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深化問題：以打狗海關為研究對象
從前面的討論可以發現，打狗開港有其可疑之處。要了解究竟打狗開港究竟 是如何發生的，必須重新檢視臺灣開港通商過程中，打狗開港究竟如何被提出與 討論，以及後續打狗海關如何建置並運作。
當前學界針對臺灣開港過程的研究並不多，最具代表性者要屬葉振輝《清季 臺灣開埠之研究》。葉振輝大量使用外交檔案，非常詳細地討論了外國人之間的 角力，以及外國人參與臺灣開港的過程。他認為促成臺灣開港的因素有三：一、
人道因素，外國人欲救援在臺灣沿海失事之外國船隻 二、商業因素，臺灣具鴉 片、樟腦、米、糖、煤等商品的貿易利益 三、政治因素，臺灣開港乃西方列強 政治妥協的結果，類似促使臺灣對西方列強行門戶開放政策。以上三點，都是以
4 Anonymous, “THE “CARISBROOKE” CAS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3 Jul.
1875, p.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chinesecollection/docview/1321176639/BF14B3E3 53AA415EPQ/1?accountid=14228，瀏覽於 2020/6/15）報導原出處即包含括號及括號內文字。
5 Frank Henry Haviland King and Prescott Clarke,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82-1911(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65 ), pp. 76-81.
外國人的角度出發。6 葉振輝除了梳理臺灣開港通商的過程，也處理了許多與海 關、外國領事有關的重要課題，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礎。
根據葉振輝的看法，打狗之所以開港，乃是源於外國人對打狗的興趣，進而 被納入條約體制（treaty system）中。這樣的觀點，實是受到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衝擊—回應」的看法所影響。費正清提出中國因受到西方衝擊而進入 紀以來，研究者普遍同意條約口岸是條約權力（treaty powers）下的產物，尤指 西方國家透過簽訂條約在中國享有特權的表現之一。在條約的權力下，外國人得 以在條約口岸從事貿易、傳教等活動，形成不同形式的外國人社群，例如租界或 者租借地。10 然而這樣的定義僅能提供我們一個模糊的形象。
事實上，條約口岸的實際樣態相當多變。近年畢可斯（Robert Bickers） 及 Isabella Jackson 在 Treaty Ports in Modern China: Law, Land and Power 的緒論中 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何謂條約口岸？」他們指出，儘管各個條約口岸的基本
7 Ssu-yü Teng (鄧嗣禹)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8 柯文（Paul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9 濱下武志著，顧琳、馬克．塞爾登編；王玉茹、趙勁松、張瑋譯，《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
區域和歷史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10 William C. Johnsto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atus of Foreign Concessions and Settlements in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1: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37.10), pp. 942-948.
11 Robert Bickers, and Isabella Jackson, “Introduction: Law, Land and Power: treaty ports and concessions in modern China.”, Robert Bickers, and Isabella Jackson, eds. Treaty Ports in Modern China: Law, Land and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1-3.
共享各個條約口岸的情報，彼此緊密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獨特的群體。12 然而 學研究》，32:2（臺北，2014.6），頁 49-82。
13 相關研究可參考： Robert Bickers, 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Douglas Fix, “The 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rginal Man in Treaty Port Xiamen,” Robert Bickers, and Isabella Jackson, eds. Treaty Ports in Modern China: Law, Land and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158-178.
14 費正清（J. K. Fairbank）著，〈條約體制的建立〉，收錄於費正清編，《劍橋中國史 晚清篇 1800-1911（上）》（臺北：南天書局，1987），頁 268-272。
15 海關總署《中外舊約章大全》編纂委員會編，《中外舊約章大全》（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2004），頁 298、379。
16 趙淑敏，《中國海關史》（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頁 25。
17 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晚清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 14-84。
以後清朝各條約口岸應統一辦理，由清政府聘請外國人擔任稅務司。18 於是，聘 任外國人抽收外國人來華貿易關稅的模式就此確立，並推廣至各個海關。各海關 稅務司則由總稅務司統籌，隸屬於總理衙門之下。這些由外國人管理的海關，當 時又被稱作「洋關」，或者「新關」，但原有的榷關並未就此廢除，它們被保留下 來作徵收本國人關稅之用，並被稱作「常關」。19 打狗海關即是在此背景下設置 之海關，肩負課徵來臺貿易之洋人商稅的責任，是條約口岸不可或缺的重要機構。
過去在開設條約口岸的研究中，較強調領事的重要性。20 然而根據上述《天 津條約》之規定，我們可以知道新式海關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研究除 了談論領事之外，也將以相當之篇幅討論新式海關，仔細爬梳從總理衙門及海關 體系官員對打狗開港所提出之論述，到實際設置新式海關的過程。除此之外，也 將涉及清政府地方層級官員在臺灣開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後續的討論中可 觀察到，正是由於這些地方層級官員的反應，增加了臺灣開港的複雜程度。
本研究企圖從不同的群體在條約口岸的作用，以打狗海關為研究對象，將條 約口岸視為中外關係在地方實踐的場域，藉此更進一步探討臺灣開港通商的歷史 意義。釐清打狗開港的過程，令我們可以觀察一個條約口岸在地方實際建立時，
所必須經歷的各種階段與變化，而在爬梳各個階段的同時，也能解開打狗為何開 港的疑問。像是將標本切片後放置在顯微鏡下觀察，我將打狗成為條約口岸這個 歷史事件，細分作幾個階段逐一檢視，分別是提案、開港，最後是開關，也就是 設立新式海關，而新式海關的建置過程本身亦經歷幾個階段的轉變。以打狗為例，
條約口岸的開設始終與設置新式海關脫離不了關係，可以說建設條約口岸的過程，
本身就是將新式海關落實在地方的過程。如此細緻的觀察各個階段的變化，正能 體現出一部動態的海關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