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臺灣的金融發展和經濟成長：地下經濟的角色
第一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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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的金融發展和經濟成長：地下經濟的角色
第一節 前言
自從Schumpeter (1911) 指出金融部門對經濟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以來，
學術界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的文獻非常豐富。這些文獻，不管是理論或實證 方析，大都支持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存在了顯著的正向關係。8 雖然這個正向關係 被證實，但對於兩者的因果關係早期的文獻卻少有著墨。Patrick (1966) 曾將金融 發展與經濟成長的因果關係分成兩種發展型態：供給領導 (supply-leading) 及需求 追隨 (demand-following)。9 在這個啟發之下，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的因果關係就 隨著計量方法的發展，成為另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Honohan (2004) 就曾指出：「金 融發展與經濟成長的因果關係，是總體經濟學過去十年，最突出的實證發現。」
雖然過去探討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互動關係的實證文獻非常多，但是地下經濟 (shadow economy) 在這個關係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卻都被忽略了。實務上，當我們 在探討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的相互影響時，我們不能僅關注地上經濟或稱官方經 濟 (official economy)，因為地下經濟同樣也可能受到金融發展或地上經濟的影 響。若忽略了地下經濟的角色，將無法真實呈現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的關係，特 別是對於地下經濟規模較高的國家。基於此，本文首先估算我國地下經濟的規模 大小，並將其納入臺灣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的互動關係中，重新審視臺灣過去三
8 相關文獻如 Goldsmith (1969)、McKinnon (1973)、Shaw (1973)、King and Levine (1993a, 1993b)、
Pagano (1993)、Fry (1995)、Levine and Zervos (1998)、Beck and Levine ( 2004) 及 Rousseau and Sylla (2005) 等。其中 King and Levine (1993a, 1993b) 是研究金融仲介與經濟成長關係的代表作。King and Levine (1993a) 指出金融發展將促進技術創新與生產力的成長。King and Levine (1993b) 利用 80 個國家 1960 年至 1989 年的資料，實證結果發現金融仲介與經濟成長有顯著正相關，而且金 融仲介發展程度分別與未來的資本累積速度、投資率及經濟效率有顯著正相關。
9 當金融發展能促進經濟成長時稱為供給領導，若金融發展只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對金融服務有需求 而促進金融持續發展的情形則稱為需求追隨。至於探討者者因果關係的文獻，受到研究方法、研 究期間甚至是樣本資料特性的影響，以致未有一致性的結論。支持金融發展是因而經濟成長是果 的文獻有莊希豐（1999）、黃仁德與羅時萬（2000）、Beck et al. (2000)、Arestis et al. (2001)、邱 魏頌正等（2003）、Aghion (2004)、Christopoulos and Tsionas (2004)、Vlachos and Waldenstrom (2005)、Shen and Lee (2006)、Habibullah and Eng (2006) 及 Abu-Bader and Abu-Qarn (2008) 等；
支持經濟成長是因而金融發展是果的文獻有Boulila and Trabelsi (2004)、Zang and Kim (2007) 及 Chakraborty (2008) 等；支持兩者存在雙向因果關係的文獻有 Shan et al. (2001)、Calderon and Liu (2003) 及 Hassan et al. (2011) 等。此外，許振明與林樹明（2000）利用臺灣 1964 年到 1997 年的 資料發現銀行發展對經濟成長並無顯著的貢獻，但股市發展對經濟成長具顯著的貢獻。李建強
（2005）則以臺灣 1978 年第 1 季至 2001 年第 2 季的資料發現銀行發展促進經濟成長，股市發展 與經濟成長存在雙向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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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銀行發展、股市發展及經濟成長的互動關係是否受到地下經濟的影響，並 且進一步瞭解地下經濟在臺灣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
雖然近期文獻大多忽略地下經濟在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互動關係上所扮演的 角色，但是許多現存的理論及實證文獻均明確指出，地下經濟分別與金融發展或 官方經濟成長息息相關。10 首先，許多的文獻發現金融發展程度與地下經濟規模 呈現負向的關係。例如，Blackburn et al. (2012) 建構一個有逃漏稅與銀行仲介的理 論模型來研究地下經濟與金融發展的關係，結果發現金融發展程度愈低，地下經 濟規模就愈大。Bose et al. (2012) 及 Capasso and Jappelli (2013) 的實證研究發現提 高銀行部門發展，有助於降低地下經濟。Hung (2015) 則建構一個具有金融雙元性 (financial dualism) 的經濟成長模型，並沿用新結構學派 (new structuralists) 的主 張，認為地上金融部門因受政府的壓抑，其仲介資本投資的效率不及地下金融部 門，結果發現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應採取較為寬鬆的逃漏稅稽查政策，以導 引資本投資進入資本投資效率較高的地下金融部門，將有助於經濟成長。基於此，
（地上的）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地下經濟（包含地下金融部門）規模也會 較高；反之，隨著金融部門的發展，地下經濟的規模也會下降。除了在單一線性 架構之下，Habibullah et al. (2016) 實證發現金融發展對地下經濟的影響是非線性 的，地下經濟隨著金融發展的程度先升而後降，顯示只有在較高的金融發展程度 之下才會對地下經濟產生負面的影響。11
其次，雖然許多文獻皆認為地下經濟與官方經濟成長息息相關，但對於兩者 的關係目前並沒有明確的結論 (Schneider and Enste, 2000)。有學者認為，地下經濟 會抑制經濟成長，原因是地下經濟的成長會使政府稅收流失，導致政府支出減少，
尤其是在基礎建設支出的減少，將抑制經濟成長 (Loayza, 1996)；此外，Farrell (2004) 認為地下私人企業擁有可規避稅賦及政府管制的優勢，將不公平地與地上 合法企業競爭，搶奪它們的市場份額，進而降低經濟成長。相反地，有學者指出 地下經濟部門比官方經濟部門更具競爭力和效率，因此地下經濟的發展會刺激經
10 這些文獻不是探討金融發展與地下經濟的關係，就是探討地下經濟與經濟成長的關係。本文的 主要貢獻為探討三者的互動關係。
11 此文並未探討地下經濟在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互動關係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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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12 Adam and Ginsburgh (1985) 在研究比利時的地下經濟規模時，同樣發 現地下經濟對官方經濟存在正向的影響。La Porta and Shleifer (2008) 則認為經濟 成長主要來自於地上有效率的合法企業的貢獻，並非來自於地下無效率的私人企 業，因此地下經濟與經濟成長互為獨立關係。
表2.1 金融發展、經濟成長及地下經濟的因果關係比較
國外文獻 分析期間/國家 檢定方法 分析結果
Panel A: 地下經濟及金融發展
Gobbi and Zizza (2007) 1997 年-2003 年/義大利 DID 方法 地下經濟→銀行發展(－) Bayar and Ozturk (2016) 2003 年-2014 年/9 個歐盟
轉型國家 VEC 模型 銀行發展→地下經濟(－)
Berdiev and Saunoris (2016)
1960 年-2009 年/161 個國
家 Panel-VAR 模型 銀行發展→地下經濟(－) Bayar and Aytemiz (2017) 1960 年-2009 年/土耳其 弱外生檢定 銀行發展→地下經濟(－) 本文 1987:Q3-2016:Q4/臺灣 弱外生檢定 銀行發展→地下經濟(－) 股市發展↔地下經濟(－) Panel B: 地下經濟及經濟成長
Giles (1999) 1968 年-1994 年/紐西蘭 VAR 模型 經濟成長→地下經濟(＋) Giles et al. (2002) 1976 年-1995 年/加拿大 VAR 模型 經濟成長→地下經濟(＋) Bovi (2004) 1980 年-1991 年/義大利 VAR 模型 經濟成長↮地下經濟 Serrano and Gadea (2005) 1964 年-1998 年/西班牙 VEC 模型 經濟成長↔地下經濟(＋) Birinci (2013) 1964 年-2010 年/12 個先
進國家 Panel-VAR 模型 地下經濟→經濟成長(＋) Yelwa and Adam (2017) 1980 年-2014 年/奈及利
亞 VAR 模型 經濟成長↔地下經濟(＋)
Duarte (2017) 1980 年-2008 年/西班牙 VAR 模型 經濟成長↮地下經濟 本文 1987:Q3-2016:Q4/臺灣 弱外生檢定 經濟成長→地下經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1. → 表單向因果關係；↔ 表雙向因果關係；↮ 表互不影響。
2. ( ) 內的正負號代表兩變數之間影響的方向。
3. 表中所採用的檢定方法為︰差異中之差異法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ID)，向量自我迴 歸 (vector autoregressions, VAR) 以及向量誤差修正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VEC)。
隨著計量方法的時與俱進，上述分別探討地下經濟與金融發展、地下經濟與 經濟成長的文獻，也進一步探討兩者的因果關係。我們將這些文獻的因果關係彙 整如表2.1，並且與本文將三者的互動關係納入考量後的結果進行比較。實證結果
12 Schneider and Enste (2000) 指出實證上顯示在地下經濟活動取得的收入中，有三分之二會透過消 費及投資最終流入官方經濟部門，給官方經濟發展帶來正面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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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大多數文獻支持銀行發展單向顯著降低地下經濟的發展；相反地，Gobbi and Zizza (2007) 發現地下經濟單向顯著降低銀行發展。關於地下經濟與經濟成長的因 果關係，大多數文獻支持兩者之間存在正向影響，但是因果方向並未得到一致性 的結論。不同地，Bovi (2004) 和 Duarte (2017) 卻發現兩者之間並無直接關聯。
為了凸顯地下經濟可能扮演的角色，本文運用臺灣1987 年第 3 季至 2016 年 第 4 季的時間序列資料，先探討金融發展（包含銀行及股市）與官方經濟成長的 互動關係，接著沿用Gutmann (1977) 的現金存款比率 (cash deposit ratio, CDR) 法 對臺灣地下經濟的規模進行估算，然後再將地下經濟納入金融發展與官方經濟成 長的互動關係中，藉以檢視地下經濟如何影響金融發展及官方經濟成長的互動關 係。本文利用Johansen (1988) 提出的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approach) 對實證變數進行共整合關係檢定，若變數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係，則應採向量誤 差修正模型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 來進行長、短期因果關係的檢定 (Engle and Granger, 1987)，並透過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瞭解變數之間的外生性強 弱及相互解釋能力的大小變化。最後，進行模型之樣本內配適度及樣本外的預測 評比，以探討加入地下經濟之後對整體模型配適度及各變數的預測能力是否更為 精準。
實證結果顯示，在長期均衡關係中，地下經濟對官方經濟成長呈現顯著正相 關，並且納入地下經濟的會削弱原銀行發展對官方經濟成長的貢獻，使金融體系 原是符合銀行導向 (bank-based) 為基礎的結論消失了。13 在長期因果關係中，不 論是否考慮地下經濟，我國均存在需求追隨 (demand-following) 的股市規模發展 型態，但考慮地下經濟之後需求追隨的銀行發展型態不復存在；此外，銀行發展 及股市發展長期會降低地下經濟的成長，而地下經濟對股市發展具有反饋關係。
在短期互動關係中，考量地下經濟之前，官方經濟成長促進銀行發展但不影響股 市發展，而銀行與股市之間不存在資金排擠效應；考量地下經濟之後，官方經濟 成長降低股市發展但不影響銀行發展，銀行與股市之間則出現資金排擠的效應。14
13 Demirgüç-Kunt and Levin (1999) 將金融體制分為兩種：銀行導向 (bank-based) 與市場導向 (market-based)。若金融體制是屬於銀行導向為基礎的則認為銀行發展對經濟成長的影響效果比 股市發展來得大；相反地，若金融體制是屬於市場導向為基礎的則認為股市發展對經濟成長的 影響效果比銀行發展來得大。
14 關於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呈現負向關係的文獻有 Robinson (1952)、Kuznets (1955)、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 及 Lucas (198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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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因果關係中，地下經濟的存在導致需求追隨的銀行發展型態不復存在，而
在短期因果關係中，地下經濟的存在導致需求追隨的銀行發展型態不復存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