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勞動過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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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的差異。但本文並不否定這些因素的存在，並認為這些因素在人力資源管理 者的勞動過程中是相當重要的，因此，這也是在未來值得繼續深入探討的部分。
第三節 章節安排
本文的論述一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章主要是提出問題、確定研究的視角、
方法以及框架。第二章主要梳理了勞動過程的發展脈絡和國內外研究的狀況、探 討管理工作是否能代入勞動過程視角研究，以及嘗試提出勞動過程理論視角下的 管理工作本質。第三章主要闡述了企業如何篩選合適的人來擔任人力資源管理者 以及如何通過職業生涯的話術和操弄，讓人力資源管理者甘願地投入更多時間和 精力，甚至是整個人生到「趕工遊戲」當中。而第四章則回歸到人力資源管理者 所處的社會關係，大膽地提出企業通過塑造人力資源管理者的「替罪羊」角色來 把勞資矛盾轉換成勞勞矛盾，把階級問題掩蓋為管理問題，並同時探討了人力資 源管理者被一步步分化成為個體工人的機制以及他們的回應與抵抗。最後，第五 章對本文進行總結，梳理了文章中所探討的重要問題以及提出了未來的研究展望。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勞動過程理論
壹、勞動過理論的主要發展脈絡
最早對勞動過程的討論可以追溯到《資本論》第一卷中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 的闡釋。馬克思（1867/2004）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實質上是資本家獲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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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蓋剩餘價值的過程，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该过程显示出兩個特殊現象，
一是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進行勞動，並按照資本家的意願進行生產，二是產品 為資本家所有，而不屬於生產產品的工人。勞動力是一種特殊商品，為了確保剩 餘價值的產生，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必然是資本家施加管理控制和工人抵抗的過程。
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述奠定了勞動過程理論的基礎。然而，面對20 世紀壟斷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及社會階級結構不斷的變化和發展，勞動過程理論逐 漸失去了在馬克思理論中的核心地位，「對生產方式的批判已讓位於一種分配方 式的批判」（布雷弗曼，1974/1978：14）。
沿襲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勞動過程的研究，因應泰勒科學管理模式以及 機械自動化技術興起而引起的工人對工作的日益不滿，布雷弗曼（1974/1978）
針對新的歷史條件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了新的詮釋。他認為由於資本家購買的是 一段時間內的勞動力，而非一段時間內的勞動量，剩餘價值的生產具有不確定性。
當勞動過程成為了資本家的職責時，對勞動力的控制和管理是必然的。科學管理 的興起和自動化技術的引入進一步深化了勞動分工，使得工作變得碎片化和專業 化，破壞了工人原本對技術的控制權。這表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勞動過程和工人 的技術分離，資本家收集工人關於生產的所有知識，使勞動過程不再依靠工人的 能力；二是「概念」和「執行」的分離，即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離，工人的 勞動不再需要知識和技術，而是轉變為對指示的簡單執行；三是通過知識壟斷來 規範勞動過程中的每一個步驟和準則，從而徹底剝奪工人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
實現從「技術工人控制」到「管理控制」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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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Sartelli & Kabat，2014），不少學者對《勞動與壟斷資本》中未作具體闡 述的部分進行了補充。Friedman（1977，轉引自游正林，2006）認為，布雷弗曼 忽略了企業內部的工人抵抗，也忽略了工人的抵抗形塑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 被融入到管理控制策略中的事實。他指出工人的抵抗會使管理成本過高，為了獲 得穩定和長期的利潤，管理者根據工人的技能和能力，把他們分為「核心工人」
（Core Workers）和「邊緣工人」（Peripheral Workers），並分別對他們使用兩 種管理控制策略——「責任自治」（Responsible Autonomy）和「直接控制」（Direct Control）。針對「核心工人」，管理者通常使用「責任自治」的管理策略，他們
給予工人一定的責任、權威和地位，從而試圖使工人認同企業的目標，相信個人 目標與企業目標相一致，並能夠在使用最少監控的情況下，自動自覺地完成工作；
而針對「邊緣工人」，他們則往往使用「直接控制」的策略，這種策略體現為強 制性的威脅、嚴密的監督以及給予工人最少的責任以限制勞動力的能動範圍。
Edwards（1979）認為勞動過程是工人與資本家進行階級鬥爭的場所，必然隱含
著對勞動的控制和工人的抵抗。隨著競爭資本主義轉變為壟斷資本主義，以及勞 動控制與工人抵抗的反復博弈之下，管理控制形式由簡單控制向結構控制轉變，
即將勞動控制嵌入企業的技術結構或組織結構之中，也即是可再細分為技術控制
（Technical Control）和官僚控制（Bureaucratic Control）。其中，技術控制旨在 通過一種可控制和指導勞動的技術，把工人替換和同質化為非熟練或半熟練工人，
把整個組織內的工人都納入同一的工作節奏或工作模式中。而官僚控制則將控制 的基礎建立在一系列公司規則或政策上，資本家通過建立規則和程序，將公司內 部等級權力的行駛、工作的模式以及獎懲評估等制度化，以維持對公司的全面控 制。只有符合規則、可靠和可預測、內化企業價值和目標的行為才能得到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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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控制驅使工人以個體形式追逐利益，從而抑制了集體的力量。
然而無論是Friedman 還是 Edwards 的理論補充，都忽略了工人的主體性，即 勞動過程中不僅存在資本家的控制和工人的抵抗，同時也包含了工人對控制的
「同意」。布洛維（1979/2005）認為隨著工會的出現以及最低限度就業保障制 度的產生，強制不再是工人賣力工作的唯一原因，工人在與資方討價還價的過程 中共同構建了「趕工遊戲」的遊戲規則，並在勞動過程中產生了「同意」。與此 同時，資本家也參與到工人的「趕工遊戲」中，並通過計件工資制、內部勞動市 場及內部國家三種機制來深化工人的共識。勞動過程不再體現為赤裸裸地攫取剩 餘價值，而是對此加以掩飾。至此，勞動過程理論從「控制-抵抗」的模式轉變 為「控制-抵抗-認同」的模式（王曉輝，2016）。
布洛維雖然提出了工人的主體性，但其所闡釋的主體性仍然是以「階級優先」
為基礎的，忽略了那些非階級範疇的因素在形塑權力關係中的重要性（聞翔&周 瀟，2007；Lee，1995）。因此，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之後，隨著越來越多的學 者把不同的學科角度引入到勞動過程理論當中，勞動過程研究呈現出了多元化的 發展趨勢（Smith，n.d.），並嘗試把更多非階級性的因素，如性別、種族、身份 等代入勞動過程的討論中（謝富勝，李鐘瑾，2013）。與此同時，勞動過程理論 也吸引許多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學者關注並嘗試將其代入到華人的社會情境當中。
中國大陸的勞動過程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西方勞動過程理論進行梳理以及在把性 別、身份關係、情緒等視角運用到以農民工群體為代表的工廠工人及低端服務業 工人研究中（如潘毅，1999；周瀟，2007；何明潔，2009，徐曉攀，2013 等）。
而台灣的勞動過程研究對象則較為豐富且涵蓋了不同的職業，並且包括了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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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領群體和新興工作的研究（如呂翠玲，1999；傅明雅，2005；郭育成，2010；
陳怡君，2012）。但總體而言，兩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從勞動過程的視角下 對目前佔據就業人數越來越多卻工作條件日益下降的管理工作者進行討論。
貳、勞動過程研究的核心問題
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實質上是資本家獲取和掩蓋剩餘價值的過程。資本家購 買勞動力的動機是為了獲得剩餘價值（馬克思，1867/2004），而對勞動過程進 行控制的動機是解決勞動力轉換成勞動的不確定性，資本家需要通過一定的管理 機制從工人手中奪取對勞動過程的控制，從而保證剩餘價值的生產（布雷弗曼，
1974/1978）。因此，置於勞動過程研究核心的問題是勞動過程中的管理控制與 工人的抵抗。
Edwards（1979）把勞動控制定義為資本家引導工人按照他們的期望來作出
相應工作行為的能力。無論是泰勒式管理下的「去技術化」、直接控制與責任自 治或是「趕工遊戲」中的霸權體制等都是資本家施加勞動控制的一種手段，其最 終目的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剩餘價值。而在資本家使用管理機制奪取工人對勞動過 程的控制權時，與之對立的就是工人的抵抗。工人的抵抗總體來說可以主要分為 兩類，一種是較為容易觀察到的抵抗，如集體行動、用腳投票等，第二種則是較 為隱秘的抵抗。當勞方與資方的力量差距過大時，工人就處於弱者的地位，而那 些公開的、有組織的整治活動往往「不是自取滅亡，就是過於危險」(Scott，
1985:129)，因此，他們會選擇假裝服從、開小差、暗中破壞等日常抵抗行為，
或是一種處於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以「尖叫」和「夢魘」為表征的身體抵抗次 文體（潘毅，1999）。除此之外，布洛維（1979/2005）發現工人也有可能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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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因素導致對管理控制產生「同意」，自願地參與到控制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