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額滿國中鄰里效應之探討─地理資訊系統在教育研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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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卯靜儒博士陳哲銘博士. 臺北市額滿國中鄰里效應之探討— 地理資訊系統在教育研究應用. 研究生：林伯勳撰.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2) 謝誌為期一年的碩士論文終於完成了！現在還是很難想像我也可以完成一件傑作（Master Piece）。一路上受惠於他人非常多，尤其是我的大老闆教育系卯靜儒教授給我這個機會可以撰寫跨領域的研究，並盡心盡力地給予論文諸多修正意見，這一段時間也不時給予鼓勵，讓我有勇氣跑去香港中文大學發表本文；其次更要感謝我的第二位老闆地理系陳哲銘教授，願意共同指導我，尤其在許多地理資訊系統技術、理論、資源…等提供協助，使我能夠結合教育系與地理系的團隊與資源，而有今日的研究成果。當然還有辛苦的口委陳佩英教授與孫志麟教授，謝謝你們專業的建議，讓這跨領域的論文，臻於完善。另外要特別感謝教育系卯門下的團 me 成員：依萍學姐、彥稀、微萍，還有跟我同樣論文進度的俐穎，感謝你們每次在團 me 時給予意見、打氣，也讓我看見我沒有發現的盲點。另外還要感謝繼寧不時跟我切磋以及論文意見交流，還提供統計技術的協助；以及我的大學同學芳穎、良丞的幫助，讓我可以順利發表。另外也很感謝地理系陳哲銘老師指導的耀輝學長給予很多的幫助、秋璉的意見回饋，子又的幫忙，以及地理系邱琮淨學妹、簡佳柔學妹有你們的協助真好！而教政所的偉鈞、帥翔，也要特此感謝你們的幫忙；還有王貿，感謝你不時的提醒我研究成果目的為何？對社會有沒有幫助，讓我更能思考本研究的意義之所在。最後要特別感謝我的貴人，葉高華學長的協助以及蔡文娟學姐的研究，沒有你們的協助與授權，本研究將無法撰寫完成。 Danke dir für mich!. Yes, I can! I made the Master Piece. 林伯勳謹誌 2009 年 6 月夏.

(3) 臺北市額滿國中鄰里效應之探討— 地理資訊系統在教育研究應用. 摘要臺北市額滿國中的出現源自於儒家文化脈絡下的父母，其積極地行使教育選擇權，然而額滿國中所產生的問題為誰可以成為滿額學校的學生？是否有階級群聚的現象？本研究目地旨在探究臺北市額滿國中的鄰里效應。首先藉由獨立樣本 T 檢定比較額滿國中與非額滿國中升高中升學率的差異。再利用因素分析方式瞭解臺北市額滿國中與非額滿國中，其學區的鄰里的屬性，是否額滿國中學區的鄰里較佳？第三，建立簡單迴歸模型以檢視鄰里效應是否對學校的升學率有影響？最後應用地理資訊系統（GIS）所具有的疊圖分析與熱點分析功能，並依此結果做教育建言。其研究主要發現如下：一、額滿國中的升學率優於非額滿國中。二、額滿國中學區的鄰里屬性優於非額滿國中學區的鄰里屬性：三、額滿國中具競爭優勢。鄰里效應對額滿與非額滿國中皆有影響，但對額滿國中的效果更強烈。四、教育當局應給予積極性差別待遇幫助這些最不利的鄰里。. 關鍵字：地理資訊系統、鄰里效應、額滿國中、教育選擇權、五力分析. i.

(4) A Study of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ity: Applying GIS to Educational Study. Abstract In Taipei City,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result from the educational choice in the Confucian context, but who can enroll in the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 Do students of a socioeconomics flock together? The research aims at probing into the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ity. First, we use T-test to understand if the ratio of students in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entering senior high school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ose in not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Secondly, we apply factor analysis to seeing what the attributes of neighborhoods in the districts of fully enrolled and not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are. Are the ones of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better than not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Thirdly, we build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o examine if neighborhood effects work? Fourthly, we appl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with overlay analysis and hotspot analysis, and make suggestions by the results.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ratio of students in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entering senior high school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ose in not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2. The attributes of neighborhoods in the district of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are better. Students of higher socioeconomics flock together.. ii.

(5) 3.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take advantage of advantaged neighbors. The neighborhood effects do work on both fully enrolled and not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shift the ratio of students entering senior high schools. The effects are stronger on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4. The authorities should give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to help the most disadvantaged place.. Keywords: GIS, neighborhood effects, fully enrolled junior high schools, educational choices, 5 Forces Analysis. iii.

(6) 目次.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目次………………………………………………... iv. 表次………………………………………………... vi. 圖次………………………………………………... viii. 第一章緒論……………………………………….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7. 第三節名詞釋義………………………………………….. 8. 第二章文獻探討…………………………………. 13. 第一節教育機會均等的概念…………………………….. 13. 第二節區域間的教育資源差異…………………………... 16. 第三節區域內的鄰里效應………………………………... 18. 第四節家長的教育選擇與學校競爭………..……………. 29. 第五節地理資訊系統與教育..……………………………. 37. 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 41. 第一節研究架構與假設……..……………………………. 41. iv.

(7) 第二節樣本資料來源………..……………………………. 44. 第三節變項測量…………………………………………... 46. 第四章結果分析與討論…………………………. 51. 第一節學校升學面向差異……………………..…………. 51. 第二節學校的鄰里屬性……..……………………………. 53. 第三節鄰里效應的檢視…………………………………... 57. 第四節地理資訊系統的應用分析………………………... 63. 第五章結論與建議………………………………. 83. 第一節結論….….…………………………………………. 83. 第二節建議……..…………………………………………. 87. 參考文獻…………………………………………... 92. 中文部份……………………………………………………. 92. 英文部份……………………………………………………. 96. 附錄………………………………………………... 101. 附錄一各校基本資料……………………………………………. 101. v.

(8) 表次. 表 2-1 臺北市各行政區額滿學校、平均教育程度、升台大機率. 22. 表 2-2 因素分析所選取變項……………………………………. 28. 表 2-3 鄰里背景、學校與情境…..………………………………. 39. 表 3-1 地理資訊系統所需資料…………………………………... 46. 表 3-2.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49. 表 3-3 解說總變異量……………………………………………... 50. 表 3-4 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50. 表 4-1 額滿與非額滿學校 2000 至 2002 年平均升學率 T 檢定. 52. 表4-2 獨立樣本T檢定摘要表……………………………………. 55. 表 4-3 因子與升學率之相關….………………………………….. 57. 表4-4 社經因子與公立高中升學迴歸摘要表……..…………….. 58. 表 4-5 額滿學校與非額滿學校的社經因子與優質高中升學迴歸摘要表………………………………………………………. 61. 表 4-6 社經因子、學校與教育決策……………………………... 66. 表 4-7 社經因子教育決策情境主要空間分布…………………... 68. 表 4-8 老化與單親因子、學校與教育決策……………….…….. 71. vi.

(9) 表 4-9 老化與單親因子教育決策情境主要空間分布…………... 72. 表 4-10 里類型分類………………………………………………. 75. vii.

(10) 圖次. 圖 1-1 臺灣三十年來生兒育女之變遷…………………………... 2. 圖 1-2 誰是台大學生……………………………………………... 4. 圖 2-1 教育機會均等概念探究…….………………………….... 14. 圖 2-2 PISA 臺灣成績與學校所在社區……..…………………... 17. 圖 2-3 2000 年臺北都會區內部結構分區圖……………………. 19. 圖 2-4 學校五力分析…..………………………………………... 33. 圖 3-1 本研究架構……………………………………………….. 42. 圖 4-1 社經因子與 2000~2002 平均升公立高中升學率散佈圖. 59. 圖 4-2 社經因子與 2000~2002 平均升優質高中升學率散佈圖. 60. 圖 4-3 額滿學校學區與捷運路線圖…………………………….. 65. 圖 4-4 臺北市各里社經因子…………………………………….. 69. 圖 4-5 臺北市社經因子與決策情境……………………………... 70. 圖 4-6 臺北市各里老化與單親因子…………………………….. 73. 圖 4-7 臺北市老化或單親因子與決策情境……………………... 74. 圖 4-8 臺北市各里類型分布…………………………………….. 76. 圖 4-9 學童流失 Moran’s I 值檢定………………………………. 78. viii.

(11) 圖 4-10 臺北市學童流失熱點分析……………………..……….. ix. 79.

(12) 第一章緒論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壹、研究動機過去教育研究有關於學校方面的研究，不論是左派如 M. W. Apple、P. Bourdieu 等人指陳學校是社會再製（reproduction）的幫兇，或是右派 T. M. Moe、 J. E. Chubb 等人認為公立學校是墮落的科層體制（bureaucracy），對於左派與右派都在唱衰學校，使學校成為吃力不討好的行政組織（王麗雲，2005）。這樣的行政組織面臨改革的命運，在 1980 年代起新右派的教育政策，企圖將教育的責任從國家身上轉嫁至人民的身上，並鼓勵自由選擇教育形式、為自己的選擇負責（Lauder, Brown, Dillabough, & Halsey, 2006: 50），並藉由競爭的方式來提升學校品質。也因此學校間競爭、家長們之間競爭、學生們之間競爭，藉由競爭以獲取更好的教育成就。品質好的學校成為家長們競相爭奪對象，趕緊努力將孩子送該校以免向隅，就為了讓孩子念品質好的學校。臺灣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大多數家長頗重視孩子的教育與教育環境，怕輸在起跑點上；學校間則產生所謂的明星學校，成為家長與學生心目中主觀的「好」品質的學校，也使得讓家長們為了下一代能受好的教育，未來有好的升學與工作出路，即使不住在該學校學區也願意越區就讀，使得明星學校得以吸引鄰近學區的學生成為額滿學校。額滿學校的出現在過去臺灣出生率高的時期，而校舍不足時並不足為奇，甚至學校常有過於擁擠的情形，然而今日我國出生率逐漸遞減，如圖 1-1 所示近 30 年的生兒育女變遷情形，可知政府從過去主張家庭計畫以降低出生率，至今日則獎勵生育政策，然而此亦表示學校正臨學齡兒童減少的時代，各校無不努力招生以維持學校運作的基本學生員額數。若要成為額滿學校則愈來愈不容易，也因此受家長青睞的明星學校因為家長的選擇造就了「西瓜偎大. 1.

(13) 邊」的現象。這樣的學校對家長而言，有升學的保證，可以升上明星高中或大學（張鈿富、葉連祺，2004；駱明慶，2002）。不過這樣的現象卻也引發教育資源公平性的爭議（廖倪妮，2005）。. 圖 1-1 臺灣三十年來生兒育女之變遷資料來源：國立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無日期）。. 2.

(14) 相對於前述在唱衰學校的教育研究，然而另有教育研究如學習的季節型式 1 （seasonal patterns of learning）與水龍頭理論（the faucet theory）（王麗雲，2005）. 對於學校的功能給予正面的肯定，認為學校是平衡器（equalizer），可以減少學生受到學校外的影響因素所造成的教育成就差異，或維持差異避免擴大，若沒有學校教育則學生之間的教育成就的差異將會擴大。這除了肯定學校具有減少教育成就差異的功能外，意謂著學校要扮演更積極的角色去幫助源自學生背景的不均等所造成的影響。例如著名的《The Coleman Report》（Coleman, 1966）也指出影響個人教育成就的關鍵在於家庭以及社區。J. S. Coleman（Coleman & Hoffer, 1987:xxi）在《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The impact of communities》一書中更認為學校所在的社區與社區所能提供給學生的資源將影響學生的成就。從上述可知不論是學校、家庭、還是社區，皆為影響人教育成就的重要環境，在古代即有孟母為了替孩子找到最佳的教育環境而三遷的故事。今日的家長們則亦不遑多讓，倘若選擇一個好環境與好學校是件人生重要大事，那我們更應注意這個面向。況且選擇一個好環境，意謂著不是所有的環境都是有益於教育成就的。例如葉高華（2006）誰是臺大學生研究，依據臺大學生基本調查，利用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處理後，如圖 1-2 所示，即顯示臺大的學生有六成來自臺北都會區，而在鄉村地區，若能考上臺大則是要放鞭炮慶賀。研究中更指出，在臺大校園隨機抽樣 11 個人中即有 1 位來自臺北市大安區。而駱明慶（2002）的「誰是台大學生？」研究中也發現在 1997 年至 2000 年間，全國 18 歲人口平均有 0.89%的機會進入臺大就讀，而臺北市人口就有 3.06%的機會，尤其以臺北市大安區成為臺大學生機會 6.10%為最高，而臺東縣的比例卻只有 0.19%。若住在大安區的子弟可以高於全國其他地區的機率進入臺大就讀，想必吸引許多家長願意來此居住，或將競相將其子女送進 1. 學習的季節型式由 D. R. Entwisle、K. L., Alexander 與 L. S. Olson 所提出的理論，並進一步提出水龍頭的理論。其主張家庭與學校對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有季節性，在學期間（冬季）家庭與學校都有影響，學校尚能讓高低社經背景學生進展一致；而暑假期間，學校關閉之下，只剩下家庭與社區的因素影響，並擴大高低社經背景差異的學生學業成就（王麗雲，2005）。 3.

(15) 該區學校念書，然而理想上如此，實際上卻受到房價或其他因素的影響，而不可能搬到大安區來。例如林素菁（2004）的研究即發現平均而言，在臺北市的明星中學或小學學區2的房子總價比非明星學區的房子總價平均要多出 20 至 60 萬元不等，而大安區的房價又為最高的地區。. 圖 1-2 誰是臺大學生資料來源：葉高華（2006）。為何住在大安區可以有這麼高的機率進入臺大就讀，該地區是如何影響學. 2. 該研究明星學校的認定以臺北市教育局公告額滿學校為主，再加上永慶房屋、力霸房屋、住商不動產、中信房屋、太平洋房屋、信義房屋等仲介公司所公佈的明星學區（林素菁，2004：21）。 4.

(16) 生取得高教育成就？就教育機會均等倡議的今日，則值得探究教育不平等背後的空間意義，是什麼因素造成這樣的教育成就空間差異，並加以改善。然而回顧過去我國探討教育領域的空間差異時，就國民中小學學校來看，多以城鄉差距，或大尺度的範圍，亦或是以縣市為單位比較，並著重在教育資源分佈上研究（胡夢鯨，1995；孫志麟，1994；陳麗珠，2007），卻少有對於小尺度範圍，或家長們認為好的學校空間分布差異上做探討。而徐淑雲（2004）則是針對臺南縣市區域差異對學業成就影響，也發現臺南縣即有明顯的城鄉結構差異存在；另外林佳瑩、蔡毓智（2006）則採社會網路結構地位分析方法對大臺北地區小學之教育資源分佈結構進行探討，結果也發現教育資源分佈結構受到城鄉差距影響而呈現二極化的現象，因此該研究者建議在進行教育資源分佈時必需考慮到不同地理區位因素。如同前述，在葉高華（2006）與駱明慶（2002）的研究不約而同都發現臺北市大安區的子弟上台大的機率最高，而許多研究也多指出區域之間的教育資源在硬體或軟體具有差異，使得教育機會具有空間上的不平等；但即使在同一個區域之內是否亦有教育機會均等上的差異呢？例如林素菁（2004）的研究針對臺北市的國中小學校，也發現大安區的明星學校不論在數量上或區內國中小明星學校3所佔比例上都冠於臺北市其他區，若在萬華區卻沒有一間明星學校可以選擇。而 P. A. Peters 與 G. B. Hall （2004）對於祕魯的 Lima 市所做的研究，藉由地理資訊系統與統計軟體的輔助，其針對 Lima 市的鄰里背景與該鄰里的學校品質之間做探討，發現鄰里品質的好壞與學校品質具有正相關。倘若鄰里與學校品質具有某種程度上的關聯，在臺北市這樣大都市區域內的學校中，並無偏遠國中或國小所造成的城鄉差距，然而學校卻仍有因家長的教育選擇所造成的額滿與非額滿學校的差異，額滿學校的魅力讓家長擠破頭也想讓子女就讀，而非額滿學校則可能需要擔憂面臨招收不足的問題。學校的品質或表現是 3. 明星學校的認定同註釋 2。 5.

(17) 否跟其鄰里環境有所關係？又誰可以搶得額滿學校的入場券，成為額滿學校的學生？故本文擬著手研究額滿學校與臺北市鄰里之關係。對於教育空間的差異現象，國外也有許多學者已利用地理資訊系統來輔助教育研究與協助教育行政人員瞭解教育情形，例如 E. Parsons、B. Chalkley 與 A. Jones（2000）則是受英國地方教育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之託，利用該局既有資料庫輸入地理資訊系統來研究家長選擇權，以協助行政人員瞭解該地教育情況。美國教育研究協會主席（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s Presidential）Tate IV, W. F.（2008）更發表了「機會的地理」（Geography of Opportunity），文中即利用地理資訊系統來研究教育機會的空間面向的差異，並在文中強調擴張教育研究的視野，與科際的整合。教育部國教司亦從 2004 年起，即已開始建置地理資訊系統，做為教育優先區補助的參考依據（聯合新聞網，2007 年 3 月 14 日）。然而本研究則希冀藉由地理資訊系統的輔助，除了瞭解臺北市鄰里差異與學校空間分布外，更藉由地理資訊系統的分析，找出影響教育空間差異的主要因素，並從中提出進一步的教育建議，俾臺北市教育局參考，以利資源的有效運用，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落實。. 貳、研究目的本文擬從因家長選擇所造成的額滿與非額滿學校著手，先試圖瞭解額滿與非額滿學校在升學面向上是否有差異？再就鄰里的背景與額滿及非額滿學校來探究其差異，並進一步瞭解學校鄰里環境的差異是否與學校的升學具有關係，最後利用地理資訊系統發現額滿與非額滿學校的分布情形，以及教育不利的鄰里，並運用地理資訊系統來協助空間決策以利教育資源的有效投入，以促進教育機會的公平。故本研究目的整理如下：. 6.

(18) 一、比較額滿與非額滿學校的升學面向的差異。二、瞭解額滿與非額滿學校其學區所在之鄰里屬性之關係。三、探究學校所在鄰里屬性與學校的升學面向之關係。四、運用地理資訊系統分析教育不利的額滿國中鄰里環境。五、應用地理資訊系統幫助教育行政人員決定資源的投入。.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限制壹、研究對象與範圍本研究以臺北市的鄰里與國民中學為對象，利用臺閩地區 2000 年戶口及住宅普查資料做為臺北市鄰里的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臺北市的國民中學資料 4. ，再加上透過蔡文娟（2004）《臺北市公立高中學區與升學的探討》所做的研究，. 其所提供的 2000~2002 年臺北市各國民中學升學資料。故研究對象為位於臺北市的公立國中（含高中附屬國中部）共 68 所國中（額滿學校 18 所，非額滿學校 50 所5）、並以臺北市 438 個里（2000 年）為範圍。貳、研究限制一、資料時間性的限制依據《統計法》規定政府應定期舉辦基本國勢調查，約為每十年普查一次，戶口及住宅普查目的地在瞭解人口質量、家庭結構、就學就業、及住宅使用狀況。過去中華民國對臺灣的普查已分別在 1956 年、1966 年、1980 年、1990 年及 2000 年共舉辦過五次（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無日期）。 4. 有關國中學校資料部份，臺北市教育局僅能提供 90 學年度（2001 年）至 94 學年度（2005 年）的紙本資料。 5 本研究「額滿學校」的選取以 90 學年度（2001 年）至 94 學年度（2005 年）度皆為公告額滿的學校，則列為額滿學校，反之只要有一年不為額滿學校，則列入非額滿學校。 7.

(19) 故受限於戶口普查之鄰里資料因素，由於最近一次的普查於 2000 年施行，故本研究僅能利用 2000 年時的鄰里資料，有其時間上的限制，而本研究所蒐集資料亦須以接近 2000 年為準6。二、資料可取得性的限制學校品質其界定方式不同，則所需蒐集的資料亦有所差異，基本上可將學校分為輸入、過程、輸出與結果四面向來檢視，然而其所對應蒐集的資料，基於學校資料的可取得性限制、與個人能力所及的範圍、資料時間的限制，僅就蔡文娟（2004）所統計的資料來瞭解臺北市各公立國中的升學面向差異，雖不能完全代表額滿學校與非額滿學校的品質好壞，但仍可看出學校品質「輸出」面向上的差異為何。. 第三節名詞釋義本節將本研究所指涉的一些重要概念，在此給予解釋或定義說明清楚，其羅列如下：壹、額滿學校本研究所指的額滿學校為家長主觀上認定的好品質的公立國民中學學校，家長們考量到學校的環境、學校升學成績、與交通距離等因素後，仍願意將孩子送進該校就讀，並受到眾多家長的喜愛，也因此成為臺北市教育局所公告的「額滿學校」。為了配合人口普查的時間性，以及北市教育局所能提供的資料，故本研究則以每年（2001 年至 2005 年）皆被臺北市教育局公告為額滿的國民中學學校則列為本研究的「額滿學校」，本研究中可得 18 所（含高中附屬國中部）。反之則為本研究的非額滿學校，則有 50 所。 6. 例如：八十九年度（2000 年）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 8.

(20) 基於出生率年年下降的趨勢，學校要每年成為額滿學校將日亦困難，故此訂定方式之目的為選出受多數家長「喜愛」的學校，而非因該地區學校不足所形成的額滿學校。貳、學校升學學校升學表示學校所培育出的學生其升上高中的情形。學校品質代表學校良窳，若從事物適用性品質來看，則需考量教育顧客的觀點，亦即行使教育選擇權的人而言。額滿學校的形成有賴於家長主觀的好學校，故本研究以家長選擇學校的考量因素之觀點，其中學校的輸出面向是最為重要的考量之一，且輸出面向最顯而易見，也易於比較分析，故在輸出部份以蔡文娟（2004）所做的臺北市各國中 2000 年至 2002 年升高中情形調查為準，資料可分為兩類：「升公立高中」、「升優質高中7」，並以此來代表學校升學面向。參、鄰里屬性鄰里在客觀上為行政單位，屬於鄉鎮市層級的次小單位，而此單位內的居民相互交流，形塑環境的特色，但在主觀上單位內的居民對其範圍確是模糊的、具彈性的。鄰里的屬性，本研究即依臺閩地區 2000 年戶口及住宅普查的臺北市的村里資料為單位，並蒐集社經與家庭的變項資料，以都市生態學（urban ecology）因素分析方式，檢視臺北市各里變異之主要情形，而因素分析所得之因子，即表示為各里的鄰里屬性，再加上以戶口普查所得之學童流失率，來檢視每一個里的鄰里屬性。本研究得到社經因子、老化與單親因子、學童流失率，此三個鄰里屬性面向。 7. 依蔡文娟（2004：71）的研究，其中優質高中的特色為在十二年國教重劃學區中屬於「大學區」的區域招生而非以住家戶籍作為分發入學原則；新生來源超過十個行政區以上，相較於學區型高中，優質高中新生源較分散（區位商數小於 2）。計包含北一女中、中山女中、成功高中、師大附中、建國高中、松山高中。雖然優質高中新生來源較分散，但仍可以發現其新生來源仍以大安區居最多。 9.

(21) 肆、鄰里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s）鄰里效應主要在解釋學生所處的鄰里地區會對學生的教育成就會產生影響。依 C. Jencks 與 S. E. Mayer（1990）的想法，主要可以分成兩大類：一為優勢鄰居的優勢（the advantages of advantaged neighbors），以及優勢鄰居的劣勢（the disadvantages of advantaged neighbors）。前者認為在好的鄰里會有好的教育成就；而後者則認為好的鄰里則將突顯弱勢學生的劣勢，反而造成教育成就不佳。本研究利用都市生態學因素分析方式，將所得之社經因子分數，代表鄰里的社經背景，並以此檢視是否社經背景愈佳（社經因子分數愈高），而該鄰里所屬學校的升高中升學率愈佳，或愈差。伍、學校五力分析藉由 M. E. Porter（1980）以五力分析（5 Forces Analysis）闡明一個企業的競爭能力，本研究將其應用分析學校之間的競爭關係，稱之為學校五力分析，其中有四種主要因素組成包含：學校的消費者、學校的供應商、以及潛在進入者的威脅和來自替代品的威脅，此四種因素產生出學校的第五個力量：來自現有競爭者競爭強度（intensity of rivalry among existing firms），一學校現有競爭者間競爭強度「愈低」，表示該學校在一般大眾心目中的喜好愈高，學校的市場佔有率強，在本研究則呈現為額滿學校。反之一旦此競爭強度「過高」，則將造成學校所遭受其他學校的威脅過大，而不易成為額滿學校。陸、學校的供應商依據 M. E. Porter（1980）的五力分析理論（5 Forces Analysis），轉化為學校的五力分析時，則學校的供應商指涉為學校學區的鄰里及就讀該校的學生及家長。因鄰里或家長供應他們的小孩進到學校就讀，而成為學校的供應商。. 10.

(22) 柒、學校的消費者依據學校的五力分析架構，則學校的消費者指涉為高中或高職學校。他們選擇國中培育出來的學生，成為國中的消費者。而消費者的選擇情形將影響學校的供應商選擇學校行為，以及影響學校之間的競爭關係。捌、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地理資訊系統乃結合資料庫、空間資訊、與統計分析等功能的一套分析軟體。其可以整合許多地理資訊於資料庫中，並提供一個空間平台，在此平台中處理空間資料或進行空間決策（spatial decision）。本研究即利用地理資訊系統，瞭解額滿學校與非額滿學校的空間分布外，更將鄰里屬性予以分類，並以疊圖分析（Overlay analysis）的方式，以及熱點分析（Hotspot analysis）的方式除找出學童流失最嚴重區域，並指出教育不利之鄰里，以利北市教育行政人員進行教育決策，協助這些鄰里的居民、學生以及其所屬的學校。. 11.

(23) 12.

(24) 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章先從教育機會均等的概念探究，瞭解現今臺灣國民教育的教育機會不均等問題，再分別探討教育空間上的差異：大尺度的城鄉差距以及小尺度鄰里效應的影響，與因家長的教育選擇所產生的學校競爭，尤其是額滿學校與非額滿學校的形成，最後探究地理資訊系統的在教育上的應用，以幫助本研究設計。. 第一節. 教育機會均等的概念. 楊瑩（2004：273）認為「機會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是指人類社會中存在一種競爭狀況，而社會中的人們為了相同目標，在既定規則下彼此較勁，而機會均等的問題探討即是對規則或輸贏的公平性的檢視。然而教育機會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的概念雖建立在機會均等概念之上，卻隨著教育社會學探究方向的轉變而其內涵產生許多的演變，其強調的重點則亦有所不同。大致而言教育機會均等概念的實踐可分為三個層面（楊瑩，2004；甄曉蘭， 2007）：教育的起點、教育的過程、教育的結果。例如美國昔日將教育機會均等焦點置於「均等」（equality）的概念上（Coleman, 1990: 20）而強調：1、提供免費教育給所有兒童；2、不論學生背景提供所有兒童相同課程；3、不同背景學生可進相同學校；4、同學區內學校水準能提供相同經濟支援。這些都是從學校要能夠提供不同的學生能有相同的教育起點。若只是將教育起點的均等界定為教育機會均等，似乎是可以達到的教育目標，但這卻忽視了教育的過程與結果分配。J. S. Coleman（1975）認為若將學校教育所投入的資源以界定均等，是薄弱（weak）的均等概念，因為這是無法保證教育的品質，而應該是以「…不均等的減少」（引自楊瑩，2004：294），因學校所招收的學童受外在環境因素影響甚大，學校須扮演積極的角色，將這些差異影響的減少。故爾後重視「不均等」（inequality）的概念，在教育的起點上，除了原有的 13.

(25) 資源投入的公平性探究外，更有重視強調「輸入」（input）的面向差異的減少，例如學校種族因素、階級因素…等主張，英國 1967 年的《Plowden Report》的積極性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主張對於物質或經濟上貧困區予以特殊補助（楊瑩，2004：290）；而教育的過程中也有看重無形的概念如教師對學生期望、學校風氣…等；另外對於教育的結果亦有主張對於相同背景能力的個體可以有相同的教育結果，對於不相等背景、能力的個體也有相同的結果，亦即雖輸入不同，但結果要相同。然而 Coleman 亦認為若希冀每位學生皆有相同的教育結果，則將似乎是難以達到的目標（Coleman, 1990: 24-25）。. 教育起點. 教育過程. 教育結果. 鄰里與學生背景. 學校品質. 教育成就. 立足點不同. 平衡器：維持或減少差異. 升學或就業. 圖 2-1 教育機會均等概念探究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Coleman（1990: 29-30）認為學校內影響學生的聚合（convergent）的相對強度（the relative intensity）與學校外影響的分散（divergent）強度，決定了教育系統的效能（effectiveness）以及教育機會的均等。學校雖能減少教育機會不均等，但學校角色需要更加的主動，而這需要靠教育政策來輔助學校的功能。另外教育研究發現學校具有平衡器功能（王麗雲，2005；Downey, Hippel, & Broh, 2004），除了肯定學校縮短不同背景學生的教育成就上，但也發現學生在非學校因素影響的暑假期間，反而來自於家庭、社區鄰里影響因素來得較大。這顯示學生的成就差異除了來自於學校的因素外，仍受到家庭、社區鄰里所帶來的影響。如果從教育的起點開始，學生的背景因素與來自的社區鄰里差異的立足點不同，又進到不 14.

(26) 同品質的學校，有些幸運兒進到品質好的學校，有些則進到品質較差的學校，則這將影響到學生的教育結果。從教育機會均等的實踐上，如圖 2-1 所示，則教育的起點不同，接受的教育過程又不均等，怎能期待學校發揮平衡器的功能（Downey, Hippel, & Broh, 2004），減少最後教育的結果的差異呢？回顧過去有關學校與教育機會均等之國內研究，多從學校間的差異來比較，且主題多放在城鄉差距或偏遠地區之上（胡夢鯨，1995；孫志麟，1994；高新建， 1998；陳麗珠，2007；甄曉蘭，2007），然而對於學校所處的週圍環境脈絡的探究較少，多僅專注獨立出學校內部的環境來探討其差異。R. Arum（2000: 395-400）就認為學校的實踐受到學校外的影響，尤其社區的力量影響力愈來愈高，而這也是大多學校與教育機會均等研究所較少注意到的—學校與鄰里的關係面向。高新建（1998）則從不均等的學習機會與學校選擇權來探究教育機會的不均等，指出家長或學生能選擇學校的權利其實也是不均等的，不是每個人都可以念到家長認為的好品質的學校，大部份的人都是不得不在場的觀眾，對於學校沒得選擇，強迫就近學區入學。而廖倪妮（2005）的研究即比較了臺北市的國民小學招生額滿學校與非額滿學校的資源分配差異，結果發現大多數的資源比較項目下，額滿學校與非額滿學校是沒有顯著差異的，額滿學校有顯著差異之處在師生比較高、班級數較多、每人所擁有的校地面積較少。但這些項目的差異，理應顯示額滿學校的環境更糟，但家長仍願意將學生送進該校就讀，顯然造成學校成為家長趨之若鶩的學校則有其他吸引的原因。如同 Coleman（1990: 24-25）認為對教育行政人員而言，將教育機會均等概念放置在教育的起點，雖非確保教育品質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的條件，且是教育行政上容易可及的目標。本文則將教育機會均等概念著重在教育的起點—鄰里背景，與教育的過程—額滿或非額滿學校，以及教育結果—升學，此三方面的關係來探究，並藉由地理資訊系統的分析，來幫助臺北市教育行政人員來做「積極性差別待遇」決定，這些亦將在後文加以探討。. 15.

(27) 第二節區域間的教育資源差異過去我國在探討教育的空間差異，多以大尺度的範圍，以縣市為單位進行比較研究，或是以城鄉差距的研究為主題最多，並側重在資源分配的分析（胡夢鯨， 1995；孫志麟，1994；許添明，2003；陳麗珠，2007），就「教育資源」而言包括用於教育活動所需之人力、財政、物理及資訊等資源（孫志麟，1994），而研究上都發現城鄉的教育資源具有差異，造成教育機會的不均等。例如在資源的比較上，胡夢鯨（1995）與孫志麟（1994）即認為我國國民教育資源的分配具顯著的區域差異，且教育資源多集中於都會地區。另外在經費方面，許添明（2003： 15）認為我國的各縣市政府教育經費可謂「患寡且患不均」，不但實質用在學生身上的錢少，而各縣市政府的每生教育支出更是差異頗大。而在人力資源上，甄曉蘭（2007）亦指陳偏遠地區成為教師的「新兵訓練所」，教師流動率與配課率皆過高。若區域之間因資源的差異而造成教育成就的差別，則其結果不令人意外，這也會導致教育政策投入更多的資源，以協助資源貧困的地區。教育部為追求教育機會均等的目標下，基於積極性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的精神而推出「教育優先區」的政策，其針對文化不利或教育資源貧乏地區予以特殊補助，試圖提供更多的資源予以補助，改善教育環境，該計畫自 1995 年開始試辦（教育部，1996），至今仍持續修定與辦理；此外也有大專青年資訊志工（2001）、挑戰 2008、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2002-2007）、攜手計畫課後扶助（2006）…等方案，以協助偏遠地區也能有多一些人力、資訊等資源的投入。然而重視資源的投入的公平性卻不注重教育的結果，可能會有政府花大錢卻浪費經費造成使用效率的爭議（許添明，2003：116）。例如台灣於 2006 年參加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國際學生評量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從 PISA 臺灣成績與學校所在社區（Community）比對，如圖 2-2 所示，可以發現不論是閱讀、 16.

(28) 數學、及科學的平均成績與標準都仍有城鄉差距存在。似乎積極性的差別待遇精神下的教育政策，以教育資源的補助，對於城鄉教育成就的差異仍然沒有解決。 600 500 400 Reading. 300. Mathematics. 200. Science. 100 0. Village. Small Town. Town. City. Large City. Village. Small Town. Town. City. Large City. 少於 3000 人. 3000~15000 人. 15000~100000 人. 100000~1000000 人. 大於 1000000 人.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閱讀. 447. 45.72. 446. 9.93. 483. 6.47. 500. 7.00. 522. 2.01. 數學. 486. 50.34. 482. 15.7. 537. 7.33. 554. 8.27. 579. 7.72. 科學. 489. 37.58. 472. 13.28. 520. 6.72. 538. 7.11. 559. 6.86. 圖 2-2 PISA 臺灣成績與學校所在社區資料來源：OECD (2006) V. J. Roscigno、D. Tomaskovi-Devey 與 M. Crowley（2006）認為資源（resource）不等於投資行為（investment），且有資源也不一定有產出。亦即縱使有再多的資源給予，但學校或家長卻沒有投資行為的出現則不會有產出，而資源也將白白浪費。例如雖然給予學校補助購買電腦設備，但學校卻基於管理理由，而不讓學生方便使用，則這樣豈能幫助學生在資訊上的資源提升？另外對於家庭而言，倘若有資源，也要父母對於子女的教育積極關切，形成 Coleman 的代間緊密（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對子女的教育成就也才能顯現（陳婉琪，2007；Harvat, Weininger, & Lareau, 2006）。然而在偏遠地區中，大多為勞動階級的家庭，其對子女的教育關心卻常常是力不從心，在作業上的協助、或家庭所形塑的認知習性. 17.

(29) （cognitive habitus）與學校的課程上不相符（Nash & Harker, 2006）。甄曉蘭（2007：30）認為對於偏遠地區應從社區總體營造著手，改善社會、經濟、文化的不利條件。相反地，陳婉琪（2007）的研究發現了居住在臺北市的孩子教育成就高，具有「大城效應」的都市教育優勢，並認為這可能是因為都市的家長較具有投資行為、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這意謂著大尺度區域之間的教育成就差異，除了關注學校品質的差異來自於城鄉資源的差距外，對於教育的起點，學生的背景與其所處的地方，卻也是相當地不同的。. 第三節區域內的鄰里效應對於區域間的城鄉差距因素，導致的教育資源的差異，促使教育成就具有空間差異這不足為奇，但若關注更小的尺度範圍，在同一個區域之內是否也有所謂的教育空間差異，又是如何造成的？本節先從臺北市的發展與學校說明，再討論臺北市教育成就分布差異的影響因素。壹、臺北市的發展與學校都市中的空間形態分布，就 M. Gottdiener（1985: 195-262）而言認為空間形態的特徵與社會組織的結構變遷呈現辯證的關係，而社會的空間形式是資本主義衝突下的產物。此從人文生態學觀點（human ecology）亦即人口在集中過程中，基於競爭原則而有宰制（dominance）、接續（succession）、隔離（segregation）、侵蝕（invasion）等現象。而這些現象中會呈現所謂的自然區（naturalareas）將特定的功能聚集一起，與性質相同的人聚居一起，都市的空間分化反映了生存競爭的結果（章英華，1995：2-3）。例如圖 2-3 所示，葉高華（2007）利用臺閩地區 2000 年戶口普查資料，將臺北都會區的鄰里予以分類，可以發現在舊社區多分布在臺北市西邊，社經地位較低，建築物較老舊，產業以服務業為主；相對地位於中正、大安、松山、天母一帶則為臺北社經地位高的區域。 18.

(30) 圖 2-3. 2000 年臺北都會區內部結構分區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葉高華（2007）。這樣的分布情形，可從臺北市發展脈絡解釋，臺北市的發展主要沿淡水河岸逐漸向臺北市東邊擴展。最早於清代時即因水運商業而興盛的艋舺與大稻埕，爾後設立的臺北城（舊臺北城）則為平衡艋舺、大稻埕兩地方勢力設立於兩地之間，並以行政機能為主要功能（黃武達、小川明英、內藤昌，1995）。在日治時期 1898 年的《臺北城內市區計畫圖》與 1899 年的《市區改正計畫》則已計畫以拆除城牆來聯結發展城內、艋舺、大稻埕三區形成今日臺北市較早發展的三個區（中正、萬華、大同），爾後 1900 年、1905 年至 1932 所陸續發表的都市計畫也大致以此. 19.

(31) 概念來規畫，形成舊臺北城為行政中心，而其西側多以商業與娛樂區為主要機能（黃武達、小川明英、內藤昌，1995），此即為舊臺北市中心。另外日治時期為與漢人居住地有所區隔，並因應許多來臺的日本移民，因而規畫許多日式住宅區於舊臺北城的東南側，並在此設立許多的文教設施，例如今日大安區被稱為文教區，即有許多為日治時期所設的學校（章英華，1995）。西元 1949 年之後隨國民政府遷臺，在臺北市的東側一帶則原為田地的地方，開始有許多眷村的設立，例如信義區一帶則有「聯勤第四四兵工廠」，及許多外省人為主的眷村圍繞（章英華，1995）。而臺北市因工商發達不斷吸引人口移入，使得原本較早開發之地，龍山、建成、延平、城中（大致為今日中正、萬華、大同的部分區域）市中心等地方卻開始飽合，至 1965 年達到高峰後，市中心開始侵蝕往外擴展找尋其他空地，人口也開始逐漸往外擴散（曾文德，1978）。然而大致上臺北市的西區一直扮演臺北市商業的核心區，直到 1979 年臺北市政府藉由「信義副都心」此計畫改變臺北市原以西的單一核心空間（黃武達、小川明英、內藤昌，1995），除撤除原有「聯勤第四四兵工廠」並將臺北市政府遷往東邊以發展臺北市東邊地區。此使得臺北市商業區因近來東邊的急遽發展，例如敦化南北路、基隆路、信義計畫區等地成為新的市中心更勝於舊市區（章英華，1995），使得原有的舊市區因設施老舊而面臨需要都市更新的命運。臺北市的都市發展，反應在學校分布上則可以發現在日治時期所設立的國小則以中山南北路、羅斯福路以西之舊臺北市中心為多，主要受到都市計畫的影響（曾文德，1978）。然而舊市區的都市用地也漸感不足，因而即使是在 1968 年義務教育延長九年前的國中，也多以大安、雙園、古亭、及中山地區為多，其形成環繞臺北市的舊市區（龍山、建成、延平、城中）外圍圓弧，在 1968 年後因義務教育延長所增設的學校也是以松山、大安、古亭、大同、中山、木柵、景美、士林、北投等地增設較多（曾文德，1978）。顯然臺北市的舊市區因空間飽和而 20.

(32) 不易有空間新設學校。曾文德（1978）利用吸引力指數與月票購買數來研究 1970 代的額滿學校的招生是否吸引到許多越區就讀的學生，即發現位在此舊市區外圍圓弧的國中，吸引力最大，多集中在今日中山、松山、大安、中正此區交界一帶，越區就讀的學生也最嚴重。而此區域的發展也多為日治時期所新規畫的地方，此地的國中學校除了歷史悠久外，升學率佳亦是吸引許多莘莘學子近悅遠來就讀的原因。顯然在過去臺北市升學率佳的學校已有空間分布上的差異。但若再仔細探究臺北市內各區的臺大升學率卻也相當不均等。另外駱明慶（2002）的「誰是台大學生？」研究中也發現在 1997 年至 2000 年間全國 18 歲的人口中，在臺北市的人就有 3.06%的機會念到台大，高於全國人口平均有 0.89%的機會，但臺北市內各行政區的機會又不同，尤其又以臺北市大安區的子弟成為台大學生機會 6.10% 為最高。另外綜合將本研究所得之額滿學校與駱明慶（2002：134）的調查研究，如表 2-1 所示，可以發現在臺北市的不同區內，升台大的機率、各區的平均教育程度與各區有的額滿學校數也是不盡相同的。尤其以居住在大安區的子弟不論在升台大的機率上，其鄰里居民平均教育程度或是額滿學校的數量上都佔盡優勢，顯示臺北市內部亦為不均質的，難道位在大安區、中正區、松山區、文山區的學校就容易成為家長喜歡的額滿學校嗎？臺北市內的教育成就差異，在資源的比較上，例如前述廖倪妮（2005）的研究，其比較了臺北市的國民小學招生額滿學校與非額滿學校的資源分配差異時，結果呈現差異之處主要在師生比、班級數、每人所擁有的校地面積上。另外林素菁（2004）以 2001 年的臺北市明星與非明星國中學區來比較，發現明星學區的班級數較非明星學區的班級數多 1.61 倍，明星學區的學生人數也是非明星學區的 1.83 倍。顯然額滿學校或明星學校都有人數較多，且較為擁擠的現象，這樣照理應不利於學習環境，但他們確仍有較佳的表現。似乎資源不是造成差異的主要原因。 21.

(33) 表 2-1. 臺北市各行政區額滿學校、平均教育程度、升台大機率. 臺北市行政區. 額滿學校數. 平均教育程度. 1997-2000 年升臺灣大學的機率. 大安區. 3. 3.455. 6.1. 中正區. 3. 3.2. 5.08. 松山區. 3. 3.292. 4.91. 文山區. 3. 3.177. 3.36. 中山區. 2. 3.077. 3.44. 內湖區. 2. 3.035. 2.55. 北投區. 2. 2.9. 2.47. 大同區. 1. 2.726. 2.21. 士林區. 1. 2.958. 2.38. 南港區. 1. 2.786. 1.39. 信義區. 0. 3.027. 3.37. 萬華區. 0 2.641 1.79 注：（一）教育程度 1、國小以下（含不識字）；2、國中；3、高中或高職； 4、專科或大學；5、碩士或博士以上（二）教育程度資料來源：臺閩地區 2000 年戶口及住宅普查（三）額滿學校資料來源：臺北市教育局（四）1997-2000 年升臺灣大學的機率資料來源：駱明慶（2002：134）然而教育成就的空間差異，近來則有鄰里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s）的理論出現來解釋不同鄰里如何影響個人的教育成就，並造成學校間的差異（Ainsworth, 2002; Crane, 1991; Crowder & South, 2003; Duncan, 1994; Jencks & Mayer, 1990; Vartanian & Gleason, 1999; Wilson; 1987）。過去著名的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The Coleman Report》（Coleman, 1966）即指出學生成就的重要因素在於家庭，然而家庭與家庭間的集合所型成的社區或鄰里（neighborhood），卻也是有可能影響到學生的學業表現。J. S. Coleman 與 T. Hoffer（1987）甚至認為學校所在的社區鄰里與社區鄰里所能提供給學生的資源將影響學生的成就。例如 C. L. Garner 與 S. W. Raudenbush（1991）利用蘇格蘭統計資料庫即證明影響教育成就除個人、家庭與學校因素外，還有鄰里效應的存在。以下則說明鄰里的意義，再說明鄰里是如何影響個人與學校，並再論及如何測量鄰里的特質。. 22.

(34) 貳、鄰里意義與效應鄰里不僅是行政區域的鄉鎮市層級下的次小單位外，H. W. Hallman（1984）更表示在此次行政單位內居民從事社會活動；而 B. Wellman（1979）更視鄰里為一群社會網路的聚合；B. D. Rapkin 與 D. A. Luke（1993）以及 A. Rapoport（1997）則都強調鄰里內人們的交流活動，為一有生命的機體，並有其自己的歷史。這如同前述臺北市的歷史發展使得逐漸演化許多不同的自然區現象，以及為了便於行政管理而畫分在同樣行政區之下。而 A. M. Guest 與 B. A. Lee（1983）對於鄰里居民的研究還發現，人們對於鄰里的範圍不容易有清楚的概念，界線是模糊的具有彈性。故綜合上述可知鄰里的意義為在客觀上為行政區的鄉鎮市層級的次小單位，在此單位內的居民相互交流，形塑環境的特色，但在主觀上其範圍確是模糊的、具彈性的。 R. Arum（2000: 395-400）以學校社區（school communities）是組織場域（organizational fields）的觀點來看待，認為學校受到國家規範（state regulation）、專業機構（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市場競爭（market competition）的交互作用而形成制度化力量，並結合當地特徵以形塑學校層級的實踐。不論是在二次大戰前社區透過正式的民主程序或公眾參與的壓力；亦或 1950 至 1960 功能論學者（functionalist）主張學校要反應社會的需求，或 Coleman 所訴諸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學生網路的連結（student net work），至近來家長極積參與學校事務（Harvat, Weininger, & Lareau, 2006）。例如林素雯、黃朗文、吳泰儒（2003）亦認為我國的父母常利用越區就讀選擇學校或是參與學校事務的教育策略以幫助子女的教育成就，而這都顯示學校正受到社區鄰里的力量來形塑並影響學生的教育成就與表現。對於鄰近地區如何影響學生的成就，形成鄰里效應？目前主要有五個理論來解釋，依 C. Jencks 與 S. E. Mayer（1990）的想法，主要可以分成兩大類：一為優勢鄰居的優勢（the advantages of advantaged neighbors），以及優勢鄰居的劣勢 23.

(35) （the disadvantages of advantaged neighbors）。前者認為鄰里的社經地位與學生教育成就有相關的有：集體社會化理論（the collective socialization theory）、與傳染病理論（the epidemic theory）、社會控制觀（the social perspective）；而後者持相反看法，認為鄰里社經地位愈高反而會突顯不利學生的劣勢的理論有：相對剝奪理論（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然而亦有主張鄰里對於個人成就並無影響的理論：個人效益最大化理論（the personal utility maximization theory）（Crane, 1991; Crowder & South, 2003; Jencks & Mayer, 1990; Vartanian & Gleason, 1999; Wilson, 1987）。若先就優勢鄰居的劣勢的觀點，即以相對剝奪理論來解釋（Jencks & Mayer, 1990）其主張處於劣勢的青少年若在富裕的鄰近地區就學，和其有豐沛資源的鄰居相比反而更加競爭不利，甚至還可能產生抗拒，對抗主流群體，故鄰里的品質與學業成就反而呈現負相關；另外亦有認為鄰里的因素不構成影響的個人效益最大化理論（Jencks & Mayer, 1990），其肯定主體的選擇能力，認為主體會依據其個人的教育成就而自然發揮所長，並不受其生長的地區影響。然而近來卻有愈來愈多的研究肯定了鄰里具有正面關係的影響，支持集體社會化理論，認為青少年與鄰里地區互動會形塑其行為，且與鄰里中的其他長輩互動也會成為青少年除家庭之外的模範（Wilson, 1987），在鄰里之中若多數人有不錯的工作，有好榜樣（role models）無形中所形成的氛圍，加上良好互動的社會網絡與彼此信賴，這樣的環境長大下孩子易形塑出重視學校教育的價值觀，而有更好的成就動機，也因此形塑出如 Coleman 所指涉的社會資本（Arum, 2000; Crowder & South, 2003）。J. W. Ainsworth（2002）的實證研究在控制家庭與學校的相關變項後，「高社經地位居民比例」此變項對教育成就有 40%的解釋力。而 K. Crowder 與 S. J. South（2003）比較黑人與白人族群鄰里的研究亦支持此項理論；我國學者陳婉琪（2007）的研究也發現「地區的高等教育人口比例」變項對於一個人的上大學機率具有顯著的影響力。另外社會控制觀則認為在富裕社區的 24.

(36) 父母較會注意學生的活動，避免從事危險活動，減少輟學或學業不佳情形。不過鄰里效應中亦有負面關係的影響，例如 J. Crane（1991）則主張傳染病理論。認為鄰里間的同儕影響亦不能忽視，同儕之間具有某種程度的傳播、感染效果。就 J. Crane（1991）的研究還發現鄰里效應的影響非線性關係，而是當條件達到一定程度的不佳時才會出現，甚至在其研究發現中，亦有表現不利倍增情形。另外就臺灣的相關研究，例如從黃聖紜（2005）的訪談分析中也發現，即使是同樣貧窮背景的小孩，居住在臺北市貧困的社區中與居住在一般的社區中，小孩的未來目標期望、升學、升涯規畫都有明顯的差異，後者比前者顯現出更積極進取的人生觀。而居住在貧困的社區中的小孩感覺被外人貼標籤，被認為自己與該區的居民是同樣的，且沒有自信心，對未來較不樂觀。顯然當鄰里效應產生的為負面的影響時，則如同 S. A. Robet 與 J. S. House（2000）所主張雙重危險假說（double jeopardy hypothesis），居住在不好的鄰里缺少了社會資本與互動冷淡外，又因鄰里環境的不佳而有高犯罪率與公共設施不足，更加不利學生的教育與健康環境，學生在此環境長久下來有如荀子所謂：「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至於鄰里與學校的關係而言，Parsons 等人（2000:44）的研究也發現假若聯結學校成就（school attainment）與社會特徵（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兩概念，將保證縱使為窮的學校（poor school）在中產階級的社區中，也比不受寵的地區，而人數漸少消沈學校（sink-school）來得有優勢。亦即就學校而言，若學校位居在學生、家長以及鄰里大多為中上階級供應的學區，學校的產出表現也比學校位居在勞動階級鄰里來得要好，其學生也較易被高中職學校所錄取。. 參、鄰里的屬性測量與分類對於鄰里的測量目前則有許多不同的看法，若依照鄰里的意義從客觀的角度來測量則為行政區鄉鎮市層級的次小單位，此類資料的蒐集，大多是以戶口普查 25.

(37) 單位（Census Tracts）與區塊群組（Census Block Groups）最被普遍利用（李禹陞，2006）。臺灣鄰里大小的測量，則根據內政部 2000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的資料，全臺灣有 7775 個村里，平均一個村里約 2081 人，874 戶（內政部， 2000）。由於目前我國許多資料庫所調查的行政單位，大多只到縣市或鄉鎮市單位層級，例如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家戶所得調查…等，甚至資料基於保密的理由，並未透露資料的地區位置，例如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而目前對於村里層級的資料蒐集，戶口普查仍是主要的選擇（李禹陞，2006：8；章英華，1995），故本文擬以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的臺北市鄰里資料為研究資料來源。決定鄰里測量的基本單位與資料來源只是測量的起點，而所需蒐集的鄰里屬性則為重點。過去用來測量鄰里的特徵一般常用 1、高社經地位的人口比率、2、鄰里低社經地位的比例丶 3、鄰里種族的異質性、4、年齡結構、5、居住的穩定性，此五項指標（Kubzansky, Subramanian, Kawachi, Fay, Soobader, & Berkman, 2005）。而都市生態學的研究方法則發展出以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的方法檢視都市鄰里結構的差異，利用「社經特徵」、「家庭特徵」、與「族群特徵」，來瞭解都市內部結構的變異情形（章英華，1995：8）。國內則有如章英華（1995）、李禹陞（2006）、葉高華（2007）等人即以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的村里資料，利用因素分析的方式得出村里變異的主要因子分數，並將村里各因子分數予以分類方式，得到不同的鄰里類型，並再做進一步的空間屬性分布與鄰里類型的檢視。就社經特徵而言，例如 Peters 與 Hall （2004）在祕魯的 Lima 市的學校與鄰里關係的研究中，亦採取教育程度、經濟收入、失業率、有無一般家庭的公共設備（自來水、電力供應）比例來代表該鄰里的社經背景；而 Ainsworth（2002）所建構的鄰里屬性指標中，高社經地位住民比例，其測量的變項為擁有大學學歷的人口比例與經濟弱勢（失業率），且該社經指標更有 40%的解釋力。綜合上述本研究依「2000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以及「2000 年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所能提供的資料變項，以失業率「各里十五至六十五歲非就學人口. 26.

(38) 無工作比例」、收入「各里平均收入（千元）」為代表該里的社經特徵。至於教育成就部份，例如陳婉琪（2007）則受限於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資料，僅以鄉鎮區的 15 歲以上高等教育人口比例做為居住地區的人口屬性。本研究則獨立出各里的教育程度特徵，以「各里的平均教育程度」，為代表。至於家庭特徵部份，例如 M. C. Hogrebe、L. Kyei-Blankson 與 Z. Li（2008）對 Missouri 地區的研究即發現 Missouri 西邊地區，社經背景雖比不上東邊核心地區，但西邊地區的家庭人口組成卻較年較，但該地的學校仍有不錯的教育表現，該研究則認為可能鄰里家庭年齡結構與學校的教育成就有關，需進一步的探究。另外家庭若是單親家庭，則該背景亦可能不利於學生的學習，例如鄭玉矞（1980）的研究即發現單親的子女在學業成績上較不佳，似乎單親家庭背景可能成為影響教育成就表現的變項。故年齡組成或單親比例高之地方，這樣的家庭的父母，可能所形塑的認知習性（cognitive habitus）與學校的課程上不相符（Nash & Harker, 2006），使得學生進入學校後的學業表現有不良的影響。故本研究就家庭特徵而言以選取年齡：「各里六十五歲老年人口比例」、單親「各里離婚或喪偶比例」兩變項來表示各里的家庭特徵變項。然而對於族群特徵而言，若研究範圍為全台灣，則有需要族群特徵的變項，但本研究範圍為臺北市，就族群的特徵而言對於教育較無明顯影響（Ainsworth, 2002），且易有研究倫理與造成標籤效應（labeling effect）的影響（許添明，2003： 110），故在本研究中尚不考慮族群特徵的蒐集。故綜合上述討論，本研究的鄰里屬性測量以都市生態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擬利用 2000 年台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以及 2000 年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資料，蒐集各里的社經特徵、家庭特徵、並加上各里的教育成程度徵，如表 2-2 所示。將此三大特徵變項利用因素分析方式，來檢視臺北市各里的變異結構情形，並將所得的主要因子面向，分為額滿學校學區與非額滿學校學區的鄰里屬性加以比較。另外本研究再利用 2000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中其戶籍所在 27.

(39) 地與其應依戶籍而分發就讀的學校是否一致，來檢視是否非額滿學校具有學童流失比例高的現象？相反地，額滿學校是否學童流失比例較小呢？因為大家都想要念額滿學校，所以不想跑走，學校較留得住學生。那是否可能亦出現額滿學校有學童流失比例高的現象，此可能意謂著此地學校不敷當地學生的需求，需求大於供給，校舍不足，而被迫轉至其他學校。表 2-2 因素分析所選取變項特徵. 測量變項. 資料來源. 社經特徵. 各里十五至六十五歲非就學人口無. 2000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 工作比例. 住宅普查. 各里平均收入（千元）. 2000 年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 家庭特徵. 各里六十五歲老年人口比例. 2000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 各里離婚或喪偶比例. 2000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 教育程度特徵. 各里平均教育程度. 2000 年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 28.

(40) 第四節家長的教育選擇與學校競爭 1980 年代起新右派的教育主張認為國家應提供教育機會給人民，並給予人民自由的選擇，人民要為自己的選擇後果負責。形塑出「國家取向學習理論」（the state theory of learning）從集體面（collective）與個別面（individual）分別來敘說（Lauder, Brown, Dillabough, and Halsey, 2006：50）。就集體面而言，亦即國家（nation-state）的角色應是計畫經濟的，由國家訂定統一的教育目標、教育內容、與標準；而就個體面來說，則為市場（market）的，是市場經濟的：主張自由競爭，故學生與學生之間、學校與學校、家長之間、老師之間…的競爭。競爭帶來效率與效能，提升教育的品質。人民自由選擇自己的教育，接受國家訂的教育目標、內容、並通過標準，藉由競爭後的結果為自己的教育成就負責任。也因為有統一的測驗並鼓勵學校競爭下，學校之間的競爭存在著。如同前述 Arum（2000；395-400）的主張，學校的實踐受到學校外的影響愈來愈大，造成學校所處的結構脈絡不同，形塑學校本身的優勢（strength）、弱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也造成人們對該校的既有印象。而 B. Levin（2007）亦認為教育的選擇權的意義即建立在「在地管理」（local management）使學校有不同特色，以及可供家長選擇，但統一的升學考試與績效責任的要求，卻反而造就了大多數的學校特色，其都在拼升學表現，而學校的升學表現也造成學校之間的競爭。在我國學區制制度下，學生依戶籍所在地就近入學，學校具有該學區的獨佔市場，基本上對學校的招生並非有影響。然而我國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則大多數家長頗重視孩子的教育與教育環境，怕孩子輸在起跑點上，並善用其教育策略，利用越區就讀家長與學生心目中主觀「好」品質的學校或是介入學校的事務（林素雯、黃朗文、吳泰儒，2003），再加上近來少子化對學校的衝擊影響下，卻使學校更重視各種表現以吸引新生前來就讀。然而怎樣的因素會是最吸引家長選擇學校的主要考量呢？以下則先藉由家長選擇權與家長選擇學校的考量因 29.

(41) 素，再藉由產業經濟學（industrial economics）的競爭結構理論來探究額滿與非額滿學校的形成，以及其意義。壹、家長的教育選擇權過去公立學校被批評為無效率低品質的行政組織，而 1980 年代新公共管理（new public management）理論的出現，主張以私部門管理策略實踐在公部門身上，以提升公部門的效率，希冀以最小成本投入而有最大效能的目標（Rizvi & Lingard, 2006）。也因此引發新右派主張自由競爭帶來學校組織的革新，例如 M. Friedman 主張引進自由市場的競爭於教育體制，而 T. M. Moe 與 J. E. Chubb 更主張市場導向的公立學校教育與家長自由選擇，以藉此提升學校品質（張炳煌， 2000）。而英國於 1988 年《教育改革法案》（Education Reform Act）即賦予家長選擇學校的權利（林孟皇，2000）。我國則在《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家長教育選擇權包含選擇教育方式與內容的自由。但這並不包括保障家長選擇公立國民中小學學校的權利，然而《憲法》第十條卻保障人民有居住與遷徙之自由。故縱使學區制度下家長無法自由選擇公立學校，但卻可藉由遷戶籍的方式選擇學校學區，以實踐教育選擇的權利。至於教育選擇權之意義為何？家長又如何考量？以下分別說明之。一、教育選擇權之意義吳清山、黃久芬（1995）認為「教育選擇權」（educational choices）又稱為「學校選擇權」（school choice），是指一種分派學生到學校的方式，其目的在使家長和學生都有選擇學校的自由與權利。然而這卻是複雜的權利分配問題，涉及政府、學校、家長與學生的權利。至目前對於教育選擇權多以家長教育選擇權為主（吳清山、林天祐，1997）。然而過去對於教育選擇權、學校選擇權、家長選擇權（parental choices）的概念雖有不同的名詞來表示，但卻常常意涵共通使用（陳寶鈺，2003；Bastow, 30.

(42) 1991；Parsons, Chalkley, & Jones, 2000；Rofes & Stulberg，2004 ）。若從「選擇」意義來看，林孟皇（2000：61）認為「choice 意指依照自己的意願去選取自己認為適當的事物，含有相當程度的自主性與自後覺察。」意即不論是教育選擇權、家長選擇權或學校選擇權，所指的意義是家長或學生可以依自已的意願去選取自己認為適當的學校。二、家長選擇學校的考量因素依 D. Bastow（1991）的研究發現英國父母選擇學校的考量因素有：學校可進程度（school accessibility），上學途中的安全性（journey safety）、領域、小孩的喜好、科目的廣泛選擇、好的考試表現、有能力與會照顧的老師、優良管理（sound management ）、好的校長（a good head teacher）、設施的品質、兄弟姊妹同校（the presence of siblings）、以及進入學校的其他相關因素。而 M. David、 A. West 與 J. Ribbens （1994）則歸納過去有關家長選擇學校考量的因素研究後，提出家長選擇的 3P 理論，認為家長選擇學校的因素主要包括三個向度：學業成就（performance）、學校氣氛（pleasant feel）、學校離家近（proximity）。我國學者張炳煌（2000）則從調查研究中，將蒐集的資料予以因素分析，主軸因素分析法（principal axes factoring），與斜交轉軸（oblimin rotation）最後得到我國家長選擇學校的主要五個取向：學習環境取向、人際關係取向、成績升學取向、交通距離取向、多元課程取向。其中最重要的為學習環境取向、交通距離取向、與成績升學取向。對於會考慮越區就讀的家長而言會以學習環境取向為主要依據；而不考量越區就讀的家長則除了學習環境考量外，另外交通距離取向亦為其重要考量因素，因方便接送與上下學離家近，又如 K. Noreisch（2007）對於 Berlin 市家長選擇中學的調查發現 Tempelhof 區與 Schöneberg 區的家長選擇越區就讀的策略不多，基本上住家離學校都太遠，而使得越區就讀會顯得很不切實際。過去 C. H. Rossell（1985:18）的研究即指出家長在選擇學校時的考量為學校的區位（location），認為距離會是一大障礙。然而在升學取向上，張炳煌（2000） 31.

(43) 則認為不論家長會不會選擇跨區就讀學校，都是重視孩子的成績與升學。換句話說，不論孩子讀哪間學校，成績升學取向則仍然都是向來家長們所重視的，故本研究以各國中升高中情形來衡量家長與學生們主觀的好品質學校。學校若在升高中表現愈佳，則愈能吸引家長與學生們前來就讀。然而在學生員額固定的情形下，家長與學生選擇哪一間學校就讀，此即涉及了學校之間的競爭關係。貳、學校競爭結構除了上述學校升高中升學率的表現會造成家長與學生心中評價學校的好壞而選擇就讀學校外，吾人更可以從學校間的競爭的行為，藉由產業經濟學（industrial economics）的角度來探討（陳正倉、林惠玲、陳忠榮、莊春發，2004）。過去在學校經營與管理上論及 SWOT 分析，以瞭解學校本文的優勢（strength）、弱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藉此來替學校擘畫願景藍圖，並分析策略，但 SWOT 分析只能幫助我們瞭解學校本身的利弊優劣與評估本身實力，對於學校之外的環境競爭威脅所產生的影響與機制，以及本身的競爭強度卻不是那麼有力。一、學校五力分析 M. E. Porter（1980: 4）認為欲瞭解一企業（industry）的產業結構、競爭強度與獲利能力，可藉由五力分析（5 Forces Analysis），其中有四種力量：來自消費者的議價能力（buyers: bargaining power of buyers）、來自供應商的議價能力（suppliers: 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來自潛在進入者的威脅（potential entrants: threat of new entrants）和來自替代品的威脅（substitutes: Threat of substitute products or services），此四種力量產生出企業的第五個力量：來自現有競爭者競爭強度（intensity of rivalry among existing firms），一企業現有競爭者間競爭強度愈低，表示該企業在一般大眾心目中的喜好愈高，市場佔有率有強。一旦此競爭強度過高，則將造成廠商愈無法提高價格、以獲取利潤，亦即若廠商想要提高利潤，就要設法減低同業競爭程度。 32.