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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地下經濟 (underground economy) 又稱為影子經濟 (shadow economy)，Smith (1994) 將地下經濟定義為：「所有透過市場所生產的商品或服務，不論是非法的或 者合法的，只要未被官方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所記載的，
即為地下經濟。」換句話說，地下經濟就是應被計入而未被計入GDP 的部分，由 於地下經濟具有隱蔽性及訊息揭露不充分等特性，世界各國GDP 的核算都普遍存 在相同的問題。根據Medina and Schneider (2017) 利用 1991 年至 2015 年的資料對 158 個國家的地下經濟占官方 GDP 之比率或稱地下經濟規模 (shadow economy to official GDP ratio) 進行估算，研究結果發現全體平均值為 32.5%，其中東亞 (East Asian) 國家平均值為 16.8% 最低，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先進國家平均值則為 18.7% 次 之，最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Sub-Saharan African) 國家平均值為 39% 最高，顯示 地下經濟在世界各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且無可避免。更重要的是，地下經濟做 為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另一部引擎，充分瞭解它形成的原因及其發展所帶來的 影響以及探究它與其他重要經濟變數之間的互動關係等相關議題，近年來已深受 世界各國政府及許多經濟學者的高度重視。
自從Schumpeter (1911) 指出金融部門對經濟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以來，
有關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不論從理論或是從實證的角度均已有豐碩 的研究成果，然而兩者之間的關係目前尚未獲得一致的結論，不過大多數文獻仍 支持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之間存在正向的影響性，例如：King and Levine (1993) 指 出健全的金融仲介可降低交易成本及資訊不對稱的問題，有助於改善資源配置，
加速資本累積及經濟成長。另一方面，Patrick (1966) 從因果的角度探究兩者之間 的互動關係，但受限於研究方法、研究期間甚至是樣本資料特性的影響，以致未 有一致性的結論，例如：Patrick (1966) 認為在一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是 由供給領導 (supply-leading) 的型態居於主導地位；隨著經濟的發展，需求追隨 (demand-following) 的型態將逐漸居於主導地位。1
1 當金融發展能促進經濟成長時稱為供給領導，若金融發展只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對金融服務有需求 而促進金融持續發展的情形則稱為需求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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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的文獻有一共同點就是都只關注地上（或官方）經濟層面上的表現，
完全忽略了地下經濟在兩者互動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若忽略了地下經濟的角 色，也將無法真實呈現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的關係，特別是對於地下經濟發展較 高的國家其居中的影響力更是不容忽視。此外，雖然已有文獻明確指出地下經濟 分別與金融發展或經濟成長有密切的關係，例如：Blackburn et al. (2012) 建構一個 有逃漏稅與金融仲介的理論模型來研究地下經濟與金融發展的關係，結果發現金 融發展程度愈低，地下經濟規模愈大；Loayza (1996) 認為地下經濟的擴張會使政 府的稅收流失，導致國家在基礎建設支出的減少，將抑制經濟成長。2 不過，這些 文獻也未能同時考量地下經濟與其它兩者之間的互動影響，若忽略地下經濟變數 可能使計量模型存在內生性 (endogeneity) 問題，而所估計的係數將無法做正確推 論，Feige and Pearce (1979) 也指出當模型中忽略其他重要變數時，將容易導致雙 向因果關係的結論。
金融發展對地下經濟的重要影響性雖已獲得文獻上的支持，然而在實證上衡 量金融發展程度指標（包括銀行及股市）的選取因所側重的功能不同而各有所差 異，特別是在股市發展指標方面大多著重在股市規模（以上市公司總市值占 GDP 的比率來衡量）及股市流動性（以股市成交值占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率來衡量）
等兩種 (Levine and Zervos, 1998; Rousseau and Wachtel, 2000)。Demirgüç-Kunt and Levine (1996) 指出股市發展指標應是多面向的，冀望由單一指標來準確衡量股市 發展程度是不容易的，然而股市波動性 (volatility) 作為股市發展指標之一的選擇 (Levine and Zervos, 1998)，3 卻始終未被納入考量並與地下經濟之間的關係做進一 步的研究。
從貨幣需求面的角度，地下經濟的一個特色就是須仰賴現金做為交易媒介（因 現金交易不易被貨幣當局記錄與追蹤）。Gutmann (1977) 提出現金存款比率 (cash deposit ratio, CDR) 法，透過貨幣占活期存款的比率來衡量地下經濟規模的變動。
當現金存款比率愈高，隱含地下經濟活動的擴大。基於此，當股市即將出現大行
2 地下經濟與經濟成長並非維持單一的負向關係，地下經濟對經濟成長可能產生正向的影響 (Adam and Ginsburgh, 1985)，或是兩者關係不密切 (La Porta and Shleifer, 2008)。
3 Levine and Zervos (1998) 將股市發展的指標區分為股市規模 (size)、股市流動性 (liquidity)、國 際資本市場整合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integration) 及波動率 (volatility) 等四種，並以股市 報酬率來衡量股市的波動程度，進一步分別探討波動率與產出、資本存量、生產力及儲蓄率之間 的關係，其中實證結果顯示波動率與產出之間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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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時，代表股市報酬率可能高於定期存款，因此民眾較願意將定期存款解約轉至 活期存款或減少現金持有轉存至活期存款，等待時機進入股票市場投資。此時，
現金存款比率會下降，反映出地下經濟規模降低，一旦資金流向股票市場就可能 造成股市的大幅波動，因此本文認為地下經濟規模的變動與股市波動性呈反向的 關係，我們稱之為「資金移轉效應」。4 本文的推論也獲得 Schwert (1989) 的支持，
作者於實證上發現股市波動性與總體經濟活動之間有顯著的關係。
股市波動性在資產定價、交易策略、風險管理以及貨幣政策等方面扮演著相 當重要的角色，也是許多政府當局在制定總體金融政策時需要考量的變數之一。
而影響股市波動性的因素甚為複雜，我們除了從貨幣的層面來探討影響股市波動 的因素外，也有文獻從金融發展的層面來加以研究，5 例如：王冠閔（2006）在 GARCH (1,1) 模型中加入金融自由化的虛擬變數探討自由化對 11 個新興國家股市 波動性的影響，結果發現臺灣股市報酬的條件變異數在自由化後顯著下降；
Singhania and Anchalia (2013) 則 利 用 指 數 GARCH (exponential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EGARH) 模型加入金融危機的虛擬變 數方式研究美國2008 年次貸危機對亞洲主要股票市場波動率的影響，結果發現次 貸危機對日本、中國、印度的股市波動率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但對香港股市的波 動率則無顯著影響。
上述文獻有一共同點都是以設定虛擬變數的研究方法來探究特定單一金融事 件對股市波動率的影響，而且受限於事件結構轉折點認定和設定的不同，結論也 有所差異。本文認為直接衡量金融發展程度的變動對股市波動性的影響，可避免 上述的問題，再者透過區分金融發展程度變動的正、負兩種方向，也可以同時捕 捉到金融市場正向及負向的衝擊效果，我們希冀能更貼近金融市場的實際運作情 況，以提高模型解釋及預測的能力。
地下經濟的存在扭曲了資源的配置，降低政府稅收，使收入分配的效率下降，
增加租稅不公平等問題。普遍相信，地下經濟的存在，特別是在高度發展的狀態 下，對於社會是有害的。基於此，文獻上對於研究地下經濟的形成因素以及如何
4 Schwert (1989) 指出交易活動與股票波動之間存有相互關係，發現交易量的成長與股市波動率之 間呈正向的關係。
5 Bekaert and Harvey (1997) 認為影響新興市場股市波動率因素不僅包括總體經濟環境，還包括股 市發展階段、市場微結構以及政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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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遏阻地下經濟發展，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地下經濟的規模受到許多不同因素 的影響，主要的影響成因有租稅負擔 (Tanzi, 1980)、金融發展 (Blackburn et al., 2012)、政府支出 (Buehn and Schneider, 2012)、人均 GDP (Schneider and Enste, 2000)、工資與薪資 (Tanzi, 1980) 以及通貨膨脹 (Bittencourt et al., 2014) 等。
但是上述文獻在探討地下經濟成因與地下經濟之間的互動關係，主要都是在 線性架構下的研究成果，而完全忽略了兩者之間的關係可能存在非線性的特性。
若直接採用線性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可能會得到平均的 (average) 或是偏誤 (bias) 的結論。有鑑於此，Din (2017) 將金融發展變數的一次項及平方項同時納入考量，
6 試圖探討金融發展與地下經濟之間非線性的關係；Wang et al. (2012) 以年資料研 究臺灣稅率變化對地下經濟的不對稱效果，結果顯示稅率變動上升及下降的影響 效果確實呈現一非對稱的關係，而直接稅之政策效果大於間接稅之政策效果。
上述兩篇文章給出了兩個啟發，其一僅強調金融發展及稅率變動在某一轉折 點之前後，該變數對地下經濟的影響效果應會有所不同，卻未針對轉折點的選取 與估計加以研究。其二，成因變數與地下經濟的關係在不同的「經濟狀態」下是 否會發生結構性改變，因而改變過去基於線性模型下所分析的結果，據我們所知，
目前此議題尚未被論及。
針對上述第二種觀點已獲得後續文獻的支持，例如：Eggoh and Khan (2014) 指 出通膨率的高低會影響其他總體變數（包含地下經濟成因），特別是在高通膨率下 將衝擊其運作機制的效率性。7 基於此，Caballé and Panadés (2004) 研究指出通貨 膨脹會降低逃稅的實質處罰成本，使納稅人的逃稅意願會隨著通膨率而上升。Khan et al. (2006) 使用 168 個國家在 1960 年至 1999 年的資料，利用門檻迴歸模型進行 研究，結果發現在低通膨率下，通貨膨脹對金融發展沒有影響或有促進作用但不 顯著；相反地，在高通膨率下，將會顯著不利金融發展。Sarel (1996) 和 Ghosh and Phillips (1998) 發現通貨膨脹與經濟成長之間存在結構性改變點。Blanchard and Katz (1999) 指出名目薪資成長率與通膨率理論上呈現正向關係；相反地，Muto and
針對上述第二種觀點已獲得後續文獻的支持，例如：Eggoh and Khan (2014) 指 出通膨率的高低會影響其他總體變數（包含地下經濟成因），特別是在高通膨率下 將衝擊其運作機制的效率性。7 基於此，Caballé and Panadés (2004) 研究指出通貨 膨脹會降低逃稅的實質處罰成本，使納稅人的逃稅意願會隨著通膨率而上升。Khan et al. (2006) 使用 168 個國家在 1960 年至 1999 年的資料，利用門檻迴歸模型進行 研究，結果發現在低通膨率下，通貨膨脹對金融發展沒有影響或有促進作用但不 顯著；相反地，在高通膨率下，將會顯著不利金融發展。Sarel (1996) 和 Ghosh and Phillips (1998) 發現通貨膨脹與經濟成長之間存在結構性改變點。Blanchard and Katz (1999) 指出名目薪資成長率與通膨率理論上呈現正向關係；相反地，Muto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