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介紹與問題的提出
第一節 研究背景介紹與問題的提出
環顧現今主要宗教，閱讀都是信徒在宗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從宗教經典到延 伸而出的解經、祈禱和靈修等各種讀物。除了閱讀書籍，聆聽講道和觀看圖像也是宗教生 活的重要部份。法國書籍史學者 Henri-Jean Martin 認為拼音文字系統的出現，將文字和語 言產生連結，這種以拼音為主的書寫系統，一方面使得文字的使用普及，二方面也使得像 是基督宗教這類以經典為中心宗教的興盛，連帶產生像是教導、閱讀等的宗教習慣，因為 這類宗教主張可以透過文字（the written word）來認識上帝的道（the Word）。1然而在書寫 工具未能普及，且識字率不高的前提，口語依然具有主導性，文字的使用通常是用以固定 教義，堅固信仰，而不是用以記錄分歧。因此在基督宗教擴張中，透過文字的使用，使得 基督宗教信仰能保持一定的一統性。2
印刷術發明之後，不僅使得文字的拼法趨於統一，隨著書籍價格降低和書籍數量的 增多，使得一般人接觸與閱讀書籍的機會大幅地提高，也產生思想和文化生活的轉型。對 傳統思想史研究者而言，他們所看重的是作者在書中所闡釋的內容，不同文本論述的異同 處，是思想轉換的跡象。然而書籍史學家則提醒我們，沒有文本是可以獨立於支持它被閱 讀的物質特性之外，任何一種閱讀的理解都需仰賴物質形式，從書寫者的寫作策略，經由 編輯群的增刪，印刷工人的排版輸出，到讀者的閱讀，書籍生成過程裡的任何人對文本是 擁有詮釋的空間。因此書籍史學家提醒我們去恢復文本本身、傳達文本的物件、和閱讀行 為三者的互動關係，而不只是單單聚焦在文本的內容。3
印刷術的興起和宗教改革，在時間上相隔不遠，兩者的關係，在過去的研究中很早 就被提出。早期研究者不斷地引用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意見，複誦著宗教 改革是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 約 1397-1468）之子的說法。的確，在宗教改革發生地 的日耳曼地區，小冊子（pamphlets）4、海報（broadsheets）等各種印刷品的流傳，使得資
1 Henri-Jean Martin, The History and Power of Writing, trans. Lydia G. Cochran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33.
2 Martin, The History and Power of Writing, 109-110.
3 Roger Chartier, “Texts, Printing, Readings,” 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ssays, ed. Lynn Hunt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61.
4 這種小冊子在形式上以四開本最為常見，篇幅約略八頁，印刷成本盡量壓低，透過大量散發，用以影響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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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得以快速傳播，在十六世紀的新教地區扮演重要的角色。但閱讀並不是當時人們唯一的 溝通方式，口語不僅和閱讀並存，聆聽也是一種獲得訊息的方式。此外，書籍和海報上也 附有插圖，即使不識字的民眾也可以透過觀看圖像來了解教義。5天主教也同樣身處在印 刷術的浪潮當中。6以文類來看，雖然在小冊子的競爭中，天主教反應較慢，但在傳統的 儀典書和祈禱書，天主教一直延續著十五世紀來的出版傳統。7在面對印刷術的出現，天 主教透過禁書目錄的頒定，在禁止異端書籍流通的努力，確實是多於出版有吸引力的正統 書籍。8路德在宗教改革後期也對閱讀書籍設立門檻，他認為並非全體信徒都適合閱讀聖 經，也利用要理問答（catechism）作為教導信徒的材料。路德認為要理問答乃是搭配口語 而使用，用以幫助信徒記憶核心要理，並非讓信徒從中讀出新訊息。9新教同樣透過像是 正確閱讀習慣的推動，去控制神學思想，進行思想上的限制。10在這段時期，不論是天主 教或是新教，他們都試圖使信徒成為讀者，希求透過在指導手冊（instructional manuals）、
論，並非如同傳統書籍是以傳遞知識、提供娛樂或是教育讀者為目的。Hans J. Hillerbran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v. “pamphlets,” 201-203.
5 Robert Scribner在本書中運用Marshall McLuhan的「媒體的混合化」（hybridisation of media）的概念來說明 宗教改革時期的溝通模式，並非只是口語和印刷兩種截然畫分的方式，見Robert W. Scribner, For the Sake of Simple Folk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3.
6 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以聖經的研究為例，指出在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中，因為受 到新教重視聖經的刺激，天特會議重視了聖經的重要性，不僅表現在「聖經是否是正經」及「拉丁文譯本 的可靠性」的討論中，還可見之於該會議所頒布有關聖經在教育、培育及宣講方面的法令。關於聖經的方 言翻譯，該會議仍保持中立，未作規定或加以禁止。這些選擇的自由，導致十六世紀末出現大量聖經方面 的出版品。像是《革利免通俗拉丁文本》（Sixto-clementine Vulgate, 1592）、《羅馬日課：每日祈禱書》（Roman Breviary, 1568）、《羅馬彌撒書》（Roman Missal, 1570）、《要理問答手冊》（Catechisms）、《安特衛 普多種語文對照本聖經》（Antwerp Polyglot）、以及《聖經》的多種註釋書。見鐘鳴旦，〈聖經在十七世 紀的中國〉，收入於伊愛蓮（Irene Eber）等著，蔡錦圖編譯，《聖經與近代中國》（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3），頁18-20。
7 在天主教會所使用的書籍，除了聖經和其註釋外，大致可分為儀典書（liturgical books）、祈禱書（prayer-books）
和要理問答。儀典書的內容是公開禮拜儀式中所需使用到的文獻或進行程序，是儀式進行的依據，也可以 稱為service book。相對而言，祈禱書是私人在個人靈修和禱告中的用書。要理問答則是對基本教義採取問 答形式的介紹，在初期教會時代即有，但這個詞彙的出現是在十六世紀時路德用以介紹他的作品。見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s.v. “liturgical books,” “prayer-books,” “catechism.”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index.html (2009/06/06 accessed)
8 Jean-Francois Gilmont, conclusion to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Book, ed. Jean-Francois Gilmont, trans. Karin Maag (Aldershot: Ashgate, 1998), 487-488.
9 Jean-Francois Gilmont, “Protestant Reformations and Reading,” in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ed.
Guglielmo Cacallo and Roger Chartier (Oxford: Polity Press, 1999), 227.
10 Gilmont, “Protestant Reformations and Reading,” 222.
祈禱書和儀典書出版的努力，來推動宗教上的改革。11我們也注意到書籍在宗教儀式中具 有驅邪的功用，並不需要經過信徒閱讀，而是因為本身內容承載著神的話語，具有神聖性，
而達到醫病趕鬼的效果。12
在新舊教紛爭時期，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成立於 1540 年，John O’Malley 認為 其成立初期的目的並非是為了對抗新教或是對天主教內部進行改革，他從 1534 年羅耀拉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等人的誓詞中發現，當時這些人的眼光是放在耶路撒冷，
並非是威騰堡（Wittenberg）。新成立的耶穌會，在中古修會的安貧、守貞、服從三願之上，
又加上了第四願，也就是服從教宗關於傳教事業的決定（special obedience to the sovereign pontiff regarding missions）。這個新的第四願是具有行動性的誓詞，相較於中古修道院內的 修士，耶穌會士的使命在於出發到世界各地去幫助靈魂。13耶穌會在人數上成長相當迅速，
到羅耀拉過世那年，成員已達千名，教省（province）也有 12 個。14加上會士在教育上的 投入和擔任王室成員告解神父的職位，使得他們的影響力日增。
一開始有些耶穌會士認為著書出版和其修會宗旨不合，認為會違反其簡約、樸實和 慈善工作，而使得他們分心。羅耀拉在《會憲》（Constitutions）中對於會士著書也只是輕 描淡寫，並未特別強調。直到 1554 年，羅耀拉才在信件中透露他對於對抗異端的作品，
和幫助傳教事業進行（“aid Jesuits in their ministry”）等這兩種著作文類的關心與支持。1573 年會士 Jerome Nadal（1507-1580）更清楚地表示著書可以引導人的靈魂走向良善和虔誠。
15耶穌會因著成立學校，也需要教科書作為教學的輔助，在傳教士和教育者的雙重身份下，
使得耶穌會開始在出版工作上活躍。夏伯嘉以兩件在 1574 年和 1592 年的法蘭克福書展的 圖書目錄為例，他發現耶穌會在天主教的出版事業中已是最主要的作者和出版者。16 在 1773 年遭解散前，耶穌會士共出版了超過三萬件作品，神學作品佔了三分之一強，但 有三分之二是非宗教類作品，是關於法學、藝術、科學、歷史、地理作品。17
11 Guglielmo Cacallo and Roger Chartier, introduction to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31.Dominique Julia在此 書的另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天主教改革時期，他們在教育上的努力，也使得教區教士成為飽學之士，見該書 Dominique Julia, “Reading an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252.
12 Julia, “Reading an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268.
13 John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98-299.
14 John W. O’Malley,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A Companion to the Reformation World, ed. Ronnie Po-chia Hsia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224.
15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114-115.
16 Ronnie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8-182.
17 現今學者研究耶穌會士的書籍習慣性以現代學科的分類方式來討論，但若僅從現今學科範圍的界定來理解 過去，會有模糊不確定的空間。十六世紀耶穌會的教育系統，主張透過數學來掌握天文學，理解天文學的 奧秘，才能理解上帝的作為。學科之間存在階級關係，但都是以服務神學為主要目的。所以天文學或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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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期也是歐洲海外擴張的重要階段，除了貿易的需要外，也有宗教上的考 量。1535 年嘉都西會（Carthusian Order）的修士 Dionysius of Cologne 首先將海外的傳教 事業納入歐洲的宗教爭執中，他認為上帝要在異地興起其他的亞伯拉罕後裔。18耶穌會士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的保教權的責任下，隨著貿易船隻出海傳教。耶穌會士在異地牧養 靈魂，除了學習當地語言傳教外，使用當地文字著書也是傳教方式之一。因此會士也帶著 歐洲的印刷技術前往海外。在宗教書籍撰寫和編譯上，會士們在面對異文化和語言的衝擊 下，是否有針對區域特性而產生調整？還是原先的歐洲經驗就足以處理異地的情況？
會士在著書前，自然會遭遇到翻譯的問題，這不只發生在海外，也是歐洲內部的問 題。宗教改革時期，歐洲內部面臨了地方方言的興起，方言能否取代拉丁文，而又保持原 有的神聖性，產生不少爭辯。路德認為要使原希伯來作者改說德語是件困難的事，就像夜 鶯失去甜美的歌聲，而變成烏鴉哀啼。19而在海外傳教，自然也面臨到跨文化的語言翻譯，
能否找到適切對應的詞彙，便是影響傳教成果的重要問題，特別是異文化中原先就缺乏相
能否找到適切對應的詞彙，便是影響傳教成果的重要問題，特別是異文化中原先就缺乏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