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對中國書籍文化的認識

耶穌會士進入中國，長期待在傳教區，異於以往遊記作者來去匆匆，驚鴻一瞥。由 於會士看得懂中文，不需仰賴翻譯中介，使得利瑪竇等人得以進入中國文人階級，進而對 於中國書籍文化有深入的觀察，藉由閱讀理解中國文化，甚至從中截取資源。利瑪竇自信 地將自己的作品區別於過去的遊記，便是基於這樣的原因：

我也知道這樣的事情在歐洲已經有了許多的書籍出版，我的想法是，對於那些沒有 來過中國的人，與其問那些沒有知識只以口傳而得知識的人，倒不如問我們比較理 想。我想不會有人有異議。因為我們已在這個王國居住了三十年，我們也遊歷過中 國最美麗的地方，也不斷與南北兩京裡的高官和文人交往，講他們的語言，也學習 了他們的風俗和禮儀，更重要的是不分晝夜，在我們身邊都有他們的書籍。⁶⁷ 耶穌會士東來之前，探險家的遊記中早有描繪中國的風土民情，文中也幾乎都會特 闢一章介紹中國的語言文字。象形化的中文字，對西方人是召喚起古老埃及文字的記憶，

其書寫方式，則是類似希伯來文，和現行西方拼音文字大不相同。中國字第一次在歐洲印 刷出版是在 1570 年耶穌會士在科英布拉所出版的書信集之中。⁶⁸以十六、十七世紀的暢銷 遊記，西班牙人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一書中，描述西方人眼中中國字的特性並與西 方的文字和印刷技術相比較：

你將發現這個國家既能寫又能讀的人很少，而且他們沒有跟我們一樣的字母，只有 用圖形書寫，同時他們要長時間，很困難地學會它，因為幾乎每個詞都有一個字。

66 李瑞良編，《中國出版編年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上冊，頁600。

67 リッチ，《中囯キリスト教布教史》，第1冊，卷1，1章，頁5。

68 西班牙教士Bernardino de Escalante的Discurso da Navegação(1577)一書中，出現了中國字，Loureiro在註解中 因而提及此書是歐洲書籍中第二次出現中國字，第一次則是1570年耶穌會士的書信集，見Loureiro編，《十 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頁111。

他們只用一個字表示天，他們叫做穹，寫作穹；國王，他們叫做皇帝，寫作皇，繼 之如地、海及其他詞莫不如此。他們一共有六千多彼此不同的字，但他們寫得很快 捷（在菲律賓，很多在那裡和每天到那裡去的中國人常常看見）；它是一種書面比 口語更容易理解的語言（如希伯來語），因為每個不同的字表示的含義肯定不同，

這在口語中不那麼容易區別。他們書寫的順序和我們的截然不同，因為他們是從上 往下寫，但很整齊；他們同樣從右邊開始朝左邊寫，跟我們的相反。他們的印刷保 持同樣的順序……該國人們說著各不同相同的語言，可是總的說他們通過文字相互 理解，用口語則不成。⁶⁹

中西洋字的區別，李之藻曾形容中國字是「以六書為體，有形而後有聲」，西洋字則 是「以二十三字母為用，有聲而後有形」。⁷⁰因此學習中文，對於會士而言，並不同於歐洲 語文，顯然是另一套語言系統。利瑪竇在記錄中就描述中國字不只一音多字，也是一字多 音，如果要能寫好文章，得掌握七、八萬個字，就連平常使用的文字就有一萬多個。⁷¹利 瑪竇認為中國人從小到老都需要不斷的學習中文字。但是中國字的難學，反倒增強中國人 的心智，而中國字的簡潔，也使得意思的表達更為清楚：

中國字對於這個國家學術的開花結果，沒有不妨礙的道理，然而或許正因為這樣的 情況，卻增強了他們的心，使他們不會動不動就容易流於安逸，而守著人類的墮落 的本性。同時，這個國家的人們若想要寫優美的文章，他們幾乎用簡單的幾句，甚 至用幾個音節就能表達，對比之下，我們的文章，很容易就顯得冗長。⁷²

文字是一種抒發情感的方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形諸文字，不僅可以穿越空間距 離，還能突破時間，達到上友古人，或是以俟後世聖人君子，這是書籍普世存在的功能。

利瑪竇也提到同樣的觀念：

69 本段中文譯文採用門多薩著，何高濟譯，《中華大帝國史》，頁111-112。

70 李之藻，〈代疑篇序〉，收入《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箋注》，頁186。李之藻的描述是目前最早的中西文字 比較的記錄。其後清人所編的《澳門紀略》一書中描述「（西）字以二十三母互配而成。凡萬國語言，風 雨鳥獸之聲，皆可隨音成字。其書右行，與梵書同，鄭樵所謂『梵以口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以目傳，

故華有無窮之字』者也。」〔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據嘉慶5年 重刊本影印），頁266。

71 關於中國字實有多少數目，西人遊記記載各異。少至六千，多至七、八萬。究竟對外國人而言，學習中文 字的難易程度，說法也不一。見張國剛等著，《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1），第五章〈超越通天塔－耶穌會士的傳教策略與西方對中文的研究〉，頁227-379。

72 リッチ，《中囯キリスト教布教史》，第1冊，卷1，5章，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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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無文，何任其憤排，何堪其闇汶乎？百步之遠，聲不相聞，而寓書以通，即兩人 者睽居幾萬里之外，且相問答談論如對坐焉；百世之後人未生，吾未能知其何人，

而以此文也令萬世之後可達己意，如同世而在百世之前。⁷³

中國各地方言的歧異性，使得文字成為中國內部溝通的方式。透過書籍作為載體，

使得閱讀不必像言語談話一樣，具有時效性，或是要到特定空間才能聆聽。擺在案頭，閒 睱之餘也可以閱讀。書籍也是全中國識字人的公領域，所謂「書籍，天下之公器也」，⁷⁴書 籍不僅用以表達個人意見，進而更可透過著書形塑輿論，對社會發聲。若是古籍、善本或 是秘籍，更是需要藉由刊刻來普及。明代刊刻事業的發達，使得知識普及成為可能，刻序 中更是可見到「願與天下士大夫共之」的字眼。⁷⁵

中國受到科舉進士的影響，識字成為晉身仕途的基礎要件，雖然到明清之後，識字 率的普遍增加，但這並不意味識字成為民眾追求改變職業和身份的主要目的。事實上，識 字已是一種生活便利的考量，因為文字在生活週遭的出現日趨頻繁，從教民榜文、契約文 書到商店對聯的使用。各種的日用類書，像是萬寶全書系列、日用雜字書，到各種職業專 門用書，如農業、商業用書出現，也顯示因著配合日常生活需要，遠離科舉應試之用的閱 讀能力已漸漸的興起。⁷⁶此種現象對於耶穌會士的書籍傳教，提供一定的助力。以下將分 析利瑪竇對於中國書籍文化觀察，一窺他著書動機的考量。

中國書籍的組成與外觀

以往的遊記作者，對於中國刻版印刷描述並未有太多著墨，泰半是因為他們未能親 眼目睹，直到利瑪竇才對於中國的木板印刷和雕刻方式進行細膩的觀察和紀錄：

印刷術可上溯到五百年前，比我們的印刷來得早且完全的不同。雖然他們的文字相 當多，想要使用我們的方法會很困難，但現在他們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活用了我們組 合文字的方法。一般所使用的方法，是用平滑無節的梨木、蘋果木，或棗樹木板，

把要刻的字或畫反面貼上，之後描線。接著，巧妙地撕下紙，版本上除了文字和圖 像的部分，其他的都無殘留。之後用刀刃把文字內側和外側雕深，使得文字和圖像

73 利瑪竇，〈述文贈幼博程子〉，《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頁268。

74 〔明〕萬士和，〈分諸子書目〉，收入於黃宗羲編，《明文海》（北京市：中華書局，1987），第5冊，卷479，

頁5158。周啟榮認為從晚明開始，「公」是藉由印刷出版而形成，是由識字的文人所共享的公共領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16.

75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2，〈翻刻有例禁始於宋人〉，頁102。

76 吳蕙芳，《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市：臺灣學生，2007），頁199。

的線條成為惟一凸出的部份。之後在版木上鋪上紙，想印多少張就印多少。這種辦 法為中國字相當容易，因為中國字比我們的字大，我們的文字用這種辦法就不容易 刻了。⁷⁷

在利瑪竇的眼中，相較於其他傳教區需要靠自己在當地開設印刷所，中國在耶穌會 士到來之前，就已經擁有便利的印刷環境。因此傳教士可以利用中國現成的環境，從事印 刷出版。利瑪竇觀察發現，中國雖然是採取木板印刷，但是刻工所花的時間上並不遜於西 方的排版工人。又加上木版是可以長久存放，因需要而不斷地加印，錯字也能馬上修正，

壞掉的殘版也能修復，⁷⁸甚至可以賣了抵債。⁷⁹清朝禁教時期，官方查緝天主教時，從其 搜查清單中，我們發現其中不少傳教士著作的書版仍被保留著，使得傳教士或是教徒可以 不斷加印，造成無法完全查禁的情況。⁸⁰除了刊刻外，手抄也是中國人傳播書籍的方式，

不單只是因為無經費，而是有些書籍，例如醫書或是秘方，牽涉到特殊的利益，因此「也 有印刷出版的，但以手抄本特別重視。」⁸¹

書序在歐洲和中國都非新鮮事，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因為馮應京（1555-1606）的 序，備受眾人重視。⁸²李之藻在〈坤輿萬國全圖序〉，對利瑪竇人品，以及所帶來的地圖知 識對於中國學問增補，備為推崇，也因此對書籍的傳布有所裨益。也因為中國人對於題序 的看重，一旦原先題序者要求撤序、撤名，就表示他對傳教士的態度產生一百八十度的轉 變。如先前和會士關係良好的嶺西道尹王泮（1539-？，1574 進士），因為他的家人認為耶

書序在歐洲和中國都非新鮮事，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因為馮應京（1555-1606）的 序，備受眾人重視。⁸²李之藻在〈坤輿萬國全圖序〉，對利瑪竇人品，以及所帶來的地圖知 識對於中國學問增補，備為推崇，也因此對書籍的傳布有所裨益。也因為中國人對於題序 的看重，一旦原先題序者要求撤序、撤名，就表示他對傳教士的態度產生一百八十度的轉 變。如先前和會士關係良好的嶺西道尹王泮（1539-？，1574 進士），因為他的家人認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