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內的鄰里效應

對於區域間的城鄉差距因素，導致的教育資源的差異，促使教育成就具有空 間差異這不足為奇，但若關注更小的尺度範圍，在同一個區域之內是否也有所謂 的教育空間差異，又是如何造成的？本節先從臺北市的發展與學校說明，再討論 臺北市教育成就分布差異的影響因素。

壹、臺北市的發展與學校

都市中的空間形態分布，就 M. Gottdiener（1985: 195-262）而言認為空間形 態的特徵與社會組織的結構變遷呈現辯證的關係，而社會的空間形式是資本主義 衝突下的產物。此從人文生態學觀點（human ecology）亦即人口在集中過程中，

基於競爭原則而有宰制（dominance）、接續（succession）、隔離（segregation）、

侵蝕（invasion）等現象。而這些現象中會呈現所謂的自然區（naturalareas）將 特定的功能聚集一起，與性質相同的人聚居一起，都市的空間分化反映了生存競 爭的結果（章英華，1995：2-3）。例如圖 2-3 所示，葉高華（2007）利用臺閩地 區 2000 年戶口普查資料，將臺北都會區的鄰里予以分類，可以發現在舊社區多 分布在臺北市西邊，社經地位較低，建築物較老舊，產業以服務業為主；相對地 位於中正、大安、松山、天母一帶則為臺北社經地位高的區域。

圖 2-3 2000 年臺北都會區內部結構分區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葉高華（2007）。

這樣的分布情形，可從臺北市發展脈絡解釋，臺北市的發展主要沿淡水河岸 逐漸向臺北市東邊擴展。最早於清代時即因水運商業而興盛的艋舺與大稻埕，爾 後設立的臺北城（舊臺北城）則為平衡艋舺、大稻埕兩地方勢力設立於兩地之間，

並以行政機能為主要功能（黃武達、小川明英、內藤昌，1995）。在日治時期 1898 年的《臺北城內市區計畫圖》與 1899 年的《市區改正計畫》則已計畫以拆除城 牆來聯結發展城內、艋舺、大稻埕三區形成今日臺北市較早發展的三個區（中正、

萬華、大同），爾後 1900 年、1905 年至 1932 所陸續發表的都市計畫也大致以此

概念來規畫，形成舊臺北城為行政中心，而其西側多以商業與娛樂區為主要機能

（黃武達、小川明英、內藤昌，1995），此即為舊臺北市中心。

另外日治時期為與漢人居住地有所區隔，並因應許多來臺的日本移民，因而 規畫許多日式住宅區於舊臺北城的東南側，並在此設立許多的文教設施，例如今 日大安區被稱為文教區，即有許多為日治時期所設的學校（章英華，1995）。西 元 1949 年之後隨國民政府遷臺，在臺北市的東側一帶則原為田地的地方，開始 有許多眷村的設立，例如信義區一帶則有「聯勤第四四兵工廠」，及許多外省人 為主的眷村圍繞（章英華，1995）。

而臺北市因工商發達不斷吸引人口移入，使得原本較早開發之地，龍山、建 成、延平、城中（大致為今日中正、萬華、大同的部分區域）市中心等地方卻開 始飽合，至 1965 年達到高峰後，市中心開始侵蝕往外擴展找尋其他空地，人口 也開始逐漸往外擴散（曾文德，1978）。然而大致上臺北市的西區一直扮演臺北 市商業的核心區，直到 1979 年臺北市政府藉由「信義副都心」此計畫改變臺北 市原以西的單一核心空間（黃武達、小川明英、內藤昌，1995），除撤除原有「聯 勤第四四兵工廠」並將臺北市政府遷往東邊以發展臺北市東邊地區。此使得臺北 市商業區因近來東邊的急遽發展，例如敦化南北路、基隆路、信義計畫區等地成 為新的市中心更勝於舊市區（章英華，1995），使得原有的舊市區因設施老舊而 面臨需要都市更新的命運。

臺北市的都市發展，反應在學校分布上則可以發現在日治時期所設立的國小 則以中山南北路、羅斯福路以西之舊臺北市中心為多，主要受到都市計畫的影響

（曾文德，1978）。然而舊市區的都市用地也漸感不足，因而即使是在 1968 年義 務教育延長九年前的國中，也多以大安、雙園、古亭、及中山地區為多，其形成 環繞臺北市的舊市區（龍山、建成、延平、城中）外圍圓弧，在 1968 年後因義 務教育延長所增設的學校也是以松山、大安、古亭、大同、中山、木柵、景美、

士林、北投等地增設較多（曾文德，1978）。顯然臺北市的舊市區因空間飽和而

不易有空間新設學校。曾文德（1978）利用吸引力指數與月票購買數來研究 1970 代的額滿學校的招生是否吸引到許多越區就讀的學生，即發現位在此舊市區外圍 圓弧的國中，吸引力最大，多集中在今日中山、松山、大安、中正此區交界一帶，

越區就讀的學生也最嚴重。而此區域的發展也多為日治時期所新規畫的地方，此 地的國中學校除了歷史悠久外，升學率佳亦是吸引許多莘莘學子近悅遠來就讀的 原因。

顯然在過去臺北市升學率佳的學校已有空間分布上的差異。但若再仔細探究 臺北市內各區的臺大升學率卻也相當不均等。另外駱明慶（2002）的「誰是台大 學生？」研究中也發現在 1997 年至 2000 年間全國 18 歲的人口中，在臺北市的 人就有 3.06%的機會念到台大，高於全國人口平均有 0.89%的機會，但臺北市內 各行政區的機會又不同，尤其又以臺北市大安區的子弟成為台大學生機會 6.10%

為最高。另外綜合將本研究所得之額滿學校與駱明慶（2002：134）的調查研究，

如表 2-1 所示，可以發現在臺北市的不同區內，升台大的機率、各區的平均教育 程度與各區有的額滿學校數也是不盡相同的。尤其以居住在大安區的子弟不論在 升台大的機率上，其鄰里居民平均教育程度或是額滿學校的數量上都佔盡優勢，

顯示臺北市內部亦為不均質的，難道位在大安區、中正區、松山區、文山區的學 校就容易成為家長喜歡的額滿學校嗎？

臺北市內的教育成就差異，在資源的比較上，例如前述廖倪妮（2005）的研 究，其比較了臺北市的國民小學招生額滿學校與非額滿學校的資源分配差異時，

結果呈現差異之處主要在師生比、班級數、每人所擁有的校地面積上。另外林素 菁（2004）以 2001 年的臺北市明星與非明星國中學區來比較，發現明星學區的 班級數較非明星學區的班級數多 1.61 倍，明星學區的學生人數也是非明星學區 的 1.83 倍。顯然額滿學校或明星學校都有人數較多，且較為擁擠的現象，這樣 照理應不利於學習環境，但他們確仍有較佳的表現。似乎資源不是造成差異的主 要原因。

表 2-1 臺北市各行政區額滿學校、平均教育程度、升台大機率

（四）1997-2000 年升臺灣大學的機率資料來源：駱明慶（2002：134）

然而教育成就的空間差異，近來則有鄰里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s）的理 論出現來解釋不同鄰里如何影響個人的教育成就，並造成學校間的差異

（Ainsworth, 2002; Crane, 1991; Crowder & South, 2003; Duncan, 1994; Jencks &

Mayer, 1990; Vartanian & Gleason, 1999; Wilson; 1987）。過去著名的教育機會均等 報告書《The Coleman Report》（Coleman, 1966）即指出學生成就的重要因素在於 家庭，然而家庭與家庭間的集合所型成的社區或鄰里（neighborhood），卻也是有 可能影響到學生的學業表現。J. S. Coleman 與 T. Hoffer（1987）甚至認為學校所 在的社區鄰里與社區鄰里所能提供給學生的資源將影響學生的成就。例如 C. L.

Garner 與 S. W. Raudenbush（1991）利用蘇格蘭統計資料庫即證明影響教育成就 除個人、家庭與學校因素外，還有鄰里效應的存在。以下則說明鄰里的意義，再 說明鄰里是如何影響個人與學校，並再論及如何測量鄰里的特質。

貳、鄰里意義與效應

鄰里不僅是行政區域的鄉鎮市層級下的次小單位外，H. W. Hallman（1984）

更表示在此次行政單位內居民從事社會活動；而 B. Wellman（1979）更視鄰里為 一群社會網路的聚合；B. D. Rapkin 與 D. A. Luke（1993）以及 A. Rapoport（1997）

則都強調鄰里內人們的交流活動，為一有生命的機體，並有其自己的歷史。這如 同前述臺北市的歷史發展使得逐漸演化許多不同的自然區現象，以及為了便於行 政管理而畫分在同樣行政區之下。而 A. M. Guest 與 B. A. Lee（1983）對於鄰里 居民的研究還發現，人們對於鄰里的範圍不容易有清楚的概念，界線是模糊的具 有彈性。故綜合上述可知鄰里的意義為在客觀上為行政區的鄉鎮市層級的次小單 位，在此單位內的居民相互交流，形塑環境的特色，但在主觀上其範圍確是模糊 的、具彈性的。

R. Arum（2000: 395-400）以學校社區（school communities）是組織場域

（organizational fields）的觀點來看待，認為學校受到國家規範（state regulation）、 專業機構（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市場競爭（market competition）的交互作 用而形成制度化力量，並結合當地特徵以形塑學校層級的實踐。不論是在二次大 戰前社區透過正式的民主程序或公眾參與的壓力；亦或 1950 至 1960 功能論學者

（functionalist）主張學校要反應社會的需求，或 Coleman 所訴諸的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學生網路的連結（student net work），至近來家長極積參與學校 事務（Harvat, Weininger, & Lareau, 2006）。例如林素雯、黃朗文、吳泰儒（2003）

亦認為我國的父母常利用越區就讀選擇學校或是參與學校事務的教育策略以幫 助子女的教育成就，而這都顯示學校正受到社區鄰里的力量來形塑並影響學生的 教育成就與表現。

對於鄰近地區如何影響學生的成就，形成鄰里效應？目前主要有五個理論來 解釋，依 C. Jencks 與 S. E. Mayer（1990）的想法，主要可以分成兩大類：一為 優勢鄰居的優勢（the advantages of advantaged neighbors），以及優勢鄰居的劣勢

（the disadvantages of advantaged neighbors）。前者認為鄰里的社經地位與學生教 育成就有相關的有：集體社會化理論（the collective socialization theory）、與傳染 病理論（the epidemic theory）、社會控制觀（the social perspective）；而後者持相 反看法，認為鄰里社經地位愈高反而會突顯不利學生的劣勢的理論有：相對剝奪 理論（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然而亦有主張鄰里對於個人成就並無影響 的理論：個人效益最大化理論（the personal utility maximization theory）（Crane,

（the disadvantages of advantaged neighbors）。前者認為鄰里的社經地位與學生教 育成就有相關的有：集體社會化理論（the collective socialization theory）、與傳染 病理論（the epidemic theory）、社會控制觀（the social perspective）；而後者持相 反看法，認為鄰里社經地位愈高反而會突顯不利學生的劣勢的理論有：相對剝奪 理論（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然而亦有主張鄰里對於個人成就並無影響 的理論：個人效益最大化理論（the personal utility maximization theory）（Cr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