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中的書籍

利瑪竇的中文著述經過出版流傳之後，進入明清藏書閣中，和其他書籍擺放在一起，

成為圖書目錄裡的條目之一。¹⁸¹明人高儒曾說道：「書無目，猶兵無統馭，政無教令，聚 散無稽矣。」¹⁸²由此顯示書目編纂在管理圖書的功能。此外透過書目中的類目安排和類前 小序的撰寫，更能考察圖書內容中所傳達學術淵源的流變，也就是清人章學誠（1738-1801）

所說「辨章學術，考鏡緣流」的功能，¹⁸³進而達到「即類求書，因書究學」。¹⁸⁴清人王鳴 盛（1722-1791）也曾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

185清人張之洞（1826-1909）更把目錄書比喻為良師，得書而入，學問也就事半功倍。¹⁸⁶因 此從書籍在圖書目錄中的類別，以及該類的其他書籍相對照，可以看出書和學問在學術思 想史所佔的位置，也連帶顯示著編目者對於書籍及該學問內容的理解和評價。因此當我們

180 楊廷筠，《代疑篇》下卷，頁595、597-598。

181 關於目錄的類型，近代學者汪辟疆從作者的編寫態度和使用目的將目錄細分為四類：網紀群籍，簿屬甲乙 之學，目錄家之目錄。辨章學術，剖析源流，史家之目錄。鑑別舊槧，讎校異同之學，藏書家目錄。提要鉤 玄，治學涉徑之學，讀書家之目錄。汪辟疆，《目錄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1-4。

從其分類，可見不同類型的目錄有其專屬的功用。

182 〔明〕高儒，《百川書志》（1540，影印1915年湘潭葉氏觀古堂刻本），收入於《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

－明清篇》（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第4冊，頁212。

183 〔清〕章學誠，《校讎通義》（1779），收入《中國目錄學資料選輯》，頁553。

184 章學誠，《校讎通義》，〈互著〉，收入《中國目錄學資料選輯》，頁561。

185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史記一〉，頁1。

186〔清〕張之洞，《輶軒語• 語學第二• 讀書宜有門徑》（影清光緒元年刊本），收入嚴靈峰編，《書目類編》，

第92冊 (台北：成文，1978)，頁4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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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頭來看利瑪竇的著作，運用目錄便是值得注意的途徑。¹⁸⁷

關於傳教士著書在中國書目收錄的情形，鐘鳴旦等檢閱 12 家明清藏書目錄，做了初 步關於會士著書數量和類別的統計。¹⁸⁸但因為這 12 本藏書目錄除了類目、書名和作者名 外 ， 並 無 其 他 文 字 可 以 呈 現 編 目 者 設 類 的 動 機 或 是 對 於 書 籍 的 評 價 ， 但 宋 人 鄭 樵

（1104-1162）曾主張「類例既分，學術自明。……覩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或舊無 其書而有其學者，是為新出之學，非古道也。」¹⁸⁹鄭樵認為僅列書名，但有其目，仍可達 到「覩類而知義」的功能：¹⁹⁰

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

世有變故而書不亡。以今之書校古之書，百無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 伍之法不明也；書籍之亡者，由類例之法不分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

雖亡而不能亡也。¹⁹¹

鄭樵〈藝文略〉的編纂，乃是承襲其《通志》中「通」的概念，因此他匯輯從古至 今各書目，重新加以分類，是故在〈藝文略〉中，不論書籍存佚，通通予以著錄，因為他 認為有書名則能保存學問。然而這種以通史概念在目錄中網羅古今所有書籍，本非藏書目 錄目的，實際一本一本的書籍才是藏書家所擁有的實體。

明清以降的藏書目錄著錄簡化，原可呈現書籍背後的學問淵源的小序，早已被省略。

但若從類目的階層關係，或許仍存有可分析的空間。例如和西書同屬一類的書有那些？為 什麼編目者會將他們置於一櫃？尋找編目者的未盡之言，將是本節努力的目標。近幾年隨 著其他藏書目錄陸續刊印，以及同本目錄不同版本的出現，也需要重新檢閱現存目錄。此 外明清的大型叢書中，也有收錄和引用傳教士的著作，藉由觀察收錄同冊的其他書籍以及

187 Elman在研究清代考據學，便運用圖書目錄中新分類的成立以及類別的階層，來討論學問的變化。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163-169. 西方最早注意到中國知識 分類的是傅科（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當他在閱讀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記錄中國百科全書的對 於動物的分類方式，感到相當的怪異，超乎西方人能理解的方式，從而使他去思考關於類別、表面、界線和 空間四者之間的關係。其中論述（discourse）在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John Hay 進一步說明，分類的目 的是合大於異，應該把焦點放在類別內的相同性，勝於不同類的差異。John Hay, introduction to Boundaries in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4), ed. John Hay, 7-8. Standaert也據此提出分類研究在中國基督宗教史研 究的可行性, “New Trends, ”80-84.

188 鐘鳴旦、杜鼎克著，〈簡論明末清初耶穌會著作在中國的流傳〉，頁59。

189 〔宋〕鄭樵，《通志• 校讎略• 編次必謹類例論六篇》，收入《中國目錄學資料選輯》，頁345。

190 鄭樵，《通志• 校讎略• 書有應釋論一篇》，頁363。

191 鄭樵，《通志• 校讎略• 編次必謹類例論六篇》，頁342。

編緝者在序中的描述，也都可以作為觀察書籍在明清社會被理解的情形。以下便企圖從藏 書目錄和叢書兩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明清書目的特性

書目的功能首在於條列書目，進行分類。分類的標準不外「義」和「體」兩種。義 是按書籍內容知識的學術源流，起始於《七略》的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伎 等六略，再加上輯略。「體」是按書籍的著作體裁，起始於《隋書•經籍志》的經、史、

子、集四部分法。兩種分類方式的爭競，隨著圖書數量、種類的增多，以及不同學門在知 識傳承的興替，四部分類成為主流。然而隨著運行日久，同樣的問題也再度浮現。首先是 子部的龐雜。《隋書•經籍志》用經、史、子、集取代先前四部分類中所用的甲、乙、丙、

丁等類目名稱，序中雖有定義，但在實際所收的圖書，卻是無法符合定義的要求，尤其是 子部乃是合併六分法中的諸子、兵書、術數和方伎類而成。漢代開始出現的佛、道兩家，，

中文著作隨著在中國發展漸久，數量也蔚然可觀。道教原附屬在道家類，佛教書籍則不被 納入正式分類當中，歸於外篇或是以附錄的方式存在於書目當中。直到《舊唐書•藝文志》

的編修時，才首次併入道家，正式附屬於四部中的子部。宋代編修《崇文總目》（1041），

才把佛、道兩家獨立為子部的道書類和釋書類。清代編修四庫，則廣泛認定「自六經以外 立說者，皆子書也。」除儒家大儒之說，可與經史互參外，其餘各類則是「真偽相雜，醇 疵互見」，¹⁹²已遠離《漢書•藝文志》中認為諸子「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¹⁹³

書目中分類的層級也因應需要而增加。《漢書•藝文志》在《七略》的六分基礎下，

共分為六略 38 類，此後編目者常適度增修第二級類目，以適應新種類書籍的出現，也顯 示學術氛圍的改變。鄭樵的《通志•藝文略》中，又增設第三級，原有 12 大類下，區分 為 155 小類，小類之下再分為 284 目，其分類方式雖被批繁冗，但也顯示鄭樵對於「類例 既分，學術自明」的想法。

明清書籍的蓬勃發展，可上溯到明太祖（1328-1398，1368 即位）統一政權後，洪武 元年（1368）廢除書籍稅的政策。¹⁹⁴之後又命禮部四處購求遺書，¹⁹⁵也鼓勵地方藩王，在 藩地刻書，推行文教。明代中葉，在官刻、坊刻、家刻的推波助瀾，私人取得書籍的管道 也就更為容易。但是對於珍稀善本的獨佔性，以及禁書管制，傳抄仍然是圖書流傳的主要

192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總敘》，第3冊，卷91，頁1-2。

193 班固，《漢書• 藝文志》，收入《中國目錄學資料選輯》，頁142。

194 張廷玉等校，《明史• 太祖本紀二》，卷2，頁21。

195〔清〕龍文彬，《明會要》（臺北：藝文，1972影印《原刻景印叢書集成三編》），卷26，〈學校下• 書籍〉，

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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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¹⁹⁶

據中國學者范鳳書統計，明代有藏書事實的人就達到 897 人，編有藏書目錄有 167 種，有刻本和寫本在流傳的則有 48 種。出身江南地區（包括蘇州府、嘉興府、松江府、

杭州府、常州府、湖州府）至少有 414 人，其中又以蘇州府的 185 位佔最多。¹⁹⁷藏書家編 纂個人的藏書目錄自然是不可省略的功夫，一方面用於自我盤點，二方面也用於文人之間 彼此交換藏書之用。從現存明清私家或是官方書目來看，我們可以注意到幾個現象：第一，

目錄編纂簡略，僅管仍有四部之名，但搭配書櫥名的使用，已無四部統領群書之義。其中 又以明人楊士奇（1365-1444）整理宮內文淵閣藏書所編修的《文淵閣書目》（1441）首開 風氣，日後藏書家也多以《文淵閣書目》體例為範本。¹⁹⁸《文淵閣書目》以千字文命名書 櫥，其後藏書家則在書櫥號外另加註擺放位置，如「中間朝西，頭櫃一層」。¹⁹⁹清人朱彝 尊（1629-1709）《竹垞行笈書目》更有雅意，採李後主詞「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

空林有雪相待，古道無人獨還」二十四字為類目，雖然以書櫥名作為類目和書籍的內容並 無關係，但是細讀櫥內各書，仍可發現書籍之間有群聚效應。²⁰⁰當書目轉以紀錄排架順序 之用，因為書架空間限制導致不同類別被同置一櫃，或是該類書籍數過小，而合併幾類同 置一櫃，或是編者個人閱讀興趣，而被抽出類而合置於床前櫃的情形。²⁰¹

既然書目排架用途優先於四部，藏書家在編目時便作了調整，首先不少書目，如《文 淵閣書目》雖保留原有經史子集作為類名，但讓其他類目的地位，提昇到與四部相同位階，

196 關於明清書價目前有兩派說法，一派如沈津，認為書價普遍是高於民間生活物價。另一派則是如周啟榮等人，

認為書價其實是相當便宜。見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1996，臺北），

第1期，頁101-118。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33-56.可參看陳冠至對於藏書 家對於貧窮和購書之間的掙扎，以及藏書家的徵書過程的討論，見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

第1期，頁101-118。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33-56.可參看陳冠至對於藏書 家對於貧窮和購書之間的掙扎，以及藏書家的徵書過程的討論，見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