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中西書籍的流動

印度航線（Carreira da Índia）上的書籍

地理大發現後海路的開通，相對於陸路，乘客必須在船上這個密閉的空間裡，渡過 漫長的時光。傳教士從里斯本上船，經由東方航線，路程「八萬餘里」，耗時則需「三年。」

10乘船人士經常會攜帶書籍，一方面作為娛樂，另一方面也有實際的需要，如船員所需的 航行資料、航海手冊，傳教士的祈禱用書、儀式書，駐派在外官員攜帶的法律匯編等等。

在宗教改革的氛圍下，天主教國家和教廷陸續頒布禁書目錄，限制異端思想的流通。這樣 的禁令不只在歐陸實行，連帶也落實在海上船隻的小空間中。在一封 1560 年一名耶穌會 士抵達印度之後，寄回羅馬的書信中，記錄著當時船艙上的閱讀情形。他在信中抱怨船隻 的甲板上充斥著褻瀆神的書籍，他規勸那些人丟棄那些書籍，甚至得撕毀書籍才能使他們 停止閱讀。1562 年，另一名耶穌會士為了使一名青年人馬上扔掉正在閱讀的一本壞書，

於是他就咬了那人的胳膊，那位會士描述「當他把書扔到海裡後，我就立刻給了他三本好 書，於是那位青年才高興起來。」¹¹

10 此數據為利瑪竇在奏疏中所言。見利瑪竇，〈上大明皇帝貢獻土物奏〉，《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頁232。

在中文文獻中數字，經常只是文章用的代數，並非實際數字。從里斯本經臥亞到達澳門的航行時間，由於 當時是帆船時代，需仰賴季風和洋流，因此若非季節風向適宜，經常就就得原地等待。以利瑪竇為例，他 在1578年3月24日從里斯本出發，9月13日抵達臥亞。這段航行費時近6個月。1582年4月26日從臥亞出發，6 月14日至滿剌加，8月7日抵達澳門。德禮賢著，方豪譯，〈利瑪竇年譜〉，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下 冊，頁1565-1586。魏特（Vath Altons, S. J.）在《湯若望傳》中，描述從里斯本到臥亞的航行時間，平均 來說是七個月。每年3月季風一起便是最好的出航的時間，抵達臥亞之後，要作幾個月停留，以等待下次 的季風。見魏特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頁63。

11 Rui Manuel Loureiro, “European Books and Libraries in Sixteenth Century Portuguese India,” Revi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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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會士寄回國內或是教廷的書信內也發現，被會士視為禁書的，除了禁書目錄內的 書籍，還包含像是作者未署名的讀物、騎士文學（tales of chivalry）之類，都被認為是「不 道德的書籍」。1566 年一名乘船前往東方的耶穌會士就向其上司建議，「希望讓同船的所 有傳教士都讀優秀的宗教書籍，以便能夠消除葡萄牙人平常乘船時總是隨身攜帶『壞書』

的不良現象。」¹²

耶穌會士在船上的生活，和平常在修院內並無不同，祈禱、省察、苦行虔修以及閱 讀羅耀拉所著的《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和 Jacopone da Todi（14 世紀前半葉-約 1306）

所編的祈禱詩。¹³由於航海路程的漫長以及船上生活的艱鉅，為了減低會士在航程中生病 的風險，耶穌會內部則著有船上的生活規章（Regimento），規範會士在船上的生活。Liam Brockey 發現了由耶穌會士亞洲視察員 João Ãlvares（1610 年到 1613 年在訪問印度之後的 視察員），和 Francisco Vieira（1555-1619，1616 年出任日本和中國教區的視察員）所撰寫 的規章，來說明十七世紀的船上生活。¹⁴首先，在船隻出航前和旅程當中，需多次在公開 場合朗誦規章，其功用就如同《會憲》一樣，持續地閱讀，可以幫助會士堅固他們的信仰。

Vieira 在規章中規定在用餐時間，需閱讀像是 Martyrologium Romanum 等書籍，加強這群 年輕的傳教士在異地傳教的信心，鼓舞他們的士氣。¹⁵其他的時間，只有正在準備講道的 會士才可以全時間進行閱讀和研究，其他的會士只能偶爾讀讀聖經和其他像是聖徒傳記、

告解手冊（confessional manuals）等書籍。¹⁶由於經常有不少會士因為待在船艙裡過久，

以致於生病過世的例子，會士被鼓勵經常待在甲板上，一方面也可以和人們有所接觸，藉 由朗讀一些聖徒傳記或是有關亞洲的記載，和人們進行辯論，二方面也在船上照顧生病的 人，傳福音，或是教導教義等工作，是日後到異地傳教前的實習。¹⁷

參與海外傳教的耶穌會士，有不少並未在學院裡完成教育，有些只完成第一、二年 的課程，就已經搭上船隻，出外傳教。因此在海上航行的這幾個月，年長的會士也會教導 天文學等自然哲學方面的知識，繼續學院裡的課程。魏特（Vath Altons, S. J.）在《湯若望 傳》中描述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從里斯本乘船東來時，在船

Culture 31(1997): 21.

12 Loureiro, “European Books and Libraries,” 22.

13 Jonathan D.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5）, 77.

14 Liam Brockey, “Largos Caminhos e Vastos Mares Jesuit Missionaries and the Journey to China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1 (2001).

15 Vieira, fl.16v. 見Brockey, “Largos Caminhos e Vastos Mares,” 53. Martyrologium Romanum是每天標記有各地 聖徒行傳的日曆，最早起源於西元四世紀，之後陸續都有修訂。通常在宗教儀式一開始由詩班朗讀。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s.v. “Liturgical books”,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9296a.htm. (2008/9/3 accessed)

16 Vieira, fl.16r. 見Brockey, “Largos Caminhos e Vastos Mares,” 54.

17 Brockey, “Largos Caminhos e Vastos Mares,”54-55.

上這幾個月生活。每天下午都安排有一個鐘頭的學習，在週一和週四由 Cousin 神父負責 講道，週二和週五則是特倫爵神父作數學講演，週三和週六則是由金尼閣教授新進傳教士 中國的語言文字。其餘時間，傳教士還觀察星象、海流、風向、磁針移動，船隻定位和海 岸、島嶼位置等等。¹⁸

耶穌會士到達臥亞（Goa）之後，在當地設立學校，不只教導當地人，也教導來此地 的葡萄牙人的子女。隨行所帶的書籍，也作教學和翻譯之用，此外還有進一步成立圖書館 和書店。印刷術也隨船來到東方，在當地提倡興建印刷所的多半都是耶穌會士，因此宗教 書籍的印製最多，但是書籍仍可透過往來船隻的運送，而運抵東方。以 Gaspar Barreiro 在 1561 年在葡萄牙的科英布拉（Coimbra）出版的《區域地理學》（Chorographia de algun lugares）為例，隔年臥亞就有流通，再隔一年，在當地所出版的書籍中就可見到該書被引 用。¹⁹書籍除了用以閱讀後，也有其他的功效。1519 年葡萄牙的軍事指揮官 António Correia 在視察緬甸當時王朝都城渤固（Pegu）時，和當地居民簽訂和平友好條約，他們要求葡萄 牙人按手在聖書上發誓，Correia 就拿出隨身攜帶的 1516 年在里斯本出版印刷，由葡萄牙 人 Garcia de Resende（1470-1536）所編的《詩歌全集》（Cancioneiro Geral），他認為沒有 其他的書籍像這本用整張紙印刷的書籍更能顯示出儀式的盛況和威嚴。²⁰

西書現身中國

耶穌會在亞洲的傳教是從印度、澳門、日本，逐步擴展到中國。在印度的傳教士多 半不願意學習當地語言，認為一旦學會只能留在窮鄉僻壤的印度，無法前往更激勵人心的 日本。雖然當他們進入日本後，又發現日本也沒有比印度好多少。傳教士認為日本人是最 虛偽和最不誠實的人，在改宗基督宗教後，也不會對信仰充滿虔誠，有這樣的信徒倒不如 沒有。²¹在日本傳教時，會士們也發現和日本人進行辯論時，他們都以中國經典作為依歸，

因此會士們期望若是中國在信仰上的改宗，將對日本產生指標性的作用。利瑪竇在《天主 教中國開教史》一書中，記載當范禮安被任命為印度省區的視察員時，他觀察中國民族的 特性，認為中國之行，值得再試：

因此，在他們收集有關中國國內的種種情報時，他們終於認識了這個用和平、睿智 的方式辦理政事的王國它的高貴和偉大的程度。倘若這是一群聰明又對學問認真的 人，且有良好生活方式的人，派一些懂他們文字的神父進入他們的國家，也不致於

18 魏特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頁57。

19 Loureiro, “European Books and Libraries,” 28.

20 Loureiro, “European Books and Libraries,” 28.

21 Spence ,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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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拒絕。我們也確信他們應該會接受我們神聖的宗教。因為我們的教義不但追求上 述行政能力的國家不妨礙，反而能夠做出貢獻，也能為他們靈魂開啟天國的道路，

是相當有益的。²²

當耶穌會士出現在中國之前，葡萄牙人早在中國沿海一帶活動，他們隨身也會攜帶 十字架、苦像、銅版畫，當他們在進行宗教禮拜時也引發當地百姓的好奇，明人葉權

（1522-1578）遊歷到了嶺南一帶，留有他對澳門地區佛郎機人的宗教信仰和圖像使用的 觀察：

事 佛 尤 謹，番 書 旁 行，捲 舌 鳥 語，三 五 日 一 至 禮 拜 寺，番 僧 為 說 因 果 ， 或 坐 或 起 ， 或 立 或 倚 ， 移 時 ， 有 垂 涕 嘆 息 者 。 其所事神像，中懸一檀香雕 赤身男子，長六七寸，撐挂四肢，釘著手足，云是其先祖為惡而遭此苦，此必其上 世假是以化愚俗而遏其凶暴之氣者也。下設木屏，九格，上三格有如老子像者，中 三格是其先祖初生其母撫育之狀。下三格乃其夫婦室家之態，一美婦人俯抱裸男子 不知何謂。通事為余言不了了。其畫似隔玻璃，高下凸凹，面目眉宇如生人，島中 人咸言是畫。余細觀類刻塑者，以玻璃障之，故似畫而作濛濛色，若畫安能有此混 成哉！²³

文中葉權雖以「番僧」和「佛」來稱呼天主信仰，甚至用「老子」作為類別，顯示 中國人在理解外來事物，仍選擇以自己熟悉的事物作為類比。當羅明堅等人在澳門外等候 許久，終於獲得同意進入中國內地時，他們也選擇以佛教僧人的樣貌出現。

會士不只是帶進天主信仰，隨身的任何物質用品，都讓中國人備感好奇，吸引當地 人眼目。利瑪竇常常記錄著因著展示所帶來的西洋物品，吸引許多人來到教堂參觀。金尼 閣更是誇張的提到，連平常不隨便拜訪平民和洋人，認為有失官體的達官顯貴，也不惜假 借參拜僊花寺的名義，來參觀傳教士的收藏。²⁴清人劉廷璣（1654-？）總結了傳教士所帶 來的物品都是中國「見所未見」和「聞所未聞」：

自西洋人入中華，其製造之奇，心思之巧，不獨見所未見，亦并聞所未聞。如風琴、

自西洋人入中華，其製造之奇，心思之巧，不獨見所未見，亦并聞所未聞。如風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