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 Federalist 51 中推論，美國人皆有 自利（self-interest）的傾向，而並無特殊的公民德性（virtue）。人們不同的需求會 形成黨派（factions）競逐，但個人本身同時也容易犯錯（fallibility），這構成了社 會異質的多元性。因此，為了處理人的自利、黨派與易錯天性，政府的權力最好 分立，並且互相制衡，才能避免更多錯誤或權力被濫用（Marcus, 1988）。Dahl（1956:
31-36）認為，分權制衡、符合共和原則（republic principle）的政府，同時具有貫 徹多數意見與保障少數的特質，因此相較於多數完全掌握政府權力的政府來說，
是更優良的民主概念，稱之為麥迪遜主義式民主（Madisonian democracy）。謝復生
（2011）指出，制衡的意義，一方面要將政治權力（行政、立法、司法）打散，
分屬不同部門，另一方面要授予各部門牽制其他部門的權力，此時政治權力才會 趨於平衡，謂之制衡。
以我國來說，國父孫中山先生認為西方之三權分立易造成亂象與僵局，指出 當時美國國會的調查權會綁架行政權，因而提出之五權分立架構，原本所強調的 重點在於「分工合作」，而非「分權制衡」（陳文政，2001；周陽山，2010）。但在
我國憲法制度設計上，憲法第五十七條、以及之後取而代之的憲法增修條文第三 條，皆存在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制衡、否決的機制8。在大法官解釋中，我國大法 官也多次闡明我國行政與立法相互制衡的必要性9。因此，我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 關係，在本質上仍是相互制衡的，也就是存在「機關制衡」的必要條件。
然而，Levinson 與 Pildes（2006）、以及 Straw（2008）指出，麥迪遜對於分權 制衡的想像，是建構在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皆擁有各自獨立的意志（will）之上，
進而產生憲法機關之間的競爭與制衡。但麥迪遜沒有想到的是，要讓國家層次的 憲政機關得以運作，需要仰賴國家化（nationalized）的政黨掌握憲政機關、以及彼 此之間的競爭。Schattschneider（1942）指出，美國政治的三個主要參與者：全國 型政黨（national party）、地方型政治人物（local party bosses）、與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只有全國型的政黨會真正考慮到整個國家發展的利益，地方政治人物與壓
10 Aldrich（1995）則指出，Schattschneider 在 40 年代認為支撐美國的全國性政黨的分贓制度（spoil system）在 20 世紀尾聲已經越來越消失，使得選舉越來越從以黨為中心轉變為以候選人為中心，
政黨轉為服務性質，但有意參選的候選人仍仰賴政黨提供的選舉與政策資源、以及品牌，尤其是在 今日選舉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同時，選民在清楚美國兩大黨分岐之下，考量投票意向時仍大量參考 政黨標籤。這兩個原因綜 合起來，使得今日美國憲 政機關運作仍是 合理的近 似 （reasonable approximation）政黨政治。
爭的能力。當政黨之間的競爭與極化加劇時，例如今日美國的政黨政治運作之下，
憲政機關間是否會發揮制衡的功能、或是會毫無制衡效果，取決於各憲政機關是 否掌握在不同且對立的政黨手中。Levinson 與 Pildes（2006）因而建議，對於憲政 機關制衡的觀察與研究，應該從憲法層次的「機關制衡」，轉而研究不同政黨掌握 權力與競爭間的「政黨制衡」，方具有實證上的意義。
同時，Ladd（1990）指出，因為美國民眾一邊追求社會福利、一邊也擔憂政 府規模太過龐大，這兩個目標存在潛在矛盾，且美國兩大黨對於政府規模的態度 又大相徑庭，共和黨支持縮減政府規模、民主黨則主張提升社會福利。因此，民 眾有意地希望兩大黨的政治權力處於對立，也就是「透過選票讓兩大黨分別擁有 行政與立法權，以期達到分權制衡的效果」，避免一致政府的出現導致政策太過偏 頗。即使麥迪遜對於政黨的評價並非正面（Marcus, 1988），但當政黨政治形成常 軌時，不同政黨分別掌握行政與立法權，才能使得麥迪遜所追求的共和原則政府 得以實現。當民眾把憲法機關之間的制衡，轉化為不同政黨間透過分別掌握不同 憲 法 權 力 來 相 互 制 衡 ， 這 種 政 黨 制 衡 的 態 度 稱 為 「 認 知 麥 迪 遜 主 義 」
（cognitive-Madisonianism）。因此，即使美國選舉一再地選出分立政府、即使民眾 對於國會或總統的表現經常不滿意，但在多次的民意調查中，美國多數民眾仍支 持分立政府這一概念的價值，也就是支持不同政黨分別掌握行政權與立法權，而 並不會認為分立政府的存在本身是個麻煩（Ladd, 1990; Stewart III, 1991: 203）。
對於我國來說，我國經歷了戒嚴時期國民黨的長期一黨領政，在此一元架構 下，缺乏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的制衡互動（楊泰順，2008）。在解嚴之後，憲法重 新開始運作，隨著民主進步黨興起，同時造成臺灣主要社會分歧的國家認同問題 與統獨議題逐漸浮上檯面（Hsieh and Niou, 1996; Lin et al., 1996; 謝復生，2011）。
統獨進而成為臺灣藍綠兩大陣營的最大差異所在，而且是對原則的相互反對，較 不具妥協空間（Sartori, 1976: 132; 楊泰順，2008）。政黨間的重大差異，加上各政 黨黨紀約束力形成政黨競爭模式，使得我國憲法上的行政、立法間是否存在機關
制衡，同樣取決於行政權與立法權是否被不同陣營為擁有：當分立政府成形時，
較可能相互制衡，其負面的形容方式為「產生憲政僵局」；而當兩權皆為同一陣營 所持，則機關間的制衡恐不存在。西元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我國民眾第一 次接觸到憲法層級的行政、立法權由不同政黨掌握的分立政府情形，而分立政府 的成因及造成的影響才逐漸獲得重視（吳重禮，2000；吳重禮、王宏忠，2003），
此時政府的分權制衡，即為政黨制衡之下產生的機關制衡效果。而前言所提及 2004、2008 年幾次大選中的政黨訴求，包括「完全執政、完全負責」、「制衡型總 統」、「立委過半，讓法案不耽誤、政府好做事」、「要制衡、反獨裁」等主張，基 本上也並非憲政機關間相互制衡效果的討論，而是建立在不同政黨掌握憲政權力 與否下產生的政黨制衡效果訴求。
因此，對於臺灣民眾心中制衡觀的討論，在如今修憲門檻過高、短期之內憲 政制度難以改變、藍綠兩陣營高度政黨競爭的情形下，本研究認為應該由原本的 憲政層次之「機關制衡」問題，轉化成探討認知麥迪遜主義的「政黨制衡」議題，
這是我國民眾制衡觀討論的應然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