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架構

著述不能無所本，不論是挑戰前人說法，另闢蹊徑，或是繼往開來，從閱讀到寫作，

書籍經常出現在作者的身旁。利瑪竇在中國的著作，從書內作者的自序，可見其多半有歐 洲的底本，透過翻譯、改寫，轉以中文的形態出現在中國讀者面前。因此在討論利瑪竇著 書之前，他當時所能接觸並閱讀到的西方書籍，以及同時期在歐洲流行的版本，並歐洲當 時的閱讀方式和風氣，都是進入書籍文化前，不能被忽略的問題。

本篇論文在第二章便企圖勾勒出大航海時代書籍的流動。此部分並非具體考證有那

論文，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2004。

126 相關文章可參見陳垣，〈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收入在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北京：中 華書局，1980），頁192-226。方豪，〈明末清初旅華西人與士大夫之晉接〉，頁255-272。黃一農則討論了 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在科舉網路中的門生、座師和同年對於西學西教的態度，見黃一農，〈天主教徒孫 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96，臺北），第67本第4分，第六 部份「奉教人士的人際網絡與西學西教的開展」，頁946-955。黃一農，〈「泰西儒士」與中國士大夫的對 話〉，收入氏著，《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頁65-130。

127 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286-316。

128《書目叢編、續編、三編、四編、五編》（臺北：廣文，1967-1972）。嚴靈峰主編，《書目類編》（臺北：

成文書局，1978）。馮惠民、李萬健等選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

《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明清書目 題跋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中國書店編，《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國書店，2008）。

129 如文史哲出版社編，《叢書子目類編》（臺北市：文史哲，1986）。

130 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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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書隨船出海，而是期望透過書面記錄，觀察傳教士在海外探險的旅程中，書籍扮演什麼 角色？何以需要攜帶書籍出海？當船航行離開歐洲進入其他地區時，在不同族群人的眼 中，書籍是否因著文化不同產生何種意義？在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眼中，中國相較其他地 方是屬於較有文化的地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存在許多書籍。書籍的有無成為文 化高低的評估因素。傳教士帶來的西洋書不只在中國人眼前發酵，也連帶引起市井小民的 好奇心，對於傳教工作確實存有正面的效益。藉由爬梳西方人的遊記和書信中描述，交叉 比對中國文集裡的記述，以呈現中國人眼裡西書的模樣。中國書也同樣流入歐洲，其效果 也類似西書在中國產生的迴響，對兩地讀者而言，都是看不懂的文字，在翻譯之前，書籍 的視覺性將遠大於內容的影響力。其次，在進入寫作之前，相對於當時來去匆匆的外國探 險家和商人，利瑪竇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深耕二十餘年，讀書習字，對於中國經典書籍有一 定的認識，因而能以西儒的名號，打入中國文人交遊圈。利瑪竇對於中國人在書裡會寫什 麼，會出版那些著作，中國地區的書籍文化是什麼？在他投入著書之前，即已了然於心。

趨吉避凶，投其所好，也是著書的考量之一。

第三章則是環繞利瑪竇的中文著作展開。首先，利瑪竇在面對有廣大出版品的中國，

他該如何建構自己的身份，並說服讀者中國需要外國傳教士著書立說。在自序中，利瑪竇 建構自己的形像，敘述自己著書的合理性，以及其不得不言的壓力，並對於他的作品該如 何被閱讀和使用，提供定義、解釋和閱讀上的指引。其次，書籍中的他序也呈現了中國讀 者閱後的心得，他序也是行銷此書的關鍵性。從作者著書完成，到他序作者的推薦，經由 刊印，一本書就可以宣告完成，書籍從此流通於讀者之間。讀者閱讀之後，選擇接受信仰，

亦或選擇敵對的立場，與傳教士進行書辯，一本小書撩撥起中西思想上的論爭。在討論讀 者反應時，筆者將不僅使用利瑪竇書籍前後序跋，也同時參照傳教士西文著述中所記錄的 中國讀者意見，以期呈現中國讀者，特別是那些信徒在閱讀之後的下一步行動，不單只是 入教，進而刊書、刻書，在書籍傳教上竭盡己力。也對比反教人士不遺餘力地出版反教書 籍，作為回應。第三，利瑪竇的著書並非單獨存在，當書籍進入藏書樓或是官方藝文志，

成為一筆筆書籍條目時，書籍內的知識和原有的中國學問，他們的關係是承先啟後，還是 互不相屬，從圖書的群聚與否，可作為學術思想變化的證據。僅管不同的編目者都有個自 理解的脈絡，但藉由分類類目，觀察傳教士著書被藏書家歸入那些類別，來尋找這批書籍 在中國書籍內部的定位。書籍中西方天主信仰，以及泰西學術架構和階層，中國編目者是 如何評價並融入自己的編目體系，進而固定書籍的知識位階，此一部分的討論將是書籍從 成書到藏書整個旅程的終點。

利瑪竇的中文著述成為晚明耶穌會士著作的發端，開啟了之後來華會士投身筆墨之 間的可能性。相較於同時期耶穌會士在其他地區的傳教經驗，中國一地的特殊性也不難浮

現。最後，這批泰西傳教士在明清之際的著述中，能否能成為明清書籍的特殊類型之一，

進而豐富明清之際的書籍史的面向，也是本論文在結論部分要進一步討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