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英格蘭咖啡館的禮儀文化
第一節、 咖啡館禮儀文化的萌芽：洛塔咖啡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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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發展過程。筆者首先於第一部份描述，以「菁英群體」為主體所組 織的「洛塔咖啡俱樂部」將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禮儀文化」帶進了咖啡館，
並為之後的咖啡館文化奠定了一個理想的社交模式基礎。於第二部份，基 於倫敦咖啡館文化所強調的「平等」、「包容」與「多元」等特性，「菁英 群體」和一般群眾之間的互動關係即成為重要課題。而於第三部份，我們 則將看到，18世紀初期的《閒談者》與《旁觀者》期刊不僅扮演了近代早 期英格蘭咖啡館「禮儀文化」發展「承先啟後」的角色，亦確立咖啡館為 一理性、平和、優雅且愉悅的談論處所
第一節、 咖啡館禮儀文化的萌芽：洛塔咖啡俱樂部
1659年的英格蘭時值政局動盪之際，各式政論短文、嘲諷詩、隨筆散 文、諷刺文章層出不窮，無一不在為「護國公」(Lord Protector)奧利佛．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死後的英格蘭找尋出路。而當各種 關於國家政治體系的論辯逐漸席捲倫敦之時，咖啡館亦承此波瀾，逐漸成 為政客聚集並談論政治局勢發展的重要處所，其中，由政治理論學者詹姆 士．哈靈頓(James Harrington, 1611-1677)於麥爾斯咖啡館(Miles’s Coffee-house)所組成的「洛塔咖啡俱樂部」(Rota Coffeehouse Club)即成為一當代 著名的政治俱樂部。5
哈靈頓出身士紳家族，在牛津大學接受教育，曾於1630年代廣泛遊歷 歐洲大陸，並於1647年被任命為查理一世(Charles I, r. 1625-1649)的貼身侍 衛，直到1649年1月國王被處決前夕才離去。原本默默無聞的哈靈頓，在 其著作《大洋國》(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1656)出版後聲名漸響。《大 洋國》的主旨在於論述一種理想的共和政府理論：大洋國是由人民，而非 由國王或唯一立法者所治理，但只能有一小部份菁英（根據財產決定）能
5 Peter Clark, British Clubs and Societies 1580-1800: The Origins of an Associational World, 51. 此處之「政治俱樂部」意指以談論「政治議題」為主的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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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參與政府運作。6為了推廣其政治理念，哈靈頓與其追隨者亨利．內維 爾(Henry Neville, 1620-1694)發現他們平時駐足的咖啡館，相對於啤酒屋 裡醉醺醺的放蕩情狀，更適合討論與交換政治意見，於是決定將咖啡館建 立為他們的政治宣傳中心，奧博雷對此曾回憶道，「那篇天才橫溢的文章
（《大洋國》），以及他（哈靈頓）和內維爾每日於咖啡館裡充滿智慧的演說
和諄諄教誨，改變了許多人的政治信仰」。7
1659年10月，哈靈頓選定麥爾斯咖啡館為其據點，並在此成立了一個 以洛塔(Rota)為名的俱樂部，以便討論他的共和政府理念。8麥爾斯咖啡館 位於西敏宮(Westminster Hall)以北的新宮場(New Palace Yard)，此處和議 會、政府的所在地白廳(Whitehall)相距不遠，且長久以來一直是國家、政 府舉行重要活動和慶祝公共節日的地點。新宮場賦予麥爾斯咖啡館濃厚的 政治味，而哈靈頓選擇在此落腳似乎也隱約暗示其渴望於倫敦政治圈中一 展抱負。
「洛塔咖啡俱樂部」成立的首要目標在於提供哈靈頓與其追隨者一個 能夠暢談政治議題的空間，而根據奧博雷的描述，在俱樂部裡「有著我所 聽過或期待聽到，最具創造性、最機智，且充滿激情的論述」。9整體而言，
「洛塔咖啡俱樂部」不僅存在成員之間所必須遵守的言論規範，同時也有 自身的成員篩選機制。一反1650年代失序、紊亂的政治議論方式，10哈靈
6 David Smith, ‘The Struggle for New Constitu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Forms,’ in John Mor-rill, ed., Revolution and Restoration: England in the 1650s (London: Collins and Brown, 1992), 15-24.
7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128.
8 洛塔俱樂部的名稱來自哈靈頓的著作《洛塔：自由國家或平等共和國的模式》，參見：
James Harrington, The Rota, or, A Model of a Free-State or equall Common-wealth: once purposed and debated in brief, and to be again more at large proposed to, and debated by a free and open Society of ingenious Gentlemen (London: John Starkey, 1660).
9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128.
10 此處意指伴隨各式政論短文、嘲諷詩、隨筆散文、諷刺文章出版與傳閱所導致的論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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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提出了一種高度規範的討論形式：俱樂部成員每天晚上都要在麥爾斯咖 啡館聚會，就哈靈頓的共和國憲法的某項條款進行討論。如果有人無法出 席或是不願口頭申論，亦可「以書面形式……提交對於討論條款的疑問或 是反對意見」。11俱樂部會議不僅指派主持人掌控議論的進程，12同時發表 的評議也僅能就口頭或是書面的意見展開。而在討論結束之後，無論過程 如何激烈，所有人都同意將會議的最終結論交由「投票箱」(ballot)來決定。
13曾有一保王派傾向的諷刺文章對此評論道：洛塔咖啡俱樂部習慣將「所 有事情都製造出分歧，無論是多麼平常或瑣碎之事，都要互相爭論不休，
頂著腦袋（就像公羊相抗）直到雙方氣力耗盡，然後取決於木製的神諭
(Oracle)器具——投票箱(the Box)」。14但就之後的歷史發展來看，俱樂部的決
議顯然不具任何影響力，查理二世(Charles II, r. 1660-1685)仍於1660年復 辟。
隨著「洛塔咖啡俱樂部」逐漸打出名號，越來越多人，無論是否贊同 哈靈頓的共和國理想，都來到麥爾斯咖啡館參與或聆聽討論。儘管俱樂部 的形式已不再是哈靈頓的私人討論圈，但關於參與者的資格卻仍有一定的 限制，而非俱樂部自稱的「對所有到訪者均是自由(free)且開放(open)的學院
(academy)」。15皮普斯於1660年1月9日的日記中提到，當天下午他與新聞工
作者亨利．穆迪曼(Henry Muddiman, 1629-1692)來到麥爾斯咖啡館，並且
「付了18便士進入俱樂部」。16此描述不僅意味著要成為「洛塔咖啡俱樂部」
一員，必須繳交相當於1.5先令的費用之外，同時也隱含了某種「排斥性」。
亂象。
11 James Harringto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 ed. J. G. A. Poco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814.
12 通常由著名詩人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的學生西拉克．斯金納(Cyriac Skinner)擔任會議主持人，參見：John Aubrey, Brief Lives, 128.
13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128.
14 Anon., The Censure of the Rota Upon Mr Miltons Book (London: Paul Giddy, Printer to the Rota, at the sign of the Windmill in Turne-Againe Lane, 1660), 3
15 James Harringto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 814.
16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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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針對政治議題所進行的規範性討論，還是索費不低的入場費，「洛 塔咖啡俱樂部」自始至終都是一有錢且有閒的「知識菁英」所聚集的處所，
因為「很少人能夠負擔這麼多時間來進行永無止境的談話」。17
居住於西敏寺不遠處的皮普斯，於付費成為俱樂部成員後的隔日，又 來到麥爾斯咖啡館，在這裡他遇到「一群非同凡響的紳士：如哈靈頓先生、
包 特 尼主 席(William Poultny)、 戈 德(Nicholas Gold)、 佩 第博 士(William Petty,
1623-1687)等人；於此令人讚賞的演說直至晚上9點才結束」。18除了俱樂部
領導人哈靈頓外，其餘人士亦各有來頭：威廉．包特尼與尼古拉．戈德均 是著名富商，而威廉．佩第則是當代著名的數學家。另外，根據奧博雷的 記述，「洛塔咖啡俱樂部」的成員亦包括著名詩人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的學生西拉克．斯金納(Cyriack Skinner)、約翰．潘魯德多克伯 爵(Sir John Penruddock)、新聞工作者約翰．伯肯海德(John Birkenhead, 1616-1679)、約翰．威爾曼將軍(Sir John Wildman, 1621-1693)等當代著名 人士。19
1660年，28歲的皮普斯還只是位政府機構裡的低級雇員，為了使仕途 更上一層樓，「洛塔咖啡俱樂部」即成為他結識知名人士、建構事業人脈 的重要處所。汲汲營營的皮普斯於1660年1月14日的晚上又現身於麥爾斯 咖啡館，在這裡他「聽到了一場絕妙的辯論」，論題為「反對哈靈頓先生 關於財富不均乃政府立足之基點」。20意猶未盡的皮普斯於1月17日又「去 了咖啡俱樂部」，並「聆聽了一場精彩的演講」。21對於像皮普斯這樣熱衷 追逐名利的人而言，「洛塔咖啡俱樂部」不僅是讓他尋覓貴人提攜的處所，
17 Michael Hunter, Science and Society in Restoratio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77.
18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5.
19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128.
20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6.
21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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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是讓他學習如何像個重要人物般談論與對話的學院。誠如哈靈頓所 言，「洛塔咖啡俱樂部」這座學院「是由良好的教養 (good breeding)和文雅 的對話(civil conversation)之規則所主導」，22成員之間以「文雅的」(civil)態度 互相論辯並保持應有的風度。而「文雅的」態度源於「文雅」觀(concept of civility)，此概念不僅為俱樂部成員所遵從，同時也是近代早期英格蘭貴 族紳士「禮儀文化」的重要內涵。
「文雅」觀的形成異於中古時期的「宮廷禮儀」(courtesy)，乃源自古 代的城邦政治(city-state)與市民組織等政治概念，具有濃厚的政治意味。
但在16世紀義大利作家瓜索(Stefano Guasso, 1530-1593)其《文雅的對話》
(The Civile Conversation, 1580)一書的影響之下，23「文雅」觀除了原有的 政治性質之外，亦開始含括「社交性」(sociability)。瓜索的著作以對話的 形式寫成，提倡一種積極入世及與各色人群相交的生活態度。瓜索認為與 人和諧相處、相互提攜的能力與態度，遠比離群索居、獨善其身的生活方 式，更能使人臻於完善(perfection)。根據上述，瓜索於「文雅」觀原有的 政治意涵之外創造了一個「社會世界」(a sense of social world)，其不僅不 同於「市民責任政治世界」(world of civic responsibility)，且遠比個人「家 宅」（household）世界要大。24除此之外，瓜索亦將「文雅」觀的政治性 質「個體化」(personalization)，用以討論各種個人行為的模式與態度：於 瓜索的「社會世界」裡，每一個理想的個體都應培養良好的公共美德(social virtues)，並透過合宜的服飾穿著、得體的行為舉止和優雅的談論對話，與 不同階層的人士交流。
22 James Harringto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 814.
23 Stefano Guazzo, The Civile Conversation of M. Steeven Guazzo, trans. George Pettie and Bartholomew Young (London, 1586). 根據學者安娜．布萊森的說法，由於英格蘭於16 至17世紀並無自身的禮儀書作為建構依據，於是此時期的「禮儀文化」深受法國、義 大利等國禮儀書的影響，參見：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75-81.
24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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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瓜索的「文雅」觀所衍生的「社會世界」和政治行為的「社交化」
與「個體化」之所以能為16、17世紀英格蘭貴族統治群體所接受與援用，
關鍵在於其符合當代的主流政治論述，即「身體」(human body)與「政體」
(political body)之間的相互指涉關係：「共同體」(the commonwealth)的管理 與家庭、個人的管理一脈相通，國家的完善與個體的完善緊密相連。25在 此政治論述之下，「文雅」觀的培養和統治權力相輔相成：「文雅」行為不 僅是貴族統治群體所共同遵從的「社交行為」，同時也是「政治行為」。26 自16世紀晚期以來，集宮廷的政治權力與城市的商業利益為一體的倫 敦吸引了眾多貴族士紳到來，而倫敦西區(West End)也逐漸發展成為貴族
(political body)之間的相互指涉關係：「共同體」(the commonwealth)的管理 與家庭、個人的管理一脈相通，國家的完善與個體的完善緊密相連。25在 此政治論述之下，「文雅」觀的培養和統治權力相輔相成：「文雅」行為不 僅是貴族統治群體所共同遵從的「社交行為」，同時也是「政治行為」。26 自16世紀晚期以來，集宮廷的政治權力與城市的商業利益為一體的倫 敦吸引了眾多貴族士紳到來，而倫敦西區(West End)也逐漸發展成為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