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制度的延續：關稅的流向
第六章「關稅制度的變遷與關稅流向」，從關稅制度的角度出發，討論新式 海關在地方的運作及其制度的延續。
清朝傳統的關稅制度稱作榷關制度，是一種在各地設立關卡並徵收關稅的制 度。榷關制度最早形成於明代，清代繼承並擴大發展。榷關的最高主管機關主要 為戶部，但因清廷對稅收的劃分相當多樣化，因此榷關的管理者相當廣泛，包括 地方之總督、巡撫、監督等等。榷關以徵收內地關稅為主，但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
清代版圖納入臺灣之後，翌年清廷便開放海禁，在沿海口岸陸續設置了榷關，這 種榷關被稱作海關，這也是清代與明代在榷關制度上最大的差異。清政府依次設 立了閩、粵、江、浙四海關，閩海關初始設在廈門，後轉移至福州，而粵、江、
浙等海關則分別設置於廣州、上海以及寧波。34 不過此時建立的海關，並非本研 究所稱之新式海關，此時的海關體系尚未有洋人加入。
關稅制度在中西接觸日漸頻仍下，產生了變化。清代前期對外貿易有「分殊 主義」的特性，即對本國人及外國人採取不同的待遇，並且對不同的國家實行不 同的辦法。大抵上外國船隻在閩、粵、江、浙四個海關之間進行貿易，包含西洋、
東洋、南洋等各國貿易。在洪任輝事件（1757）後，歐美國家的貿易逐漸被限制 在廣州一口進行。35 在 1842 年鴉片戰爭結束後，因《南京條約》而開放通商的 五口，即上海、福州、寧波、廈門、廣州，便延用榷關制度下所設置的海關，徵 收外國人關稅。五口通商的口岸，恰為前述的閩、粵、江、浙海關設置的地點。
這五個海關都是由清政府進行人事任命，外國人及商人無從置喙。36 然而在1853 年上海小刀會之亂後，海關制度便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新式海關制度的雛 形逐漸成型，在《天津條約》簽訂後更確立了由外國人擔任稅務司的模式，並在 赫德的管理下，逐漸完備。
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特別 注重海關金流的影響性，並指出不應只是把清末海關看作晚清的一個機構，或者 過分強調海關帝國主義的特質，而是將海關視作歐洲與中國特質混合後產生的結
34 祁美琴，《清代榷關制度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頁 1-12。
35 陳國棟，〈清代前期（1644-1842）海洋貿易的形成〉，收錄於陳國棟編《東亞海域一千年》
（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3），258-270。洪任輝事件係指 1757 年，通事洪任輝輝（James Flint）不願遵從清政府的意思至廣州貿易，執意前往浙江貿易，最後促使清政府加強對洋船 在廣州一口通商的規定。
36 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晚清部分）》，頁 1-3。
果。37 不過方德萬的討論主要還是以總稅務司的層級來討論，對於海關在通商口 岸的實際運作如何展現海關金流的影響，沒有太深入的討論。儘管如此，方德萬 的研究仍提醒我們，海關的最終目的仍然是徵收關稅，因此談論海關時不能忽略 金流的重要性。陳計堯〈「條約港制度」下南臺灣與廈門的商品貿易與白銀流動
（1863 到 1895 年）〉便指出，條約體制下的貿易並非單純只是國家與國家之間，
或者中外之間的關係，而是港口與港口之間的關係，條約體制的引進，更會改變 既有的利益結構。38
近期臺灣較新的條約口岸研究，則有李佩蓁〈制度變遷與商業利益―以中英 商人在臺灣樟腦貿易的行動為中心 (1850-1868)〉。她致力於條約口岸地方層級的 研究，利用洋行檔案、《淡新檔案》等材料，建立條約體制由下而上的運作實情，
並藉此指出條約體制進入地方後，該地原有的利益結構將受到影響，中英商人，
乃至於地方官員的行動，都會為了維護既有利益而對條約體制作出相應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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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都指出，條約體制的引進會對既有的利益結構造成衝擊。不同的群 體在條約口岸活動時，也會給予相應的反應，這些反應無法單純用國家對國家，
或者清朝對西方列強，這樣簡單的二分法來解析。因此我們在討論新式海關制度 的運作與延續上，不能不討論關稅的流向，以及該機構對地方既有利益的影響。
林滿紅的《銀線》，已經向我們展現了清末財政的衰敗以及種種經濟問題，
並由此凸顯出包含關稅在內的商稅，對清末財政的重要性。40 她亦在《茶、糖、
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利用海關報告歸納出茶、糖、樟 腦的產銷狀況，並指出此三項作物乃是清末臺灣前三大宗的出口貨物，其貿易活 動及關稅收入，對開港通商後臺灣社會與經濟的變化造成了巨大影響，並特別指 出指出臺灣關稅在臺灣財政收入比例上佔據重要性。41 儘管林滿紅的研究主要 關注商品貿易及其貿易額作分析，無法解答關稅後續流向的疑問，但其研究仍為 本研究文背景及史料運用上重要的參考著作。
本研究主要採用湯象龍《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 1861-1910》的統計 數據，作為關稅後續流向分析的基礎。該研究以清代軍機處檔案中各海關監督 1861 年至 1910 年的報銷冊為材料，將海關收入及支出統計整理。42 目前學界已 有林文凱利用湯象龍的統計數據對臺灣關稅的流向做了初步分析，並指出臺灣關
37 方德萬著，姚永超、蔡維屏譯，《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頁7-12。
38 陳計堯，〈「條約港制度」下南臺灣與廈門的商品貿易與白銀流動（1863 到 1895 年）〉，《歷 史臺灣——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南，2014.6），頁 5-36。
39 李佩蓁，〈制度變遷與商業利益―以中英商人在臺灣樟腦貿易的行動為中心 (1850-1868)〉，
《新史學》，30:1（臺北，2019.3），頁 1-53。
40 林滿紅，《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41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1997）。
42 湯象龍，《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1861-1910）》（北京：中華書局，1992）。
稅確實多留於本地，並且運用於新政上。43 本研究第六章透過這些數據的分析，
為打狗海關作為稅徵機構的後續發展做了初步的了解。
43 劉翠溶，〈關稅與清季自強新政〉，頁 1005-1032；林文凱，〈晚清臺灣的財政——劉銘傳財 政改革的歷史制度分析〉，《臺大歷史學報》，61（臺北，2018.6），頁 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