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現階段對於民眾制衡觀研究的文章並不多，筆者從現有文獻中 僅找到三篇，分別是 Nicholson（2005）研究美國民眾對於參議員 Jeffords 於 2001 年脫離共和黨後導致分立政府的支持程度、盛治仁（2003）研究我國第一次政黨 輪替的 1998 與 2001 年時民眾民主價值解釋變數、以及 Yu 等人（2010）研究我國
15 Gerber 與 Green（1999）分析了民主黨、共和黨政黨認同者以及獨立選民對於總統滿意度的總體 資料，並指出三種選民對於總統滿意度的變化方向是相同的，意謂著民眾在處理新進資訊時，認知
2008 年總統選舉前後，以 TEDS 資料分析民眾制衡觀改變的情形。
Nicholson（2005）研究 2001 年 5 月 24 日，美國國會參議員 James M. Jeffords 離開共和黨，使得在兩次選舉中間由共和黨布希總統領政的一致政府轉換為分立 政府的特殊事件。研究此一特殊事件的優點，在於因與選舉投票無關，所以可以 確實調查民眾的態度而非行為。該研究使用 CBS News Vermont State Poll 以及 CBS News Monthly Poll 的資料，以是否支持 Jeffords 改變政黨作為依變數，並將這個變 數作為是否支持分立政府制衡的替代變數，以多項機率單元模型（Multinomial Probit Model, MNP）進行迴歸分析。Nicholson 發現當 Jeffords 改變政黨，使得由 一致政府轉變為分立政府時，傾向共和黨的支持者與偏好現任總統的支持者，皆 反對 Jeffords 的行為，而傾向民主黨的支持者與獨立選民則贊成 Jeffords 的改變。
除政黨認同外，選民的年齡越大、選民的左右意識型態越趨向中間，也越傾向不 支持 Jeffords。其餘解釋變數如選民的性別、教育程度、種族則無顯著影響力。然 而，本研究認為，以是否支持 Jeffords 改變政黨作為是否支持分立政府或制衡觀的 替代變數（proxy variable），是有疑問的—畢竟選民的不支持，可能僅代表對於「同 陣營叛變的厭惡」或「敵對陣營倒戈的歡迎」，民眾不一定會將此行為連結至政黨 制衡或機關制衡。另一方面，以個人行為測量對制衡的支持與否，民眾可能受到 該政治人物的個人形象分數干擾判斷。且由問題方式來看，由於這是屬於對當下 狀況的詢問，屬於本研究分類第三類的現況制衡型題目，民眾對於此一問題沒有 抽象思考的空間，因此不知道民眾是否是處於高度或低度概念化的制衡觀來回答 此一問題的，除非下次發生同樣事件，但發生於不同政黨時，針對同樣的樣本再 行調查。
盛治仁（2003）企圖透過民眾社會變數，解釋第一次政黨輪替的 1998 與 2001 年，臺灣民眾制衡觀的由來，並發現教育程度越高者越具制衡觀。然而，其餘的 解釋變數在兩筆不同的資料下卻出現不同的結果，包括年齡、性別、國民黨認同、
民進黨認同在迴歸模型下的估計值方向皆有所不同。之所以會有不同結果的原
因，第一個可能來自於兩筆皆是橫斷資料，因此無法區分民眾制衡觀是強態度或 是弱態度的制衡，亦無法區別出政黨認同對於民眾制衡觀回答的影響；第二是來 自於該研究使用對於制衡測量的題目為「政府如果經常受到議會牽制，就不可能 有大作為了」，此機關制衡的單一端點題目會引發民眾理解的問題，盛治仁（2005）
與本研究皆已討論。
Yu 等人（2010）使用 TEDS 定群資料研究我國民眾於 2008 年 1 月立委選舉後 及 3 月總統選舉後，民眾對於政黨制衡的態度改變。這篇文章使用的制衡觀的調 查題目，與本研究欲使用的政黨制衡題目相同，為詢問民眾是否支持總統與國會 多數黨是不同政黨已達到制衡、或是總統與國會多數黨同一政黨以執行政策。Yu 等人以民眾在總統選舉前後是否持續支持政黨制衡、由制衡轉到其他、持續其他、
由其他轉到制衡而區分成四類作為依變數，並使用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進行分析，發現選民的政黨認同、在兩次訪問中政黨認同改變 與否皆會顯著地影響民眾的制衡觀。而選民的教育程度與政治知識亦對民眾的制 衡觀有顯著地影響。
這篇研究與本研究研究方向相近，但仍存在幾項缺失：第一，這篇文章點出 了民眾制衡觀與政黨認同間的內生性問題，也對以往分裂投票的外生假設提出質 疑，但並未進一步的區分政黨制衡觀、情境制衡觀與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因此 僅能概略的說明兩變數間具內生性，而無更細部的討論。第二，這篇文章所包含 的解釋變數僅有政黨認同、教育程度與政治知識，而缺乏性別、年齡、統獨等其 他解釋變數，因此作為探作解釋民眾制衡觀的成因仍有所不足。第三，這篇文章 使用的 MNL 模型，是建立在「選項間彼此互相獨立（Independent from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的簡化假定上，此假定未觀察到相同變數反應不一之異質性而 未必成立，而該篇文章也說明了其迴歸模型並未通過 Hausman Test，使得該模型對 資料的分析並不適合（黃紀、王德育，2009）。第四，這篇文章研究的範圍並未包 括 2008 年立委選舉之前，而是僅就選後進行討論，這對於當時的政經情況來說可
能存在著推論上的問題—畢竟在 2008 年立委選舉之前的 2004 立委選舉，泛綠普 遍來說支持泛綠立委過半的一致政府，而在立委選舉大敗後方出現支持制衡觀的 態度。因此僅分析立委選舉過後總統選舉之前的資料，可能在推論上會有所限制。
現有文獻對於民眾制衡觀的研究並不充份，對於民眾制衡觀強度與政黨認同 間也未充份探討，在統計方法論上也並不詳盡，因此本研究將以更全面的分析方 式與解釋變數，來探討我國民眾有怎麼樣的制衡觀、又為何會有制衡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