo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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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virtue)、名譽(honour)、溫厚良善(good nature)與實美(true beauty)等價 值的重要性。對此，塞繆爾．約翰森評判這些內容廣博的文章為「批判的 箴言(precept of criticism)、創新的妙語(sallies of invention)、生活的描述(description of life)、道德的訓誡(lectures of morality)」。123整體而言，艾迪生和斯蒂爾寫作 這些文章的主要動機在於，藉由提高讀者對品味(taste)的評判能力，培養 他們的「斯文」觀。124對此，艾迪生提出了一些「培養和提高品味」的方 法，例如「閱讀斯文作家的作品」及「和斯文的英才(Polite Genius)談話」即 為相當關鍵的兩種。125誠如約翰森所言，人們可以通過這兩種方法，培養 自己「判斷行為是否得體」的能力，並消除日常對話中的摩擦與衝突。126 於此，對艾迪生和斯蒂爾而言，當代的咖啡館即為實踐「斯文」談話模式 的最佳場所。
於18世紀之際，倫敦開始以歐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和咖啡館最為流行的 城市享譽整個歐洲。甚至與古羅馬相比，英格蘭人依然認為倫敦在規模、
於18世紀之際，倫敦開始以歐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和咖啡館最為流行的 城市享譽整個歐洲。甚至與古羅馬相比，英格蘭人依然認為倫敦在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