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議題態度的研究，半世紀以前心理學的研究文獻認為人們對於議題的態
度是穩定不變的，並且會影響民眾的外顯行為（Cantril, 1934; Allport, 1935; Hovland, 1959）。較近期的研究則顯示，民眾的態度在許多議題上並非穩固，而是經常變動
（Eagly and Chaiken, 1993）。Krosnick 與 Petty（1995: 1-24）指出，與以往研究結 果產生衝突的原因，是因為人們對於不同議題的態度強度（attitude strength）有強
（strong）與弱（weak）之差別。當民眾認為議題是重要的，而對於議題的態度有 明確的好惡時，該態度將會是長久穩定（persistence）、抵抗改變（resistance）、並 影響民眾的資訊處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以及外顯行為（guiding behavior）。
本研究認為，強態度與其對外顯行為影響的因果關係，是議題投票（issue voting）
的基本假定。相對地，假如民眾認為議題不重要，對於議題的態度較弱時，民眾 受訪回答的態度就可能常常改變、並不穩定，無法以此態度去預測民眾的行為
（Krosnick and Petty, 1995: 1-24）；更甚者，假如民眾根本不了解問題的意義為何、
聽不懂題目、或是選項並未提供無意見，此時民眾在受訪時仍可以給出一個答案，
只是這個態度是隨機的、每次重訪答案皆可能不同、完全不具代表意義的，是 Converse（1970）所指的無態度（non-attitude）。
Campbell 等人在 The American Voter 中（1960, ch. 9）指出，民眾心中的價值 觀，來自於民眾對於不同議題態度的組成結構以及方式。當各種議題態度間是縝 密的、在邏輯上互相依賴、並且有較高層次的抽象化時，則形成個人清楚的意識 型態。The American Voter 使用的資料為 1948 年至 1956 年三次美國總統選舉的全 國抽樣面訪資料，其中 1956 年的資料中，受訪者先被詢問對 16 題政策的看法，
作者並統計、觀察民眾是否具有清楚的左右派意識型態；其後受訪者被詢問開放 式問題，要求他們說明為何會支持或反對特定議題，作者群再將民眾的回答進行 概念化程度的分級：民眾是否有使用意識型態（如左右派）來進行判斷，或是只 是團體利益、當時政經環境、政黨認同、候選人取向等。然而，儘管 Campbell 等 人（1960, ch. 10）發現概念化程度與教育程度有正相關，但整體來說，美國民眾 對於議題評價的概念化程度並不高，擁有清楚一致的意識型態，並將意識型態與
政黨認同脫勾的「政治人」（political man）很少。相反的，大多數人對於議題的評 價，還是與政黨認同、以及當時的政經環境有關，而非抽象層次的思考。
Converse（1964）並不使用意識型態一詞，而是使用信仰系統（belief system）
來描述民眾對於不同議題評價間的結合。Converse 認為，假如民眾對於不同政策 的偏好是收斂（constraint），也就是各評價的邏輯間並無牴觸的話，則是有穩固的 信仰系統，作者並提出了心理學與社會學中對於收斂應存在的支持性理論。作者 使用 The American Voter 的 1956 年的資料，以及在 1960 年訪問同一群受訪者並進 行分析，卻並未找到一致的、具邏輯性的信仰系統，得以普遍適用於美國民眾的 回答。
在 Campbell 之後，Nie 等人（1979, ch. 2）在其著作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中同樣分析了 1956 年的資料，但將民眾評價的議題分成對政黨、候選人、綜合評 價三類，也同樣得出民眾的議題評價未概念化、議題間無法互相依賴的結論。相 較之下，Nie 等人反而發現 1958 年眾議院候選人們所回答同樣議題的評價中，候 選人（政治菁英）的議題概念化程度高於一般民眾，原因來自於政治菁英在教育、
資訊程度上較一般民眾為高。Nie 並推論，當美國民眾心中並沒有清楚的意識型態 作為判斷標準時，政黨也因此不必選擇清楚一致的意識型態來進行價值判斷。
上述對於民眾議題概念化程度的分類方式，為針對受訪者詢問開放式問題後 進行編碼與評價，徐火炎（1995）指出議題概念化的高低也就是民眾政治練達度 的一種測量方式。但這種研究方式的信度與效度皆受到不少批評（Smith, 1980;
Cassel, 1982; Wyckoff, 1987）。Smith（1980）重新分析了 Nie 等人（1979）的資料，
發現民眾的議題概念化高低在定群資料中多變化，亦存在部分民眾的議題概念化 程度下降的情形。而 Nie 等人（1979, ch. 2）發現民眾對於政黨與候選人的議題概 念化程度並不相同；更進一步而言，使用原本的編碼方式，會發現民眾對於不同 議題的抽象化思考程度也會不同（Nie et al., 1979: 38），尤其當候選人或政黨有特 別著重宣傳一些特定的政策或是意識型態時。
議題概念化程度與議題態度強弱間是具有邏輯一致性的。假如民眾認為議題 是重要的，則對於該議題的態度是強態度，而不會輕易改變、也不會受到支持政 黨的影響，符合議題投票的空間模型假定，依據民眾對議題的態度來決定支持的 政黨與候選人，也就是議題的高度概念化，也是原本問卷測量欲測到之標的；同 時，民眾的數個強態度之間如果具有一致的邏輯、可互相依賴，則形成人心中固 有的意識型態，用來判斷其他新出現的、需要評價的議題。但假如民眾認為議題 並非重要的、對於議題態度是弱態度的話，則可能會接受政黨的說服與立場，而 改變自己的議題態度以避免潛在衝突，視當下情況與情境改變態度，對於議題的 評價取決於政黨，形成議題低度概念化的情形，也就是橫斷資料在測量時可能的 偏誤，需透過定群資料才得以發現這樣的問題。
如何得知議題對於民眾的強弱，或是議題概念化的高低與否？本研究認為，
使用以往對於民眾議題概念化程度的測量方式，即使已加入了訪談與開放性問 答，但分析民眾回答內容的方式可能也並不有效。在一般的情況下，各政黨領導 人為了選票極大化，會選擇特定的議題立場，且不會交換位置，因此使民眾的政 黨認同與議題態度在測量上不易區分開來，無法推論民眾對議題的態度選擇是強 態度的抽象價值思考，或只是弱態度的政黨認同合理化。即使使用開放性問題，
民眾的回答內容亦可能只是反射性的答出政黨的宣傳文字用語，而不一定是自己 抽象的價值判斷。假如僅觀察單一選舉或橫切面資料，更會形成因果推論上的限 制。舉例來說，Achen 與 Bartels（2011）以貝式模型分析 1992 年、1994 年、1996 年的 ANES 的三筆定群資料，發現具有政黨認同的民眾，對於國家財政狀況是否 改善的事實問題，以及對於合法墮胎的議題態度等，皆會隨著支持的政黨不同而 朝不同方向改變。此時民眾對於議題的態度，可能只是民眾為了符合自己政黨認 同而產生的自我合理化的結果：當認同的政黨對議題的態度改變時，透過說服以 及民眾的主觀投射，使得民眾對議題的態度也隨之改變（Campbell et al., 1960, ch. 6:
133; Achen and Bartels, 2011）。民眾對這些議題的判斷只是好像有深思熟慮過（as
though they are thinking），但其實只是隨政黨逐流罷了。在這種情況下，傳統議題 投票理論中認為議題影響投票的因果關係建構即可能產生錯置，無法拿民眾的議 題態度去解釋投票行為或是政黨偏好。
假如民眾的政黨認同有可能影響到民眾對於其他議題的判斷的話，民眾政黨 認同的強度越強，對於議題的影響可能也會越大。在 The American Voter（1960）
中，提出了以「民主黨─共和黨」為單一座標的「單一面向七分量表」作為測量 方式，但曾受到 Petrocik（1974）質疑其測量出的政黨認同強度在對應到其他政治 行為變數時，產生不具遞移性（intransitivities）的問題，也就是在實證資料上，政 黨認同不強的選民反而比強的選民在某些政治行為或態度上強度更強。考量到我 國民眾對於泛藍、泛綠的政黨認同強度，蕭怡靖（2009）曾以 TEDS2004L 的資料 為例，修正原有的量表，並以資料建立九分類的單一面向「藍綠政黨喜好差異指 標」，且發現我國民眾的政黨認同強度與選民的政治態度、政治行為間符合遞移性 假設，也就是我國選民的政黨認同強度越強時，選民對選舉的關心程度、投票率、
投票給所屬政黨的比率越高，並且藍綠認同強度也與民眾的統獨立場、族群認同 也會極端。因此，假如民眾的政黨認同強度會影響到民眾對於制衡觀的判斷，使 得政黨認同越強越會隨的政黨而反映出情境制衡觀的話，應該同樣可從民眾的政 黨認同強度與民眾對於制衡觀的態度維持與轉變，來看出相關性以及遞移性。
Yu（2004）曾以 TEDS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資料進行分析，將民眾的政黨 認同區分為強（strong）、一般（moderate）、中立（neutral）三類，並發現受訪者 的認同強度與制衡觀有負相關，政黨認同越強的民眾，支持制衡觀的比例越低。
然而，這篇研究的研究範圍僅限於一次選舉，因此並無從得知民眾心中反對制衡 觀是穩定不變的強態度，或是呼應當時政黨菁英的需求來反對制衡觀。換言之，
在 2004 至 2008 年這段時間，兩大黨輪流提倡制衡觀的價值，此時具有高度政黨 認同的選民，可能亦會基於政黨認同而在受訪時支持制衡觀，又隨著政黨改變態 度而跟著改變回答，而反映出情境制衡觀的情形。
以本篇資料的研究範圍來說，我國在 2004 年至 2008 年這段期間，經歷了分 立政府時期，且兩大黨對於政黨制衡的議題立場有百分之百的轉變—國民黨為代 表的泛藍從支持制衡觀轉而支持完全執政完全負責、泛綠從訴求一致政府轉而追 求制衡型民主。這種情勢轉換的特殊事件，使研究者得以觀察民眾對於政黨制衡 這一民主價值的態度強弱、思考抽象化程度：假如臺灣民眾在經歷了一致政府與
以本篇資料的研究範圍來說，我國在 2004 年至 2008 年這段期間，經歷了分 立政府時期，且兩大黨對於政黨制衡的議題立場有百分之百的轉變—國民黨為代 表的泛藍從支持制衡觀轉而支持完全執政完全負責、泛綠從訴求一致政府轉而追 求制衡型民主。這種情勢轉換的特殊事件，使研究者得以觀察民眾對於政黨制衡 這一民主價值的態度強弱、思考抽象化程度：假如臺灣民眾在經歷了一致政府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